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惜"、"他是第一"、"50年来最伟大的学者"，在采访中，裴敏欣不断地用最好的词来表达对去年圣诞节前夜刚刚逝世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o亨廷顿的敬意。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美国顶尖高校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现在已在华盛顿担任了多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华人学者，明白该怎样客观、全面地评价某一政治学说。当年，他深受恩师亨廷顿器重，对其"文明冲突论"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在他看来，《文明的冲突》不是亨廷顿最好的著作，但是，无论亨廷顿多么受争议，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在许多问题上，亨廷顿都比任何人"看得早，看得透，看得清楚"。

　　亨廷顿是怎样一个人？

　　《环球时报》：能回忆一下当年上亨廷顿教授课的场景吗？

　　裴敏欣：压力很大，每周都要看几百页的英文资料。80年代初，我从中国到哈佛读博士时，已经29岁了，班上最小的只有21岁。自己过去又没有经历过正规的政治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训练，所以非常紧张。我记得在哈佛第一门课就是亨廷顿教授和普特南教授（著名政治学者）联合开的，教怎么学政治学。第一次给亨廷顿写论文，一晚上都做恶梦，生怕自己不及格。但最后得了A－，心才算慢慢踏实下来。

　　《环球时报》：以"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的亨廷顿教授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裴敏欣：非常大。当时，还没有"文明冲突"那篇文章。不过，他当时已经非常著名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亨廷顿教授是一个腼腆的人。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新生的一次野餐会上。当时我们还都买不起书，所以我就复印了整本书。我还大言不惭地说，"教授，我把你的书全复印了"，全然不知道那涉及到版权问题，在美国是不能复印，真是太傻了。亨廷顿只是微笑，什么都没说。后来，我买了两本，以弥补上次的过错。

　　当时，我虽然没有很强的学识背景，但上课非常积极，一个学期交6篇论文，5篇都是他批的。第二个学期再上他的课，他就和我说，敏欣，我请你做我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合办的一个研讨会的秘书。我太高兴了。因为秘书一般都是让得意门生去做的。更让我感动的是，我第一个小孩出生时，我家楼下有人悄悄送来了大兰花，我的房东说，那是亨廷顿教授和太太南茜送的礼物。当时，他正在写《第三波》那本书。他一般写完一本书，就会开一门新课，他知道我有小孩，生活紧张，就委任我当他的首席助教。因为首席助教的工资比一般助教要高一倍，于是，我的经济问题得到了解决。等到我博士论文完成，我听说，他还亲自给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编写信，说这个论文是自己好多年来少见的好论文，一定推荐出版。等我论文出版后，他又推荐成为研究生班的教材。我找工作时，他都是亲自打电话，向各个高校推荐。所以，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我在研究方法论上，受他影响也非常大。亨廷顿是世界最杰出的宏观政治学家，他不是利用很系统的数据库，而是利用宏观的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我的博士论文"中苏比较"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论。

　　《环球时报》：您觉得亨廷顿是怎样的一个人？

　　裴敏欣：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学者，性格不外露，看上去不像一个大学者，不太爱说话。在学术上，他可以算是一个全才。政治学有四个分支，即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耶鲁大学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曾评价，四个领域亨廷顿都有顶尖的代表作，都可以在任何一所大学拿到终身教职。这样的学者，别说整个美国，就是整个世界都没有。他的博士论文写作创了哈佛大学的最快纪录，6个月就完成了。他读本科花了3年，研究生只花了1年，在哈佛2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别人都要八九年。而在读博时，他就在世界最顶尖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些记录以前没有人做到过，以后也很难被人打破。《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公认的最经典、最好的著作，影响到了整个学科发展，是研究发展政治学的奠基石。

　　"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的败笔吗？

　　《环球时报》：但是，《文明的冲突》却是亨廷顿教授最著名的、最被争议的著述。

　　裴敏欣：《文明的冲突》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亨廷顿的著述。但是，从学术角度看，这不算最优秀。这是因为《文明的冲突》写的对象不一样。他不是写给学者看的，而是写给大众看的。事实上，后期他受争议的还有《我们是谁》一书，都是写给大众看。在他看来，写给学者看、学术性的著作，以前已写很多了。而学者们评价他人的著作，一般都是从学科、学术的角度来看。所以，他们认为，那并不是针对学科中最主要的问题。而亨廷顿想针对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中最影响美国政策的现实问题，即将来什么因素、怎么样来影响并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那就是文明价值。另一方面，为什么现在学院派学者对"文明冲突"不给很高的评价。因为学院派对学术研究越来越细，像这样宏观问题，很难做出什么研究，也很难学术检验。一般学院派学者对此不感兴趣。亨廷顿和别人不一样，专研究宏大问题。到了后期，他就觉得不必写给同行看了，结果反而影响了世界。

　　《环球时报》：有人说，这是美国国防部在冷战结束后委托亨廷顿教授的课题。

　　裴敏欣：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是谣言。在美国，我从来没听说过。亨廷顿在卡特总统时期曾经在政府任职过两年，但是，之后他就从来没有进入华盛顿政治圈。过去的20几年，虽然政府里有他许多学生，有不少官员也崇拜他，但他只是偶尔来华盛顿开个会，从不做政府顾问，也不参加任何政治委员会，和政府划分的非常清楚。为什么研究"文明冲突"，我非常清楚。亨廷顿治学有几个特点：一是反潮流。人家说一，他要说二。冷战结束初期，比较流行的理论是"历史终结论"，认为当时意识形态冲突停止了，现在民主胜利了。现在最流行的则是"民主和平论"。大学里不知道有多少学者都在用各种方法研究民主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亨廷顿则认为，这些完全是一派胡言，很有可能是经济越发展，越有可以发生动荡。

　　《环球时报》：那您认为，现在是"文明冲突论"应验了吗？

　　裴敏欣：很难说"文明冲突论"应验了。虽然许多人都这么认为，他是看准了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但是，"文明冲突论"中也讲到了中国，他就没讲准。当然，"911"事件以及后来的美国反恐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一定的巧合和偶然因素。

　　《环球时报》：亨廷顿教授晚年时，您有没有近距离接触，他有没有再修正他的"文明冲突论"？

　　裴敏欣：这就要谈到亨廷顿治学的第二个特点。他一般写了一本书后，就会把它忘掉。不会沾沾自喜地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他一般6－7年写一本书，完成后就写另外一本。我曾问过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写第二版？他说，旧问题就不要再去考虑了。写完就过去吧，新的课题更有意义。所以，你会发觉，他的著作再经典，也没有第二版。一年多前，我去医院看过他。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们也见面深谈过国际形势。当时，他关注的根本不是什么"文明冲突论"了。我们那个谈话是伊战，他是反对伊拉克战争。他的战略观完全是现实主义。他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很大战略错误。

　　《环球时报》：这与他谈到的"文明冲突论"会不会矛盾？

　　裴敏欣：并不矛盾。他不会让一个理论拘束自己的思想，而且"文明冲突论"里并没有讲到美国。他只是说文明的不同会导致国家间冲突，并并没有很详细具体地评论美国政策。他善于宏观上的描述，至于具体政策，那是人家的考虑的事情。

　　《环球时报》：2008年是"文明冲突论"发表15周年，现在美国国内对此学说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的现状是怎样的？奥巴马新政府内有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者吗？

　　裴敏欣：关心"文明冲突论"这件事情的都是美国精英，一般大众不知道。精英中普遍意见是，亨是第一个看出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冲突的学者。当然，也有人会批判，认为他把许多细节都还没有考虑进去。当然，其实总体看，文明冲突只是一个纯知识界关心的课题。美国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一直有新理论出来。这个课题早就已经过时了。在奥巴马新政府内，都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者，很难说"文明冲突"在政策界里有多少拥护者，或者说有多少人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政策的理论思想。

　　亨廷顿是最伟大的学者

　　《环球时报》：在"文明冲突论"前，亨廷顿教授过去的观点和著作大多被人认可了，那么，《文明的冲突》会不会在未来也会被人认可？

　　裴敏欣：这个很难说。亨廷顿写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他许多书最初都是一篇文章。比如，《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都是这样。一篇很短的文章把所有观点都说清楚了，如果有影响，再写书。亨廷顿教授有争议的地方很多，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研究的问题，第一，比别人早。人家没看到，他就看到了；第二他看得很透；第三他看得很清楚，来龙去脉，画龙点晴。他讲过之后，你就完全清楚了。现在美国学术界，真没有一个人能比的。"文明冲突论"的争论大多来自别人对他政策影响力的担心，以及有一些人的吹毛求疵，认为有一些细节他没有讲。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比人家讲得早，他比人家讲得透，讲得清楚。至少他有发明专利权，是第一个很系统地、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角度说明文明是国家家冲突的一个因素。他已成了学术思想中的经典著作，不管大学本科、研究生，50年之内，《文明的冲突》一定会被提到。事实上，有许多经典不一定正确，但非常重要，你还要学，比如，弗洛尹德的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很重要，你必须学。

　　《环球时报》：亨廷顿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一书中，提出了少数族裔会改变美国传统特性的问题。2008年，奥巴马又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亨廷顿先生的观点是否会影响到美国日后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中国的冲击他是怎么看的？

　　裴敏欣：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他的理论并不是说要颠覆美国国内政治现状，而恰恰正反映了他的担忧。他的妻子是亚美尼亚人，他许多学生都来自第三世界的，南韩、巴西、墨西哥、印度都有，亨廷顿对他们都非常好。他的一个理论是，西方的文化很独特，多元文化必然与西方文化有一些摩擦。对中国，亨廷顿一直是比较担心的。他是一个战略现实主义者。他最关注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对美国的挑战。这点，他毫不掩盖。当然，在美国国内，凡是以战略现实主义看问题的，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挑战。不同的只是，自由主义者认为，虽然中国是挑战，但可以被化解。还有一些温和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挑战是可以被管理的。亨廷顿他并没有说中美必然会冲突，只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冲击，要远远超过伊拉克。现在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挑战，中国一定是前三位的。

　　《环球时报》：如果可以概述的话，您怎样总结亨廷顿的一生？

　　裴敏欣：不得了的一生。现代政治学的过去50年中，亨廷顿是最伟大的学者。相比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策界战略家，亨廷顿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他有点金术，每碰一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书就成经典了。这实在是不得了。《文明的冲突》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至于后来的争议，以及那些争议被"政治化"了的影响，他自己是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看来，有一些批判提出的质疑，是莫名其妙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