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30日观察者网。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学者马丁·雅克研究中国很多年了，他一直以来向读者们宣扬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民族国家，中国的主要特征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来自于19世纪才刚刚成型的民族国家。西方一直试图用西方的方式来理解中国，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虽然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相似和共同之处，但从根本上讲，中国与西方大不相同。过去不同，现在仍然不同，今后也永远不同。在最近的一次视频演讲中他再一次重申，“我要说这是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中国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

马丁·雅克的正确性，主要体现在他与西方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之间的割席和对立。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学派坚持认为国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通过权力追逐最大利益的行为体，而国际体系也不是什么别的，就是一群国家行为体在一个固定的内在结构中的集合。就像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几个教条，主流国际关系学也坚持用权力行为、自利动机、群体结构、无政府状态这几个基本假设来界定自身，不容忍有可能颠覆掉整个体系的其他假设，例如关于某些国家不是nation-state（民族国家）而是civilization-state（文明国家）的假设。

所以，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出现，专用于描述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等这样一些必须通过其自身连续历史和独特文化来理解、不能简单混同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特殊国家之后，马丁·雅克等人就一直使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崛起，并大力反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那种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的理论路径。

但是，一二十年过去了，同意这一区分并尝试通过文明这一概念来再造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西方学者并不多，马丁·雅克等人的学术影响并不大。

西方学者整体上的失败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面对中国的高速崛起，一方面，西方学者在如何理解这一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时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在整体上却失去了过去在西方高速崛起时期的那种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能力，陷入了一种茫然失措和左支右绌的状态。

于是人们看到，固守在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中的这一部分人，继续拒绝承认中国和平崛起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继续将中国视为一个新兴的西方式霸权国家，继续按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假定推演中国崛起对于既定世界秩序的冲击。典型的代表人物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的“铁笼子”论、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论等，最后的推论都是“中美必有一战”。另外也包括诸如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这种流氓政客们胡编乱造的昏话，如一口咬定今日中国就是前苏联的翻版，然后将中美关系硬塞进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冷战那种对抗格局当中。

而认为有必要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引入文明因素的这一部分人，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在理解中国崛起现象时，必须要承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严重不适用，有必要在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两者之间做出区别，并致力于发展出关于文明国家的系统性理论。由于这一个理论研究方向主要是因应中国的崛起这个重大问题，所以广义上包括承认中华文明特殊性、将中国与西方国家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的各种解释理论，其中除了马丁·雅克等人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方式不断重复的civilization-state和中国是其文明的产物等论述，也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和连续性的相关理论，以及诸如戴维·戈德曼等时政评论家反复强调需要考虑中国有着5000年连续历史、不能简单类比于前苏联或日本这样一些非主流观点。

但是，很难说这一个研究方向就代表了正确。实际上，当马丁·雅克在试图对中华文明进行解释和说明时，基本概念和逻辑并不清晰，在他最近的这次演讲中，孔子的学说、“关系”文化、汉语汉字、中华美食等都被毫无联系地混在一起代表中华文明传统的特殊性，而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认为中华文明更优越而中国历史上又没有扩张主义传统时，却又语焉不详，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别，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至于那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发展出“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塑”相关理论的塞缪尔·亨廷顿，在做出了“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向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惊人断言之后，却也没有开出什么新局面，在分析“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时，也还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在分析民族国家之间冲突时的老套路。在他当时所预言的2010年的世界中，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不断的“自我伸张”，终于壮大成为了“东亚和东南亚的支配力量”，给世界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开始“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于是一场肇端于南中国海中美军事冲突随后迅速蔓延到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

亨廷顿没敢沿着核战争的方向推演下去，因为他的书名叫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文明的结束。但是即使假定所有参战国都只使用常规武器，这样一场混战下来，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他写道，“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实力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亨廷顿，1996年）

而中国在这个预测模型中，其实也还是被当作了一个典型的新兴霸权，虽然换上了“中华文明”的新瓶子，里面却还是西方式“国强必霸”的老酒。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明5000年的论述，并没有发展出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得出多少有意义的结论。在理论上既没有形成基本概念，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理解框架。说来说去，还是没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崛起，为什么中国可以如其所承诺的那样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关于中华文明的论述

近年来，中国方面用于说明中国和中华文明自身的话语开始大量出现。官方的正式表述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七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习近平，2018年1月）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习近平，2019年5月）

“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2020年9月）

这些中国话语的出现，为理解历史上的中华文明5000年和当下的中国崛起，开辟出一条新的理论路径。

这些话语告诉世界：

第一，当代中国的崛起并非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事件，也并非近代世界历史中的大国兴衰事件，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放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运动中来理解的巨大事件；

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并非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历史所决定的，也并非近代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历史所决定的，归根结底也还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无论这些话语在翻译成外文时外人如何解读，外人是否理解，中国方面关于中华文明的问题，已经解释的相当透彻。

首先要看到，这里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事实：英文的civilization这个词与汉语中的文明这个词，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英文表示文明的civilization这个词，出现得很晚，最初是作为与蒙昧savagery和野蛮barbarism两个词相对的一个概念创造出来的，用于表示18世纪时欧洲城市中刚刚出现的那种整洁干净的、讲究礼貌的、轻松舒适的生活，以区别于过去那种肮脏的、粗野的、贫苦的乡下生活。

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于1767年发表了一个论文集，名字叫《文明社会的历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该书的主题就是：不仅个体从幼童长大为成人，物种群体也从粗野成长到文明。（Not only the individual advances from infancy to manhood, but the species itself from rudeness to civilization.）

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文明一词，从诞生伊始，就兼容于进化论的语境，天生隐含了“高级发展阶段”和“高等文化状态”这两重意思，前者与过去的历史相对，后者与其他文化相对。100年后，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将人类史前时期的进化按照“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分为了三个大的阶段。

但汉语中的文明一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起源。《周易》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语，《尚书》中也有“睿哲文明”的文字，说明这个词是与华夏族最古老的文献一起出现的，而且从诞生伊始，就兼容于天下观的语境，天生隐含了“天下文化”和“天下光明”的意思。唐初经学家孔颖达对《周易》、《尚书》中使用的“文明”分别作了两个注疏，一个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一个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对比一下这个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起源，可以发现，汉语中的文明一词，主要是指基于华夏族书写文字符号的精深文化出现之后，对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现象。意思是，华夏精深文化传播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在那里经纬天地、照临四方。魏晋时代的曹丕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个区别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当中国人使用汉语来讲自己的“中华文明”时，所指的东西并不与英文的civilization完全一样，由于汉语的“文明”早在英文civilization出现之前至少2500多年就开始使用了，而且是在一种“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梁启超，1901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使用的，当然也就主要是在原本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的含义上使用，而不是在18世纪西方的civilization的含义上使用，所以其中并不必然要包含进化论的含义，也并不必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间的高低优劣区别。

另一方面，当其他人使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在英文civilization的意思上谈论“中华文明”时，由于他们不大可能理解汉语“文明”一词的全部含义，所指的东西也必定不会与中国人所说的“中华文明”完全一样，因此而难以理解到其远远超出civilization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中国学者的使命

基于对于汉语文明这一概念的如此理解，才能真正明白中华文明5000年的世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的文明，也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事实上，一个必须通过与其他文明之间的高低优劣对比来界定的文明，注定不能承认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也注定无法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交流互鉴。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在其全部历史中都贯穿着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文明，一个数千年连续不中断的文明。而只有将全天下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视为文明本质的文明，才可能是一个“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才可能在每一次大的文明冲撞中实现自我维新并不断延续和发展。

为什么西方学者在理解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整体上是失败的？因为无论是把中国当作民族国家还是文明国家，其实从根本上并未脱离开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问题高度理论化、甚至抽象成带有类自然科学形式的理论，将国家抽象为类似于物理学当中的运动物体，和历史无关，只与物体的当前质量和运动方向有关......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西方民族国家崛起历史过程的产物，并且受到了同时期取得巨大成功的牛顿物理学理论强烈影响，因此，实际上只在高度西方化的世界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一旦发生了文明史尺度的历史巨变和世界秩序的重塑，这种理论注定是要过时的。

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却仍是固守在西方中心论立场上并沉迷于形而上学理论形式的这一批人，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国学者。这些人无论在理论上如何花样翻新，其新理论看起来如何具有学术性，却因为不能正视由于中国高速崛起而正在发生的时代巨变，实际上距离国际政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了，在理解中国方面也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这也就意味着，最终将文明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基本要素，并从中发展出避免文明冲突、展开文明平等交流和互鉴、通向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真正大有希望的学术努力，只能从基于中国思想、中国理论的中国话语中产生。

毕竟，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从原生文明连续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对于何为文明、文明的本质是什么、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平等交流和互鉴等重大问题，具有最深刻的理解，也能够给出最正确的解释。

这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笔者本人去年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和今年的《文扬论文明》40讲音频课程，都是受到这一使命的驱使而进行的一点个人努力，希望能够成为汇入到中华新时代思想大潮中的小小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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