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涛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2019年第3期《智库理论与实践》。

摘要：[目的/意义] 话语权博弈是国家间博弈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迫切需要与大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智库作为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要推动力量，研究如何提升其思想产品的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方法/过程] 本文首先阐明了智库在国际传播方面的重要性，并以智库英文网站建设为例对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进展和不足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未来智库国际化传播提出思考和建议。[结果/结论] 互联网+时代，智库国际传播需创新思想、革新技术，构建多元化平台和全球传播网络，增强话语传播力，追求国际传播的最大化和最优化配置。

关键词：智库建设 国际传播实践 话语权 传播网络

中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来，智库的国际化传播实践伴随着公共外交的繁荣，以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形式，通过中外智库之间的合作交流的深化逐渐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在传播效果上也对西方垄断的国际话语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力还存在很大差距，智库的创新意识和国际化传播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在利用新技术构建全球传播力的平台方面还存在短板，导致传播效率与传播效果的不理想，影响了中国智库国际化的进程和全球话语权的构建。

关于中国智库的对外传播，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此话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王文教授专著《伐谋》系统论述了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其中总结了对外传播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诸多经验。学者胡建在《中国智库的对外传播研究》一文中，阐述了对外传播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从智库体制等方面对中国智库提升对外传播能力进行了思考。学者相德宝、张文正的《新媒体时代全球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探析》一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进行研究。学者任福兵在《智库国际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一文中探讨了智库的国际化建设路径。学者李刚的《我国智库全球传播的七大“短板”》一文对我国智库在全球传播方面的短板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在总结以往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以中国智库外文网站传播为例，探讨在传播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契机，加强大众传播能力，推动中国智库传播的国际化进程。

1 智库国际传播的重要性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智库是思想崛起的支撑力量。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加快，各领域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都在加速，智库作为国家思想力量的贡献者，其影响力也不断拓展，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构建的重要力量。

1.1智库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关于国际传播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作用，早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1] ”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他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要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作用，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尽快摆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当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不可测因素明显增多，亟需新思维、新理论来应对复杂的全球问题，智库国际化发展之路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承载着艰巨的使命。

1.2国际传播能力是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

影响力是智库赖以生存的核心竞争力，国际传播能力从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度，是智库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TTCSP）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提出，为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智库传播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保证高质量研究的同时，确保能将研究成果及时传播给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 [3]。麦甘主导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也将智库的网络影响力列为重要评价指标，他认为，国际智库需要注重全球传播能力建设[4]。

从国内一些智库研究中心几年来连续发布的国内智库影响力报告看，尽管各年关于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指标都有所调整，但“国际影响力”一直是评价的一级指标。互联网时代，智库在国际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重视，智库网络影响力已成为衡量智库综合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5]。2016年，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与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还联合发布了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排行榜[6]。

1.3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是中国构建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中国逐渐走入国际体系中心区域，成为国际体系及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但由于文化差异及思想市场的不完善，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能力还相对较弱，中国理念不能充分为全球所理解和认同。智库不仅作为独创性、前瞻性新理论和新思想的生产者，还是国际传播的践行者，在对外传播中国理念、化解国外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误判、消除误解、引导国际舆论方面的作用越发凸显，并逐渐成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及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武器能够制胜，也取决于谁的故事能够取胜。”西方智库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每年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并通过多种方式累积和传播，形成了全球发达的思想市场和成熟的国际运作机制。美国一流智库在二战后更是炮制和发明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巧实力”等一大批流行于国际舆论界的政治概念，引导各国思想大讨论，主导国际话语的议程设置[7]。我国智库应借鉴这方面经验，致力于生产出融通中外、易为世界所接纳的思想产品，为打造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核心优势的全球话语体系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平台和技术手段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对思想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营销，为宣讲中国理念发出最强音，不断塑造我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 我国智库国际传播的实践进展

如果把传播看作是一个信息沟通或者分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3个要素和两对关系。3个要素是发送者、中介和接受者，两对关系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随着中国特色智库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智库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传播品牌，在构建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以及对中国思想进行全球传播上取得初步进展。在传播主体方面，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走上国际舞台。在传播内容方面，智库开始逐渐培养和塑造在全球设置议题的能力，并与全球话语习惯相对接，深化和创新研究成果。从传播渠道上说，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智库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多元化的交流平台和传播平台，逐步扩大全球受众的范围。

2.1传播主体的拓展

从传播的主体分析，近年来，一大批优秀的智库学者和专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这些“意见领袖型”人物是智库对外传播的重要主体，他们通过自己长期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研究，在中国理念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论基础。在智库间的相互交流中，他们能通过对传播信息的再整合和系统化分析，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向世界各国的精英层、学者及各界人士传播中国声音、解读中国思想、宣传中国形象。他们对中国道路及中国理念的系统阐述，保障了其他国家在获得关于我国的各项信息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不断“引进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运营机制，借用“外脑”来讲述中国故事。通过聘请国外前政要和专家到高校智库做研究员，以及吸纳外籍专家访学等多种灵活的方式，让外籍学者和专家更多地了解中国，认同我们的理念，并积极参与到宣讲中国故事的队伍中来，借外国友人之口来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国道路及理念的认同。

2.2传播方式的多元化

从传播的过程和工具分析，在国际化传播平台的构建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取得了初步进展。近年来，智库在不断谋求借助多样的国际平台发声的同时，主动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引导议题的设置，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导权，在国际舞台放大我们的“音量”。除学术交流外，各种交流平台不断涌现，借助公共外交、二轨外交的舞台，智库搭建起了国际大型会议、研讨会以及共同研究、共同发布研究报告等重要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努力构建以智库为中心的组织传播模式。

有些高校智库与国外智库深度融合，合建传播平台借力传播，如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合作设立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官网也作为布鲁金斯官网的二级网页进行展示，还有一些智库在国外设立一些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

2.3传播效果的逐步增强

从“放大音量”和“提升音质”入手，中国智库多措并举，在国际传播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与国际各类智库包括大学智库的合作非常多，双方合作召开的具体专业性论坛不计其数[8]。一些智库已经与国外的智库逐渐建立起关系网络和机制化交流平台，推动中外智库之间密切互动。

中国智库还加强了与国外媒体的互动，除智库学者在国外权威杂志和媒体发表高质量论文和评论文章，借助于境外媒体来影响境外受众外，中国智库还积极推动在热点和重大事件中与外媒的合作，努力实现中外媒体在某一问题上的共同发声。近年来，智库在国际上组织的各类对话会中，也有意识地利用外媒的力量来加强传播的效果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音量”。

3 我国智库国际传播实践的不足

中国智库国际传播虽获初步进展，但在传播模式上还是以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人际传播是其他传播的基础，任何传播模式都不能取代[9]。组织传播有利于将智库打造成为国际交流和舆论塑造的中心[10]，但与大众传播相比，两种传播方式无论从覆盖的范围和传播的效果上来说，还是相对较窄。当前，智库的运营模式和信息传播模式也随着科技发展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媒介的运用重新被定义，智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如何有效利用众多的新媒体形态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1基础的传播网站平台建设不足

网站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展现形式丰富多彩，并方便检索，可以迅速发布智库最新的专家观点和交流动态，展示自身的研究成果和整体实力，或者围绕特定议题组织开展专项研究。国际一流智库非常注重通过网站传播、推销其思想成果和产品，网站质量已成为智库传播实力最具象征意义的指标。对于全球民众来说，运营良好并符合其阅读习惯的外文网站已成为他们了解我国智库动态及思想成果的最直接的渠道[11]。

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例，官网是其日常智库内容传播、舆论影响的主要渠道[12]。两家网站都保持每日的滚动更新，日均更新量在5篇左右。根据2018年布鲁金斯学会年度报告发布的数据，其官网年度访问量（PV）为3,680万，月均306万[13]。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月均PV达到500万 ，其研讨活动的视频直播常被各大媒体转播，网络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提升。

国内智库外文网站的建设还远远不足，大多智库英文官网建设还不完善，有的网站总体设计排版混乱、结构散乱，图片不清、链接失效，受众体验比较差；有的甚至从“English”的入口点进去，内容全是中文；一些智库官网只是装点门面的“摆设”，建成后就置之一旁，没有进行日常管理。从网络传播涵盖的功能看，网站传播方式也比较单一，视频、音频等内容涉及很少。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9年3月发布《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报告，评选出国际影响力前20名的中国智库排行榜（见下表） ，Top 20中前几位大多是体制内专业研究机构，还包括部分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

表1 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第1-20名Table 1 China’s Top 20 most international influential think tanks

笔者对20家机构的英文网站建设情况和更新情况进行了查询，结果显示：国际影响力Top 20的智库中建有英文网站的智库占85%，还有15%的智库没有建设英文网站这一最基本的传播平台。从维护状况看，Top 20中只有15%的英文网站实现了每日更新，35%的智库每周有1～3次更新，其余几家都是一月以上或以年记才有更新，大体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影响力最强的20家智库的网站维护情况尚且如此，更遑论Top 20以外的智库，英文网站建设和维护情况不容乐观，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智库还比较封闭，影响力和国际传播竞争力远远不足。

图1 中国国际影响力Top 20智库英文网站维护情况

Figure 1 English websit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ink tanks sel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op 20

3.2对外传播的意识不足

西方智库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全球发达的思想市场和成熟的国际运作机制。一流智库在不断充足其思想产品的同时，建立了强大的传播体系。美国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说: “我们在推销思想上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钱一样多。 [8]”近年来，西方智库更是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等为代表的国际传播新生产力[16]，进行全方位的传播营销，造就了西方思想库强大的国际舆论主导优势。

随着中外智库交流合作的增强，中国智库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是与中国智库数量上的迅速发展相比，具有国际化思维与国际传播意识的智库发展相对较慢。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起步较早，影响力也较强的体制内智库，受传统机制的影响，在人员内部构成上大多以研究人员为主，一般不会设立专门人员进行传播，不重视国际传播平台的搭建，对于研究和传播并重的智库体制，其“瘸腿”发展的模式大大影响了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构建及持续的增强。

另一方面，体现思想性的研究产品是智库国际传播的主打特色，国际一流智库每年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并通过多种方式累积和传播。如建立特色数据库、研究成果库、机构知识库，在国际范围内提供数据服务[17]。而中国大多智库由于国际化意识不足，外文思想产品数量上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传播的需求。尤其是厚重性、系统性及前瞻性的英文研究报告及出版物等，数量还很少，理论研究还仅限于国内的循环和传播。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所说：“中国目前缺少一整套理论把自己说清楚。西方的对外宣传有很多理论在背后支撑，而且西方的整个体制和系统都在支撑外宣。中国的外宣缺少知识体系的支撑” [18]。因此，我国智库亟需加强对外传播的自觉，树立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和提高国际化的理论研究水平，参考和对接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用全球接受的方式讲透中国的发展理念。

3.3国际社交平台应用严重滞后

除了网站，国际社交媒体的布局非常重要。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用户广泛参与互动式的国际传播模式，其参与性、开放性、双向传播性、对话性改变了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如果说官方网站是为智库需求群体获取和查询信息资源提供的主要方式，那么智库以机构名义开通的社交平台则是为用户提供全面检索智库内容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与网站的作用相辅相成。利用社交平台，可加快智库成果信息传播的效率并反过来增强智库网站的影响力。

目前，我国智库在对内传播中，利用微信、微博等平台实现智库成果的共享和交流，很好地扩大了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在对外传播中，虽然我国智库数量众多，但是不善于利用全球社交网络将成果转化为影响全球舆论的资源。目前为止，我国只有少数几家智库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建立账号，也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影响力。对于大多数智库来说，社交平台的布局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当然，没有完善的外文网站的建设，全球社交平台的布局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4 对智库加强国际传播的思考和建议

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智库国际传播的内外部环境也逐渐发生变化，为智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机遇。在外部环境上，我国对外交流的增多和“一带一路”的蓬勃开展为我国话语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渠道，有利于智库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内部环境上，除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外，前期智库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努力也发挥了强大的公关作用，为今后智库对外传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智库应抓住机遇，顺应国际全媒体传播的大势，加快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4.1注重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创新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智库是思想崛起的支撑力量。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我国相关学术机构在全球问题及大国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积累和研究，智库可以以此为依托，将长期研究的一些学术积淀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增强战略服务功能，适度地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和全球容易理解的话语体系。

在研究实践中，智库一方面需注重涉全球关注问题上的议题设置，跟踪国际前沿话题，侧重为全球共同利益和大家普遍关心的议题贡献中国的智慧。还要善于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时间节点，在合适的时间节点上提出决策建言的预测、预判和预警。智库应充分利用独特的跨专业和跨领域优势，做出综合性的报告和研究。事实上，英文报告因其内容的系统性、创新型，以及对某一问题的深度剖析，在国际交往中一直深得国外专家的青睐。同时，报告有较强的思想性，容易得到国际性媒体的关注，深度、有建设性的研究报告能大大提高外媒对智库思想产品的转载几率，在国际舞台提高我们的音量。

另一方面，智库还应强调对研究话题的长期跟踪和系统化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和阐释，不断探索话语及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对外话语的体系。只有在自己系统理论的支撑下，智库才能够在国际同行交流中拥有构建话语的能力和对外传播中更好阐述自己故事的能力，才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更多的关注。同时，智库做好中国故事对外表述的话语体系转换也非常重要，需不断强化对研究成果的多语种转化实力，以多样化、全球民众易接受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做好国际表达。

4.2加强传播载体建设

在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即使智库生产出有质量的产品，但正如约瑟夫•奈所说：“丰富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 [19]，要让自己的产品为外界更多的人所关注，就要不断探索运用新技术拓展传播媒介，并对传播内容进行分层加工，通过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从而提升传播力。

中国智库对外传播中，首先应注重外文官网的建设，并根据全球用户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提供有针对性的设计界面和内容，外文网站不应是中文网站的直接翻译。网站在制作时应考虑到国外受众的习惯，通过清晰的板块设置，以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展示，以便于国外读者、专家及媒体获取并转载研究成果。网站还应注重完善搜索功能和互动功能，方便受众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通过网站平台的互动交流来收集舆情，增强受众粘度，从而引导网站的国际化建设和智库学者的国际化研究方向。并且，由于外文网站是面向境外发布的信息，在发布上应加强管理，应从受众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方面多加注意，避免出现负面的公共关系事件。

网站在内容更新上应加强策划，强化在全球关注问题上的议题设置，为全球受众提供紧扣热点的阅读体验。增加网站智库学者和专家的英文评论文章的发布量，对国际热点问题及时发声；及时传播国际交流活动动态；强化深度研究报告的编译和传播，通过内容和载体的建设，逐渐夯实对外话语传播网络的基础；除文字内容外，相关的图片以及可视化的视频等多样化传播手段也会提高受众的浏览体验。

保持国际交流繁荣的态势是网站内容来源及流量提升的重要保障。外文网站的流量大多是从谷歌等搜索引擎引流过来的，网站中频繁出现国外受众关注内容的关键词，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关注。因此国际交流动态活动在英文网站的更新，国外知名智库、机构、人员等在网站出现的频率，都能一定程度上发挥迂回吸引流量的作用，从而扩大网站的对外传播效果。

其次是信息定向投放平台的建设。智库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庞大的国际朋友圈，可利用邮件系统，将网站内容综合、筛选后定向推送到关注的人群；也可以将机构的长期跟踪话题和研究成果以周报形式实施订阅，培养固定的国外受众人群。这种精准传播是智库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可以有效提升智库的关注度，并维护朋友圈。

另外，手机的普及有利于读者实现“随身阅读、即时互动”，智库需充分运用这一工具，设计手机版外文网站，更加方便手机用户浏览。内容上可以将专业化内容与可读性、热点与观点有效融合，使之更好地适应手机用户“碎片化”“浅阅读”的需求。

4.3对外传播中注重打造包装明星研究员

人才是智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欧美智库的发展离不开其独特的人才开发和利用模式。智库在国际传播的运作中应注重人才的运用和包装。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智库“旋转门”，推动我国复合型、高质量的国际化学者和专家在国际舞台上阐述中国话语，给予更多的支持，鼓励他们“走出去”。另一方面，国外亲华的卸任官员或相关专家也是我国最好的代言人，智库应继续转变观念创新机制，让更多的外国精英参与到中国的智库建设中来。这些外籍专家往往是影响其所在国家外交决策的有效公众，他们结合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来反映中国观点，可以有效提升国外决策层及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度，消除国外公众对我国的误解和疑虑。另外这些国际友人的发声，还可以培养国外精英阶层对我国的亲近感，塑造其所在国对华友善的舆论环境。

在对外传播中，智库的外文网站等平台应注重对这些明星研究员的包装，充分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在多种传播媒介中强化对全球熟悉的智库专家和学者的宣传，突出他们的声音，从而形成平台和个人双向推动的正向效应，扩大传播的辐射能力，提升智库的全球传播效果。欧美的许多有名智库，网站最突出的元素是他们的研究员专栏及每位专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一些网站直接将最知名的研究员放在首页，以明星效应吸引更多的关注和点击。

4.4国际合作和对外传播相互推进

多样的国际合作平台是智库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场所，智库积极参与国际会议、论坛或在国际会议外围组织开展活动，能有效影响国际会议的议题设置，并能借助这些平台发声，传递智库思想。在对外传播中，我国智库应积极推动中外智库、民间组织及媒体之间的密切互动，搭建几方合作的长效性交流平台和机制，尤其是重视“以我为主”的组织与平台建设，为我国声音的国际传播打通机制化、常态化的合作通道。

与国外权威机构合作搭建的机制化平台，能大大提升我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精英界中形成一种我国智库值得信赖的认知，使智库的发声能在国际上产生更多的影响和共鸣，而且这些机制化平台中能聚集更多的国际资源，有利于我方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的构建。在我方平台上，研讨议题有更强的引导性，内容报道有更强的可控性，容易形成我方为主导的大众传播态势。这种传播的态势又会倒逼我国智库国际传播的发展，促使我国智库应用先进技术和媒介，完善网站和各类传播平台，更好地满足国际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实现国际平台建设和国际传播相互推进，共同发展。

另外，机制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有利于双方就某些议题上形成共识并推动深化研究，最终推动双方合作研究的进程。在一些重大的热点事件中，中外智库可以通过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及时反应并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深入对话，加强战略沟通，提出务实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形成智库的成果和报告，运用各自特定的渠道直达对方决策层，从而减少双方的误判，影响双方政府的决策。

4.5布局全球社交平台

完整的传播过程是在传播者追求传播效果、受众追求新闻满足的互动中进行的，这种效用互动是新闻传播产生稳定受众群体的保障。对于中国智库而言，要建立自己的全球传播体系，在国际社交平台的布局无法回避。当前，全球主要3大社交平台为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Facebook每天会新增25亿条的用户分享内容，Youtube平均每秒钟就会有一条长度在一小时以上的视频上传 [20]。根据2018年Facebook公布的日活跃用户数据，每日多达3亿人[21]。国外一流智库几年前就开始布局，“战略性使用这些新媒体平台，沟通信息和传播对关键政策事项的分析” [22]，形成以网站为中心，向社交媒体辐射的传播网络，从而将重要及直观的智库活动信息及专家观点实时向用户群体进行传送，使全球网络用户可以第一时间了解美国智库研究的前沿动态和成果。以这种平和的、看似“不露声色”的方式，美国智库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了美国的软实力[23]。

以影响力排名第1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Twitter账号为例，2010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开设Twitter 账号，截至2018年12月26日，共计发布信息 8.26万条，粉丝数达到35.2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1年3月建立Twitter账号，现已发文5.59万条，粉丝数达到26.7万。发文数是衡量账号活跃度的指标；粉丝数是一条信息能够到达的范围，代表了智库的信息传播力，从发文数和粉丝数来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都遥遥领先。2018年，布鲁金斯Twitter推送到1.28亿人，Facebook推送到8,800万人[14]，这成为其构建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保障。

图2 国外智库网络及社交平台传播

Figure 2 International top think tanks communication by websites and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

中国智库在完善官方外文网站建设的同时，应注重调动全球用户的参与度，通过全球社交媒体与全球公众对话和沟通，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智库的观点及研究成果，加大活跃度，并有意识地设置议程和议题，适时开展与全球网民的互动交流活动，表达智库观点，塑造智库形象，引导国际舆论，在传播和互动中加深受众对智库的印象，形成智库的品牌影响力。在社交平台的运行中，智库还应积极谋求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的互链，共享传播渠道和用户，充分借助合作平台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朋友圈，增加粉丝数量。

4.6中外媒体共振强化传播效果

基于外媒平台的直接发声，智库产品在全球的传播范围会更广，也会借助国外权威媒体的读者圈塑造受众对智库对外传播平台的信任度，产生更多的认同，从而使国外民众对中国的诉求有更清楚的认识。相对而言，智库发出的声音更加多元化，更注重事件发展的背后逻辑和前瞻，容易引发受众的思考，尤其是基于人类共同命运和全球问题的发声，如果结合国外的叙述习惯，能有效地增强全球受众的认同。

在与外媒的合作上，我国智库首先要加强对外媒的研究，对各家媒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他们的尺度和角度有更好的把握，有选择、有目标逐步推进在外媒上发声。智库在国际会议及国际上组织的各类对话会等活动中，还可以积极开展与外媒的合作，有意识地利用外媒的力量来加强传播的效果，努力实现中外媒体在某一问题上的共同发声，在全球舆论场形成压倒性优势，引导全球舆论的走向，掌握主导权。还可以利用与国外智库合作的机会，在智库同行的官媒及杂志等媒体上积极发声，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减少负面话题，传播于我国有利的声音。

未来智库应以更开放的心态以及足够的定力来加强与国外媒体的机制化交流，推动互访和各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外媒对我国的了解、关注和认同，从而寻求在全球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上能协调立场、客观有据发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进展中，智库不仅要加强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也是智库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一环。

总之，智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应不断推动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相配合，一方面智库应不断创新思想，形成更多的拳头产品，在搭建起的对外传播的关系网络和合作平台上，着眼于全球共同利益和全球发展来做好国际传播叙述表达，增强全球受众对中国方案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我国智库在继续强化人际传播的运作，走更多的路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技术的革新，构建起强大的全球大众传播体系和用户网络，增强中国话语的传播力，追求传播最大化和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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