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西方学术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克·斯奈德教授被公认最著名的大国战略学者。他的知名度并不仅仅在于，20年前他发现了一套"大国过度扩张"的理论，恰当地解释了大国兴衰的原因，更在于他还培养了一批日渐成大器的学生，包括上届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但是，他20年前的过度扩张理论并没有涉及中国崛起。日前，杰克·斯奈德在北京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对外拓展中的诸多问题和注意点。

　　中国和平发展会转变为领土扩张吗？

　　王文：在您的代表作《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一书，第一次提到了"大国过度扩张会导致衰弱"的理念，不过，那是将近20年前的著作了，当时您只提到了苏联、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却没有涉及中国。现在，中国"走出去"的势头也非常猛。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否也处在"大国的过度扩张"中呢？

　　斯奈德：我书中提到的"过度扩张"概念，是指使用政治或军事手段进行对外扩张时，成本超过了所能得到的收益。军事扩张越厉害，成本就越大。对新兴国家来说，聪明的战略是采用适度的扩张政策。中国的政策是先发展经济，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发展相对来滞后一些，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也比较温和。中国崛起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而不是扩张领土。这种政策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至今为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现在的确有人担心中国的扩张。中国在非洲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并利用这种影响力来获取资源，有时人们质疑，为什么要用政治影响力来获取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东西，买别人卖的东西就可以。但无论如何，中国离过度扩张还很远。

　　王文：尽管您这么说，但是，更多西方学者依然中国未来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揣测中国海军的发展。

　　斯奈德：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任何思考的人都会这样想。一个国家现在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并不意味着它将来也会会这样。一个国家经济上变得更强大时，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持和平观点的领导人可能会失去权力，而有野心的保守派可能会取得权力，这样很可能会有发展更强大军力的趋势。无须置疑，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军力，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将如何使用军力。要消除这种猜疑，中国至少要考虑两点。第一，如何将军力转化为维和、介入人道主义危机、打击海盗等各种国际和平用途，这样国际社会才会慢慢减少对中国的担心；其次是中国国内政治如何变化。中国未来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不是稳定，比如说，是否有一个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农民进城问题怎么解决、中国未来的国家利益会有什么变化，等等。这些国内政治结构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人们期望中国不仅有温和的对外政策，更应该有一个温和的政治体系。如果能在这两点上做好，中国的军力发展就一定是和平的。

　　为什么西方不信任中国

　　王文：其实您说的两点，中国政府一直在做。我倒是觉得，现在的根子在于，西方世界似乎似乎总是不信任中国。您怎么看呢？

　　斯奈德：西方对中国当今的领导层有相当程度的信任。中国领导层中的精英分子很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西方人担心的是，中国当前政权在社会中的合法性，是不是能继续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一旦出现意外，中国现行的政策就可能转向，大众的怨恨可能会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温和政策是基于一个温和的社会环境之中的，我们觉得，中国的精英阶层是平和的，但不确定的是，他们是否能通过管理，使整个社会情绪变得温和。

　　王文：刚才您提到中国离过度扩张还差很远，让我想到您《帝国的迷思》一书的一个遗漏，就是您只提出了过度对外扩张的理念，却没有更细致的分析一个大国对外扩张的步骤。换句话说，中国现在不停地向外拓展，到底这种拓展处于怎样的阶段，可以在您书中所提的那些对外扩张失败的国家吸取哪些教训？

　　斯奈德：我认为，步骤不是问题的重点，关键在于国内经济是否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在国内经济发展巨大转变时，社会结构会发生转变，主导的社会思想也会变化。以上世纪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在20年代的德国魏玛时期和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气氛都比较自由的，自由贸易也比较发达。那时德国是自由民主政体，几个比较温和的政党联合主导着德国政治，美国为德国一战的恢复提供了贷款。这使德国可以偿付英国和法国的一战赔款的，同时，还可以保证德国社会的福利。日本经济也与德国非常相似。日本有与美国广泛的自由贸易，当政者给予中产阶级和劳动者足够的权利。

　　但是，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两国的国内政治和主导性思想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外政策也急速转变。他们的精英集团认为，自由贸易不足以支持国内的发展，而是需要对资源和市场有直接的控制，所以，他们要征服一部份世界。日本需要征服满洲和华北，德国需要征服它周边的地区。所以说，经济的变化会让国内的政治联盟转向。不过，德日都建立起了一个远远超出自身支撑能力的大帝国，最终导致了失败。

　　一旦中国经济崩溃，中国会发动一场战争吗？

　　王文：中国现在同样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且物价上升幅度很大。如果根据您的逻辑，岂不是一旦中国经济崩溃，也会发动一场战争？

　　斯奈德：这种情况在今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今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比以前更制度化，有更好的管理体系，具有一定弹性、韧性和稳定性，可以更好地应对危机。当前的国际体系已经从以前的国际体系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各国之间对经济政策有更多的协商。在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后，各国犯了很多错误，他们实行紧缩政策而没有今天这样的刺激计划，那些措施都让当年的危机变得更糟糕。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多的改善。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体系也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更强，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很好，已经全面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中国可以通过参与这个体系和与其他国家合作得到的更多，所以，中国会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支持者。

　　另外，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支撑对外扩张，中国难以找到同盟来对抗其它强国。日本过去得以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追随希特勒德国，但是中国难以找到这样的盟友。

　　王文：这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关系，有点像俾斯麦当政时的德国以及1970年代的苏联。您觉得这有可比性吗？

　　斯奈德：中国不是1970年代的苏联。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具有很强的活力，而苏联因为体制的局限，当时已经走到了尽头。两者之间不具有什么可比性。相比之下，把中国比作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的人更多一些。我认为，中国也不是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不过，中国也可以借那个时期的德国来反思一下，这对中国应对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有利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部分根源于国内民族主义的呼应。民族主义是中国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民族主义成了表达意见的一种工具。这有时会让政府为难，一方面，政府需要民族主义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有些民族主义者可能认为，政府在推进国家利益方面做的还不够。在当年的德国，曾出现过"卡特尔化"垄断集团，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诉求使德国树立了过多的敌人，比如，海军使英国成为敌人，陆军让法国感到威胁，提高关税让俄国不满意，这种情况使德国的各个集团不得不过度倾于对外扩张。我不太了解中国的精英阶层情况，但是好象同样存在比较单一化的现象。我不知道中国的各个利益集团会怎样来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

　　王文：您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是可能中国国内的学者可能会反驳您。他们会说，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是历来是和平的。

　　斯奈德：我不是中国战略文化方面的专家，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专家是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他的观点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上是现实主义的，现在，美国大部分专家有都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也不是坏事，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权力进行理性权衡。在江忆恩的书中，他谈到，中国正在学会在国际社会合作，并正在利用各种国际制度实现利益。如果中国是通过合作的方式朝前走，那是西方所期望的。当然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是基于防御的进攻战略，比如60年前的朝鲜战争，就表明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

　　王文：您对中国的分析和展望很有逻辑性。但是，当前有一个现象是，过去几十年，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大判断似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中国崩溃论之类的。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怀疑西方学者的说法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斯奈德：西方学者以验证假设、并用模型的方式来验证过去，但能用模型验证过去就已经很难了，预测将来就更难了。学者对未来的研究的主要是提示各种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好，但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上做的不够好。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对中国的预测，对许多问题的预测都有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基本看法是，一定要把基于价值观的好恶与基于事实的分析要分开来看。（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来源：环球时报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