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 课题组 执笔人：王文　贾晋京　陈晓晨

 

　　如何办好2016 年中国G20 峰会在2015 年3 月底的博鳌亚洲论坛里已成为热议的话题。在一场主题是“G20 与世界经济议程”的分论坛中，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坦承，对怎么筹备G20“感到头疼”。作为G20 研究的中国领衔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称“人大重阳”)认为，筹备G20 峰会，首先是确定主题。一个好的主题，相当于筹备工作成功了一半。

 

　　为此，在本期《G20 双周报》上，人大重阳做了特别策划，从300 多位来自全球各个智库的G20 研究专家库中邀请其中的43 位，专门就中国G20 峰会的主题出谋划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美、英、法、德等G20 西方成员国，有的来自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沙特等新兴经济体成员国，有的来自像挪威这样的非G20 成员、却很重要的国家，还有来自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商会等对国际经济治理影响深远的国际组织。可以说，代表性广泛，思考力深厚，研究方向前瞻，在国内外均属首次。

 

　　在这些建言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却被中国人忽视的问题，即G20 机制的本质已经变了。六年前，二十国首脑会晤机制首次唤醒时，G20 被定义为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机制，现在，G20 俨然已成全球首要的经济治理平台。

 

　　然而，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对G20 机制的期待，与G20 本身的有效性存在着不对称性。主要经济体的走势和政策出现分化，全球发展状况极度不均衡，要像2008 年那样寻找到全球最重要20 个国家都能认可、并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中国G20 峰会想要开得成功，就必须全方位地倾听各类声音，从中找到世界经济进程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设计出一个能推动全球统一行为步骤的主题。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是G20 机制中能够沟通各方的最重要力量，因此，人大重阳认为，中国应当本着包容开放、合作共赢、均衡普惠的态度，从全球议程的角度，吸纳各国的真知灼见。 

 

　　从下文的万余字中，我们发现，各国智库学者对中国G20 峰会的主题建议，主要集中在四大类：创新驱动与全球增长、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治理议程以及G20 机制自身的改革创新。 

 

　　有专家明确建议，2016 年G20 中国峰会的首要议题应为“重大改革与创新”，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创新。来自土耳其的专家也从与土耳其G20 峰会的衔接角度， 认为中国峰会主题应该包括创新与知识经济。 

 

　　在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有专家指出，改革依然存在障碍。有俄罗斯专家指出， 要建立多币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设施投资、贸易自由化、解决失业等关键问题上，一些专家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指标。例如，承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 比重比此前五年(2012-2016) 增加1.5%;承诺五年内消除90% 关税数目;每年新增4200 万个就业岗位等。这些都有潜力成为G20 中国峰会上提出的量化目标。 

 

　　有专家警告，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消退，若G20 不能发挥作用，G20 将日益失去重要性， 因此应把G20 建成“全球指导委员会”。另有土耳其专家认为，要推进G20 政策的执行， 强化执行效果评估。

 

　　综上所述，人大重阳建议，应当从“创新”的角度寻找主题的选项，把创新作为解决目前国际均衡发展所遇到矛盾的主要抓手，作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抓手，作为推动全球最大范围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抓手，作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人类福祉的主要抓手。 

 

　　当然，再好的主题，也不能中国一家说了算。中国需要征求各国的建议，还要学会与各国商议，几轮的“建议—商议—反馈”之后，中国G20 峰会的主题相信就会呼之欲出。G20 峰会的筹备不只是中国想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中国能否充分进行国际沟通，说服世界主要国家跟着中国做事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人大重阳的这个“创新”建议仅仅是中国G20 峰会主题商议的开始。前方的路还很远，但作为G20 研究的新型智库，人大重阳已召开了两届G20 智库年会，做了充分研究和国际网络的准备，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第一部分：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 

 

　　【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反映新兴经济体诉求】 

 

　　苏姆卢•奥特格，土耳其科驰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科驰大学-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经济研究论坛主任， 土耳其在全球经济面临剧变的情形下，中国将在2016 年主办G20 首脑峰会。显而易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迅速增长，2014 年已达到了57%。尽管自2011 年以后增速下降， 但新兴经济体增速仍然比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前2007 年的增速快9 倍。然而，新兴经济体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面临许多障碍，例如控制资本流动的波动，制定和执行国内货币政策， 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以及从更普遍来说，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转型中熨平国内经济周期的波动。当前世界上针对国际银行体系、跨境资本流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金融监管， 不能适应全球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这些障碍很大一部分也正是由此产生。为了建设一个能够反映新兴经济体决策诉求的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纳入其主办的G20 峰会议程。 

 

　　【让国际金融体系服务于发展需求】 

 

　　格亚莫•维兹巴，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心主任，阿根廷 

 

　　维罗妮卡• 格隆多纳，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心研究员，阿根廷 

 

　　乔治• 加杰罗，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心研究员，阿根廷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各行其是的状态导致了全球发展停滞、经济和金融的动荡、以及财富的过于集中。为了即将到来的全球金融重构，必须要让国际金融为发展服务。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真正深入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因此，推动这种改革的关键措施之一便是响应联合国倡议，建立新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并限制“秃鹫基金” 的运作。 

 

　　这一新的架构应当既尊重国家主权，又不受过多的限制，力求消除避税天堂的存在，加强各国和各个区域开发银行的作用，并需要多边银行的通力合作。

 

　　建立G20 的主要原因正是要通力协作，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 以便度过危机难关。而只有确保发展的成效、缩小国家发展差距并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G20 才能使之成为一个长效机制。因此，比起导致世界衰退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我们更要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在更为民主和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努力实现包容性经济建设。 

 

　　【消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障碍】 

 

　　柳德米拉•库德亚科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系主任，俄罗斯 

 

　　随着2008-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后果大部分已经减弱，并淡出了世界媒体的热点话题，G20 领导人已不再关注他们此前作出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IMF)承诺。因此， 也许2016 年峰会应当探讨金融体系改革依然存在的障碍，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这种改革的进行。 

 

　　【建立多币种的国际货币体系】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 

 

　　要想改变全球经济结构，需要同时改变全球货币储备体系。显而易见的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单一货币体系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如果全球金融体系能够建立在多元货币体系(涵盖范围更广的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那么全球金融体系将会更强大。 

 

　　【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机制】 

 

　　尤科赛尔•戈迈兹，土耳其中央银行，土耳其 

 

　　全球金融市场的紊乱可能会干扰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维持。受到缺少优质抵押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流动性常常发生各种形式的紧缺，而在这种紧缺与汇率波动的共同作用下， 全球贸易可能会发生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坍塌。这种现象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G20 成员国或非G20 国家，都是如此。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将是维系国际贸易，并维护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大前提，但仅靠金融市场并不足以消除所有已确认的和潜在的障碍。通过增强现有金融机构的效率，以及设立新的机制，我们可以优化全球金融架构，消除全球贸易坍塌的风险，以此来增进全球福祉。 

 

　　【建立全球生态金融体系】 

 

　　马汉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欧洲区执行主任 

 

　　谢孟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联席主任 

 

　　建设生态化国际金融体系是对健全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个必要补充，可促进全球经济向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无污染、低碳化方向过渡。就此而言，目前在国际上已取得些许进展， 但这些进展规模有限、不甚连贯、且缺乏国际合作。而这种国际合作应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并通过金融法规和标准促使金融体系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是一个机会，可以将生态金融纳入到金融市场改革的进程中。在生态化金融体系建设方面，最先进的政策研究当属近来与中国有关的一批工作成果，它们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项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还有这些平台上的一批国际专家共同完成的。尽管如此， 单纯依靠某国国内行动，所能斩获的成果是有限的，而应当通过国际协调行动来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生态化金融体系的建设。因此，2016 年中国主办的G20 会议将为参会国家提供一个机遇，可以设立一个前瞻性的议程，以此来描绘面向21 世纪的金融与资本市场该如何发展。而这种发展应当满足一个动态、包容、且可持续的经济的融资需求。 

 

　　【为国际评级机构设立官方标准】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 

 

　　为国内和全球金融市场制定全球标准，首要的是为国际评级机构建立标准, 并促进不同评级机构间的市场竞争以便提高评级质量和可靠性。 

 

　　【将私人资本流动纳入监测机制】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 

 

　　近来G20 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框架下增加利润分享和税收支付的透明度问题。但是，由于企业巨头们频繁的跨国活动，以及连本土小企业金融管理都开始不透明化，相关的资本流动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新的BEPS-2 项目应该涉及更广泛的主题，包括资本流动的透明性问题和国家间关于私人资本的信息交换。 

 

　　【加强G20 与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调】 

 

　　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俄罗斯G20 专家委员会常务董事，盖达尔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方向负责人，俄罗斯 

 

　　一直以来，G20 从未考虑过各个多边开发银行之间合作的问题，尤其是多边开发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之间旨在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合作。而2016 年G20 正是改善这一情形的机遇， 应当将所有的金融机构放在一起统筹协调，使它们能够像一个统一的工具一样发挥其促进发展的作用。 

 

　　【建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 

 

　　维塞尔•卡西姆利，阿塞拜疆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经济分析和全球事务部主任，阿塞拜疆 

 

　　面对此次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各国央行与政府就共同对抗危机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各国摒弃全球主义，转而诉诸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其造成的阻碍让这种共识越来越难以维系。与此同时，IMF 协调各国救市计划的效率也大大降低。各国政府都有一种金融体系即将崩塌的预期，而不论这种预期能否成为现实，都促使这些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从而使得财政赤字增加，让公共债务变成了难以承受的重担。当然，经济刺激政策的确能够确保危机过后的经济回升，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那些最富有的国家才能从这种回升之中得益。世上现存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的评估并不包括这些政策的国际影响，但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总会直接或间接地蔓延出国境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对国内具有积极作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消极影响(如用救市计划来保护本国市场)。 

 

　　如果各国政府相互之间不能做出可信的承诺，无法共同协调各自中长期财政及货币政策的目标，又不能在必要时向独立于各个政府的国际组织让渡部分权力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使这些政策的效果得到持续改善。而他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对本国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又取决于本国的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经济规模、贸易开放度、国防力量等。 

 

　　只顾及本国利益的保护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而这种过剩则会被某些特定群体所吸收，从而吹起经济泡沫，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并最终导致经济失衡，降低产出能力。与之相反，如各国都能一起协力合作，那么生产能力将会获得迅猛增长，并带动经济复苏。 

 

　　第二部分：全球治理议程 

 

　　【应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议程”】 

 

　　乌尔夫•斯维德鲁普，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管、教授，挪威 

 

　　奥莱•雅各布•撒丁，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管，挪威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展、贸易和联通都至关重要，因此应该成为此次峰会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并提出措施以促进G20 在协调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作用，使这些项目符合国家、地区和全球利益，从而为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能源基础设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能源市场正在由于技术创新、经济、人口和政治力量的改变而飞速地发生变化。中国可以促进G20 在能源领域缩小全球治理差距，处理供给端的不完全竞争背后深刻的政治和战略挑战，并解决需求端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 

 

　　此外，中国可以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协议、加强监管机制、以及确保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 来推动G20 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市场。这将有利于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PPP)并吸引大量投资者、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投入到这个领域及发展合作项目。G20 还应该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的协调，以及改进其他非政府和私营部门使用的标准中发挥作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议程和与能源治理相关的议题，中国和G20 也可以邀请非G20 成员国来报告他们的意见和关切。 

 

　　【设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1.5%”目标】 

 

　　加里•赫夫鲍尔，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 

 

　　基础设施不足和老化几乎阻碍着所有G20 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预期低迷的全球需求和缓慢的世界GDP 增速，创造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时机。因此，每个G20 成员国应该承诺，在未来5 年(2017 至2021 年)，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比过去5 年(2012 至2016 年) 增加各国GDP 的1.5%。从全球范围看，这将每年增加大约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 

 

　　【改革全球能源融资体制，实现绿色发展】 

 

　　尼古拉斯. 斯特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英国 

 

　　能源体系对国家的发展和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三分之二的排放都与能源有关，因此现在再尝试高碳式增长只能是自取灭亡。从这点上来说，尽管全球能源需求根据预计仍将持续增长，但高碳能源却绝不能再增加了。因而2016 年G20 会议必须采取手段推动世界能源体系的转型。

 

　　高碳经济的种种风险，如气候变化等，都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快速和彻底的改变。世界总排放量应当以每年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