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前海金融城邮报”微信客户端

 

 

　　1月27日，2016中国·深圳T20前海国际金融论坛于深圳五洲宾馆隆重开幕，为期两天的活动将围绕多个领域进行，前海传媒为你带来现场直播。

　　2016年9月初，中国将在杭州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此之前，三家官方授权的中国智库将共同举办9场配套活动与之呼应。T20作为G20重要外围会议，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考的重要平台。2016年第一场选择在深圳，开谈全球金融治理与创新。此后将在上海、秘鲁、华盛顿等多地举行后续会议。

　　现场图片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发言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发言

　　张宇燕致辞：2016年是中国作为G20主席国的一年，是债务积累最高的一年，全球债务与GDP比重达到280%。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成为学者关注焦点，跟朋友说两句话题就转到中国，比如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汇率变化等。

　　选择深圳召开，让大家了解深圳，深圳是中国现代化结构化调整的窗口，深圳代表中国未来发展。去华为参观，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不实地考察，仅看统计数字很难了解深圳和中国发展。

　　塞尔维亚Vuk Jeremic：我经常来深圳，每次来都觉得荣幸。上周达沃斯，全世界碰到巨大困难，普遍认为2016年将会是最困难的一年。过去十年很多国家碰到问题，例如战乱。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因为气候变化，各国不平等，投资风险疾病互联网犯罪恐怖主义种族宗教争端欧洲巨大难民潮。很多国家觉得未来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各国应公平和共同承担责任才能解决问题。前不久刚达成两个成就分别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成功。

　　G20应和联合国合作。2012年我上任后任何一项决议没有提到G20，因为后者是排他性组织，我上任后联合国与G20互动常态化。67届联合国大会强调G20透明性和合作性。今天G20主要议题是促进经济复苏，对金融和贸易做出快速反应。

　　T20是新思想智库。

　　进入公开论坛环节，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与改革议题

 

　　根本阳一现场发言

　　根本阳一：亚太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但也是机遇。首先东盟+中日韩区域政府要增加金融安排。2009协议结成MOU（音），2011年建立起该智库，总部在新加坡。目前建立起安全网，强调跟其他国际组织合作。金融体系治理的变化也变提出来。强调多边安全网。

　　我们体系还没有共同秘书处，由每年度轮值主席国承担，还应有自己专家，对跟东盟和清迈倡议有见解的专家。如何协调欧盟和清迈倡议？

　　欧盟仍要与IMF或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协调，才能恢复人们对危机解决的信心，但现在协调不够。

　　我所在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5年前成立时就希望有更大成就，需要准确数据，建议成员国数据交流。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 Paola Subacchi

　　Paola Subacchi：08年中国抛出4万亿刺激计划。人民币当时紧盯美元，至今能握有大量美元外汇。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需要新的布雷顿体系，但改革不容易。

　　人民币走到关键时机，09年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启动。去年11月人民币入IMF SDR篮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成为系统重要性的国家。系统重要性国家也要管理好溢出效应通过国际收支改革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周小川想改变美元主导，但美元主导体系也作出了贡献。

　　中国愿意放弃稳定性拥抱灵活性，但人民币并没有百分之百灵活性。人民币又想放开资本，又想维持管制，又想维持独立的货币体系，是三重矛盾。中国应该明确到底想要什么，用市场听的懂的话去讲清楚，停止对市场的干预。

　　中国不能自认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币是发展中国家货币，要明确下一步怎么走。目前不止外国，中国内部也很困惑。

　　另外只要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人民币就很难国际化，参考德国和日本的例子。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Adam Posen

　　Adam Posen：我主要谈G20作用和国际金融体系如何进一步前进。

　　政治角度来讲，人民币入了SDR篮子，有人认为重要，有人认为不重要。我觉得是个机会，几年前只是政策决策者关注，现在学术界也关注资本流动性。现在某些国家资本流动特别巨大，IMF也愿意协调，达成一致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因此要给IFSB施压，减少资本流动。

　　建议首先建立区域性的亚太经济安全网，中国要承担责任就美国对墨西哥承担责任一样。但中国的自我保护不灵，虽坐拥大量外储，但过去一年浪费了大量外储，因此也建议建立多边保护安全网。

　　我跟Paola有不同观点。储备货币能为很多国家获得，但在货币战争中以本币发债，然后在危机中利用本币减少外币流出。但要强调共同负担。过去几个月中国政府表现很有责任，没有快速贬值人民币。

　　08-11年人民币升值，能否制度化，让外界了解中国的责任心和慷慨，答案是肯定的。人民币提款权对其他货币没有形成干涉。G20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希望中国担任主席国能够带来实际利益。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余永定

　　余永定：第一条路是清迈协定建立共同基金，共同抵御货币波动。区域金融合作不成功，清迈协议应该为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韩国当时就需要支持，求助于美国提供不能货币互换度过危机。区域合作却没有发挥作用。

　　第二条出路周小川行长希望用SDR作为超主权货币代替美元。但较难实现，首先中国不愿找麻烦，只欢迎跟着走，法国希望把中国推到前台。但中国消极，外交部还声明那只是周小川一己之词。美国只考虑自己，于是转到第三条路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改革难以推动，我们就走自己路。中国最终是能够和应该实现的，但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漫长。必须满足多种条件例如灵活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处于低潮，日本就是案例。

　　我认为三条路都不要放弃，但都不要抱以太高期望。提国际货币改革现在不是好时机，但另一方面对G20是好时机，因为市场对人民币贬值很担心，我对人民币稳定和如何稳定存疑。

　　最近有两个说法，一是拉加德说用外汇储备干预不是好办法，（某日本学者）则说中国可以实现资本管制。拉加德暗示人民币可以贬值，后者说法对中日有利，资本管制贬值没必要了。

　　贬值重要原因是中国反复找错，股市干预非常失败，汇率处理上也是，中国政治很少犯错，但在国际市场上挫败不少，外界对经过信心削弱。中国经济放缓见不了底，处于通货收缩恶性循环，我建议再一次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比08年谨慎些，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为基础设施融资，压低利息率，要实现扩张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必须要有灵活货币制度。这就要美国尽快生息。

 

　　Rakesh mohan

　　Rakesh Mohan：（主题是呼吁美国不要阻碍IMF改革，同时提高自己的作用）我谈IMF治理话题美国国会批准拖延这一议题说明发达经济体推进改革有阻力，但改革还是他们主导。美国2015年11月才通过，其实5家年就该通过。美国在IMF配额占17%，有很大否决权。金砖五国银行和清迈倡议等制度安排都在改变货币制度的框架。未来会减少欧洲国家配额增加亚洲国家配额。

　　美元依然很重要，人民币将会越来越重要，新兴经济体增长显著但软实力不足。二战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新兴经济体从2000年占比40%到2020年60%。

　　2008年金融危机中心是欧洲和美国，新兴经济体表现比发达经济体更好，中国印度等发展很快，现在占比更多。金融全球化不可能逆转，08年危机经济复苏后，其他危机仍可能发生。08年之后发达国家都实行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宽松政策，零利率。我们看到资本外流，包括中国，从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外流。现在要考量IMF架构还有全球治理问题，随着经济体个体和总体增长，平衡国际收支需要大量资源。葡萄牙希腊需要大量救市资源。像清迈倡议，欧洲稳定机制都很重要。如果没有区域合作，国际如何应对。现在讨论IMF配额重新分配已经晚了，2015年就应该讨论，就配额第四次重新审查被推迟，引发动荡。

　　中国在IMF（记者理解是配额）的资源要提高三倍，治理机构更加包容。

　　欧洲配额占比太高，占三分之一但其GDP占比在下降。世界经济治理处在十字路口，更加具有互联性。现在贸易安排更多，资本账户更开放，有利于解决困境。美国GDP占比与其在IMF中配额不成比例。

　　配额分配要让金砖五国有更大代表性，同时也反映美国的领导地位。

 

俄罗斯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学术部主任 Sergey Drobyshevsky

　　Sergey Drobyshesky：第一08年危机是结构性危机，第二极大影响了大家对经济的看法，以前现代经济如何运转很好理解。但现在不在掌握经济增长原理，危机发生证明了知识的局限性。之前结构性危机尽管也波及多国，但08年危机则横扫全球，几小时之内就传导到他国。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问题，并很快蔓延，所以任何国家都要准备好，做好政策协调。

　　经济危机快速波及到其他国家，中印等金砖五国都不能幸免，现在各国都承认最大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重要组成部分，新兴经济体仍然有巨大潜力，尤其在其国内市场。

　　货币体系和机构如何改革？我想不是改进的问题，而是如何能使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轨道，IMF和世界银行是解决难题的工具。这些机构应该适应未来10-20年发展，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把重心放到此上。

　　现在整个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国际政策的协调解决不了这一难题，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和机构必须改革，必须有多种储备货币，单边主义不再适用。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过？首先强调新兴经济体代表性，应对强调IMF更好的管理，还有所有国际组织的发展，包括世行，金砖五国发展银行等，区域组织和贸易组织的建立对WTO的运作提供支持。

 

 

法国国际信息前景研究中心副主任 Christophe Destais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CIGI）Alex He

　　Alex He：我有四个观点，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入SDR篮子都是好事，但人民币国际化，但汇率和资本管理上要改革，这一过程很漫长，并且是市场化改革。

　　8月11日汇率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央行要缩小在岸和离岸差距，但外界猜测是为拉动出口，暗示中国经济不妙。中国应该把行动意图明确告诉市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需中美等大国加强沟通，也就是互相妥协。比如中国建立亚投行，会和已有金融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IMF组织的22项改革议程，中国和其他成员国有理由要求美国通过议案，但也许还有替代方案。

　　中国政府始终指责奥巴马做的不够，没有努力游说国会通过议案。其实奥巴马已经做了，但政治制度决定了认识的偏差。

　　习马会达成妥协，美国不反对亚投行，因其是国际金融体系重要补充。

　　G20是中国完美的平台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和金融改革。第二中国似乎是把亚投行当成一带一路的另一个机制，要想把亚投行建成高水准银行，应该把其跟一带一路区别对待。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研究员Sainsbury Tristram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提问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主任YOCHI NEMOTO回答观众问题

 

 

集体合影

　　-下午活动继续进行-

　　公开论坛环节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合作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张文才

　　张文才：谈新的多边开发银行的出现、角色、AIB。亚洲开发银行在推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亚太地区还遇到减贫、环境问题、气候灾害、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治理能力等等问题，方方面面都有很多工作，亚开行要考虑2030年能做什么。

　　亚行要考虑如何采取新的举措，进行创新，找到新的重点领域，应对亚太地区新的需求。多边银行可以成为有诚信的中介，促进讨论。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对亚行来说，必须调整，必须改革，已经制定了2030年的战略。亚行我们总是试图效率更好一些，更高更快更强，动用更多的资源，与其他的资源组合起来，具有很大的放贷能力。亚行内部做了很多改革，进一步提高效率，目前已经初见成果。

　　现在融资需求这么大，能容下亚行，也能容下别的（比如亚投行）。亚行与亚投行会有竞争，也会有互补性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良性。我们会联合投资，我已经打电话联系亚投行的同事，决定对某些项目进行联合投资。亚行、亚投行会是伙伴的关系、合作的关系，也会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别与区域执行总裁 Mattia Romani

 

　　Mattia Romani：去年9月份，世界领导人开会，制定了新的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关注的发展中国家。而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关注社会方面的效益，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关注包容性的增长，气候变化，也同时考虑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欧洲开发银行类似，给新的项目提供融资。

　　那么对于目标的实现，资源来自什么地方？我们要寻找资金，同时关注中长期目标，同时扮演反经济周期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现在提出新的目标，还要应对新的挑战，提升新的目标。1能动性，能更好回应客户需求.2充分利用整个体系、知识.利用其他机构的经验，强调合作。3发挥私营部门金融的力量，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是1万亿，其中10%是多变开发行可以来满足的。其他要调动私营部门的力量。但项目要有足够吸引力。包括g20项目，也要强调私营部门融资，要深挖当地金融市场。

　　同时，要对私营部门进行补助，保证私营部门是可持续性的。同时要提高效率方面的投资，保证良好效果。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Michael Callaghan

　　Michael Callaghan：亚投行新机构设立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代表开发重点的转移，由发达国家主导转为多边主导，会引起竞争和对旧机制的补充。中国要确保亚投行是一个多边的机制，必须要放弃主导亚投行的梦想，在保障机构、透明度满足多边金融开发机构的标准。已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已经很难快速的改革。 新机构将扮演提高效率的催化剂。

　　新的多边区域银行成立了，应该和已有的开发银行进行协作，协作的领域广阔。此外也可提供非开发性、非优惠的贷款，贷款给中等收入的国家。并且扩大原有的资本金的规模。

　　亚投行听取各种建议，动员各国私人投资。民间资本，提高能力建设，提高各国建设。亚投行帮助各个国家交流基础设施的经验，鼓励跟其他银行相辅相成。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乔依德

　　乔依德：从基础设施投资的角度分析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的影响。新兴多边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起作用，从而推动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新兴多边金融机构将1.填补目前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资金不足，有利于补充资金的缺口。2.新兴开发的机构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的经验。3.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张礼卿

　　张礼卿：为什么需要新型金融开发机构？开发型融资机构可以很好的缓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短缺。新兴市场是对现有体制的主导。新兴市场的需求非常之大，未来几年投资需求1.8-2.3万亿美元。需求额高达7-8万亿。

　　中国的支线机场数量仅仅是美国的800分之一，非常短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满足主要靠政府投资、私人部门投资、双边贷款、现有多边金融发展机构等来源。这些都不足以满足需要。多边发展融资机构是对上述投资需求缺口的很好支持。

　　未来面临的挑战：

　　1、如何获得国际资本市场认可 扩大资本来源；

　　2、合理的金融结构，合格的管理层；

　　3、如何形成一套符合理念的信贷体系和原则；

　　4、如何获得更大范围购价的参与。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 Renato Baumann

　　Renato Baumann：全球有几十家开发行，多数都专注某些领域，资源流向发达国家。BRICS Bank+AIIB 目前还很小，是现存多边开发银行资金的1/3，还属于草创阶段。预计在10年内，AIIB的投资组合能力大概是700-900亿美元之间。如下图：

 

　　公开论坛环节三：前海议题

 

　前海管理局副局长何子军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王文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林凡

　　资本市场国际化刚刚起步。深港通完成内部技术和规则的准备，深港通的启动列入证监会2016年的工作，相信2016年深港通可能即将启动，并且将进行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开放。此外深交所还进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基金互认、打造前海跨境交易平台等国际化起步工作。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 陆军

　　前海是独特的区域，是连接在岸和离岸，国际和国内的节点。前海建设非常快。类金融机构引入数量也非常快，前海要注重引进机构，比如说资信评级机构等，同时注重类金融企业的风险监管，研究相关办法指引，通过年审等技术手段对它们进行预警和指引。

　　前海管理局局长助理、深圳市前海金控董事长 李强

　　前海6万家企业有一半是金融和类金融企业，过去三年数字不断在增长，比例却没什么变化。尽管金融产业不在前海产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上，金融企业在前海聚集不是引导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顺应发展趋势，前海金控近期与汇丰、东亚、恒生等香港银行进行了股权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并且以个案试点reits，完美诠释试验田的作用。

　　陆军回答提问

　　前海的最大特点是毗邻香港。改革开放中广东先行一步最重要是因为毗邻港澳。90年做过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研究，广东改革开放最重要是旁边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提供资金、技术、产业转移。前海既不是离岸中心，也不是在岸的离岸中心，而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打通的结点。金融业发展领先于实体经济，前海未来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回答提问市称：

　　国际化发展是深交所下一个五年的重要抓手。深港通在积极筹备过程中，最后还需经过监管高层批准。深港通连接是一个突破口，筹备过程与国际投资者进行沟通。深港通是一个突破口，香港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投资深圳证券市场的机会。深交所以这个突破口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合作与交流，技术系统的准备上互通互联上的安排是非常成熟的，通过深港通的突破，继续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和股权的交流，最后和这些地区形成互通互联互挂的安排。（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