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将要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在全球经济仍面临困难的背景下备受期待。应该怎样做才能使杭州峰会圆满成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环球时报记者刘剪西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访问学者崔斯特瑞姆·塞恩斯伯里。

　　环球时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增长预期在2016年将达到2.9%，你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显著的挑战是什么？

　　塞恩斯伯里：我们并不处在危机中，但是全球经济脆弱，面临严峻挑战，增速低但失业率高。在上海会议上，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认为，各国没有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自从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开始，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已经上升。短期资本流动，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紧张和难民危机成为2016年突出的问题。

　　环球时报：G20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什么作用？

　　塞恩斯伯里：G20的确发挥作用，但是政府需要表达更多政治意愿。去年九月在安卡拉，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意识到单单货币政策不能带来平衡增长。

　　然而全球政策组合在过去六个月更多地向货币政策倾斜。期待已久之后，美联储去年12月提高了利率，国际市场却反其道而行。。日本银行开始实行负利率，欧洲央行实行更加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在G20各国中，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的预期在增长。

　　面对挑战，各国在正在进行艰难的结构性改革，部分解决方法需要财政空间支持，这种支持意在为举步维艰的改革提供便利。

　　在上海，财政部长们没有在协调的财政刺激措施上达成一致看法。考虑到会议中各国不同的立场和并没有需要集体应对的危机，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G20声明将会运用所有的政策手段，包括货币的、财政的、结构的，来实现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平衡的增长目标。言外之意是政府将各自积极主动的作出更多努力，政策制定者也因此有信心应对全球危机。中国后来已经采取措施扩大需求。更多国家也应如此。

　　环球时报：安塔利亚峰会的遗留问题是什么？

　　塞恩斯伯里：去年土耳其主办的G20峰会成效不大，意味着G20对经济增长和多边以及地区的治理的影响有限。这使得中国主办G20峰会要在力图在低迷的经济中的重振G20进程。

　　上海会议本身并不足以解决G20目前只不过是一个清谈俱乐部的问题。但却表明中国谈判代表有效地推动二十国集团向“核心金融”领域发展的决心，如投资、金融架构、金融监管和税收领域。

　　环球时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需要关注什么才能使今年的峰会成功？你的期待是什么？

　　塞恩斯伯里：中国作为主席国在今年有一个很好的开端。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杭州的会面还有六个月，现在应该重点放在上海平台的建设上。现在确定杭州峰会能达成什么共识和具体成果还为时过早。有些事情已经实现，比如美国已经批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但是其余的议程将在未来几个月确定。

　　上海会议表明，未来的一些行动和措施包括：4月份会采取结构化指标体系，以确保20国集团增长战略的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将评估全球金融安全网络架构体系，7月份将评估可能更广泛使用的特别提款权；支持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共同开发的税收平台的提议；开发银行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中为应对投资挑战采取各种措施。

　　环球时报：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总是能听到有关中国经济悲观的声音。对此你有何看法？

　　塞恩斯伯里：但是仍旧有乐观的声音。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很正常，特别是在经济学家中间。关键是要关注最有力的论证，不管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目的是确保决策是基于当时可获得的最佳证据。

　　环球时报：有人猜测在中国当局否认他们会对人民币实行贬值之前，中国是否会达成广场协议（Plaza-type accord）。你对“货币战争”怎么看？哪些国际因素可能影响人民币的汇率？

　　塞恩斯伯里：达成广场协议这样的重大协议是一种推测，但不现实。G20会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详细描述中国汇率管理时，关于人民币管理的问题就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在上海，G20更多的关注诱发防止竞争性贬值，但预计不会采取严厉措施。相反，财长和央行行长重申先前的对汇率的承诺和并承诺就汇率问题进行密切磋商。

　　环球时报：周小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应对做什么努力去建立这种机制？

　　塞恩斯伯里：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有很长的路要走，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过程。应该继续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国内金融业改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