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8月12日“国际关系研究”微信公号。原文标题为《第十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历史和外交实践 ” 会议综述》。

2018年7月7日，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历史和外交实践“为主题的第十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广东、重庆、河北、湖北以及海外的数十名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参与本次论坛。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汪舒明副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上海社科院国际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次论坛青年学者们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与会学者从理论、外交实践、议题领域等多个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全球治理新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所在，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方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共同体的基本概念是追求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这一理论构建契合当前全球治理具有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除了对现实的回应还应涉及到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西方全球治理既有理念的区别与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西方既有理念的超越之处是这一研究的重点。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罗辉助理研究员对西方成熟的治理理念与命运共同体的差别之处提出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典从“和而不同”的传统思路出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中国传统的智慧相融汇。当前旧有的全球治理失序问题日益严重，而根植于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能为当前全球治理提供新伦理，建设更加顺应国际社会的治理秩序。陈玉聃副教提出中华传统思想除了汉族的儒家、道家、法家外还有其他族裔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有相通的地方吗？这些其他族裔的中华传统思想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影响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骥副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文因素至关重要，要从“人类”和“人”两个层面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处理好“国家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张骥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四个层面，需要从这四个层面递进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解决思路，更促进了具体领域的治理机制创新。李慧明副教授和王瑜贺博士就气候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探讨。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李慧明副教授指出全球气候治理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应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气候治理方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瑜贺博士也指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将有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创新，为气候治理注入新活力。上海社科院汤伟副研究员认为气候研究的宏观角度已经相对完善，气候研究将越来越倾向于微观角度，比如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治理和核查、碳排放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对于世界秩序的宏观思考，也是中国意图为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国际社会无法忽视中国的秩序构想，那么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王悠和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励从国际社会视角探讨了西方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王悠提出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对这一概念与中国的分歧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中国战略动机产生忧虑，二是担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中国意图在亚洲地区再建构秩序，三则是认为这一构想过于“理想主义”，语言“务虚”，缺乏实践意义。张励则以主要国际媒体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为样本，分析国际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倾向以及关注要点。张励助理研究员介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宣介现状，国际媒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认知”远多于“错误认知”。并对人类命运体的关注群体、受关注议题、报道平台和报道区域进行了数量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指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之一和终极目标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做到“自信”与“他信”，要处理好中国与他国的认知差距与信任赤字，弥合中国思想与西方范式之间的鸿沟，解决治理范式的转换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必然是国内与国外联动，对内打好根基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结合。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锦前围绕“友情外交”战略，论述如何在传承发展与中国传统友好国家关系的同时为促进落实中国对外“亲诚惠容”的外交战略创造条件。刘锦前认为，国际政治秩序正处于重塑过程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历史性变化。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可以通过开展“友情外交”获取发展所需的社会性权力，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周边问题、能源问题、气候问题等。强化情感纽带建设，既可推进中国周边关系和管控安全问题，也有利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外交中发展出各领域的实践成果，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钟准以“铁路外交”为例，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成果。钟准提出，中国“铁路外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对外援助时期（1954-1991），第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时期（1992-2012），第三是“一带一路”时期（2013至今）。钟准认为，由于铁路项目所在地区的差异，以及中国政府与企业的策略变化，当前中国“铁路外交”分为“市场导向型”、“援助导向型”与“综合导向型”三种。“一带一路”时期以来的项目实践表明，“铁路外交”既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保留了一定的外交和战略色彩，既促进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契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经社处研究员张锐从国家电网的海外项目出发，围绕“能源外交”主题阐述中国近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行能源外交的经验与成果。张锐指出，能源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冲击，能源出口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普遍下降，主要能源消费国赢得更多主动权。中国要及时抓住能源外交的合作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尝试破解全球治理深层次问题，开创国家交往的创新型路径，力争在能源领域打造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上海社科院国际所赵建明副研究员指出，“路径”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友情外交、铁路外交、能源外交的成功表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行得通的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实践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程之一，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鹏指出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区域层面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是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起点。东盟作为我国周边外交战略实施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优先方向，理应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张鹏表示，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牢牢把握“亲诚惠容”。“亲”即“广结善缘，讲信修睦”，加强宗教文化跨境互动；“诚”即“睦邻友好，守望相助”，争取东盟社会对华好感认同；“惠”即“互惠合作，利益融合”，改善华人族群的整体形象；“容”即“和合共生，共存共荣”，合力构建普遍价值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章远副研究员评论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华人参与中国公共外交的热情并不高。且中国基督教社团与东南亚基督教社团间的认同感不强，宗教公共外交的有效性有待观察。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梁靖雨博士以上合组织为例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实践效能。梁靖雨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各种挑战的有力回应，是全球治理思路变革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上海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参与地区治理的思想精髓，代表了新型地区治理模式。与欧洲一体化不同，中国与周边近邻构建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一种共生理念，一种新型地区秩序观。上合组织通过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双轨并行，共同构建新型周边关系，最终建立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泽林通过聚焦中外“联合委员会”机制的构建探讨中国外交在合作机制建设上的经验与启示。吴泽林指出，始于冷战社会主义内部阵营的“联委会”机制正在以横向、纵向和时间三个维度全方位展开。针对“联委会”在扩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吴泽林认为未来全球“联委会”网络的构建必须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抓住关键国家、关键机制与关键项目，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以平等通达的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创新中心李廷康博士从国际共同体视角观察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内在缺陷和改革问题。李廷康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共同体，与集体安全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联合国作为国际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在当代的载体，秉承着一种安全共同体理念。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联合国往往只反映西方国家的偏好，而非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树立整体意识、全球意识和人类观念，为利益协调提供新思路，贡献新安全观，解决西方国际共同体思想主导下的联合国改革困境。

本次会议闭幕式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开盛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学郭树勇教授对优秀论文进行颁奖和点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对优秀论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安理会集体安全机制改革》进行点评，该文在学理上对联合国安理会机制和国际安全共同体进行分析，不同于将这一概念做为给定前提的普遍研究，而是从学理上对共同体做探讨。他指出在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政策性概念的研究时，应超越泛泛而谈，进行学理上的深入和细化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评价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直接理论的探讨值得鼓励，在学理研究中，应当注重历史的纵深。他评价张鹏副教授的获奖论文《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东盟侨务/宗教公共外交—以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为中心的考察》选取宗教外交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这一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