作者龙兴春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24日环球网。

最近，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印度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的BBB-，穆迪将印度评级下调至Baa3，这样包括标普在内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目前给印度的评级都只比垃圾级高一级，而且在未来还有跌入垃圾级的风险。根据惠誉的评估，印度经济今年可能出现5%的负增长。印度处在新冠疫情爆发式增长阶段，却宣布“解封”，可见经济已经难以为继。

疫情确实给印度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经济的低迷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疫情，它只是进一步暴露了经济的脆弱性。2014年莫迪上台后，高举经济发展的旗帜，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世界各地招商引资，力推“印度制造”，国际社会对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充满期待。6年过去，莫迪虽然在税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但印度经济增长率大多维持6%-7%的水平，没有比前任曼莫汗·辛格政府时期更高，个别年份甚至更低。因为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硬条件及软环境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印度还不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

首先，导致印度经济发展缓慢的硬条件没有改变。良好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虽然过去多届印度政府都强调发展基础设施，但未见大的进展。印度火车的运行速度大多没有超过80公里每小时;大城市停电是常见的现象。高速公路只有1000公里左右。莫迪上台后力推的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高速铁路，开工三年多，还没有看到一根铁轨。虽然充足的廉价年轻劳动力被认为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优势，但是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中，受过基本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极少，企业很多时候难以招到合适的工人。

其次，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没有做到“经济优先”。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快速增长，必须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和资源，把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用中国的经验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如，印度现在每年军费开支600多亿美元，约占GDP的3%，高于世界平均2%的水平，如果“忍一忍”降到2%，可以节省200亿美元，不但每年可多修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还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些钱通过购买武器为美俄等国的经济增长做了贡献。

印度常常因政治而牺牲经济。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主要是经济强国的外交政策选项，结果却被印度频繁使用。本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和产能使用，可以以高效低成本建设基础设施，助力“印度制造”，印度却以政治和安全理由限制中国投资。最近，由于中印边境冲突，印度社会再次出现抵制中国货的浪潮，马哈拉斯特拉邦政府甚至取消了两家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投资，有些印度国有企业取消从中国采购设备的合同。他们不懂得“政冷”的同时也可以“经热”，这种非理性做法破坏了印度投资的软环境，让其它国家企业也不敢大胆投资印度。

最后，印度政府无法平衡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发展不平衡的后进国家要加快发展，必须要集中资源于一些重点产业和条件较好地区，平衡多方利益。但是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能力无法做到这一点。以RCEP为例，加入RCEP有助于印度融入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有助于亚洲其他国家相对过剩的产业向印度转移，但由于一些财团和地方政府的反对，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退出RCEP谈判。开放零售业，有助于增加印度消费者福利，提高本土零售业的长远竞争力，但在印度本土零售业者的反对之下，已经开放的决定又不得不撤回。

印度社会没有做好融入世界经济的思想准备。在全球化时代，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融入世界，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但印度社会却对开放持戒备心态。对于引进外资，印度是“欲迎还拒”，在大力宣扬吸引外资同时，又设置重重障碍。印度社会缺乏合作共赢的思想，对外商在本国赢利存在不健康心理，觉得外国人占了印度的便宜，千方百计增加外资企业的税费，让外资企业普遍感到在印度生意难做。降低关税，促进贸易便利化，实际上有助于印度参与国际分工。印度本想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企业，结果却是让印度企业缺失国际竞争力。

要想把潜力变成现实，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印度需要有一次脱胎换骨的“解放思想”运动，让古老的印度社会实现根本性变革。但现在看来，不管是莫迪，还是其他任何印度政党和领导人恐怕都难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