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11月26日“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

“第六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变动中的世界与中国”在京举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了此次论坛。本届论坛以“变动中的世界与中国”为主题,包含四个分议题，分别为“国际体系新变化”、“大国战略新态势”、“热点问题新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举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旨在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展示新锐研究成果，形成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共同体。该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际关系学界赢得了很好的反响和声誉。

高祖贵：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教授总结发言。高祖贵说，当前，国际体系在发生深刻的调整。整个军控体系里面围绕军控,核不扩散的问题,格局力量的对比、重组，都有很深的变化。贸易、金融、能源体系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假定把所有这些体系放在一块，仔细梳理一下，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国际体系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调整。

高祖贵表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举措”的议题讨论中，各位学者聚焦了中国外交的三大领域：

首先是“一带一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经济、外交、全球治理、取得的进展、面临的挑战都讲到了。

其次是中国外交这两年的新趋势，在多边金融机构和双边金融领域的合作，这是中国外交这两年一个新的增长点。

还有一个增长点是海外利益。海外利益的拓展，内外面临的形势，取得的进展，还有海外利益在内外面临问题和挑战。

高祖贵指出，一天的讨论是很有启发的，提高了认识，填补了一些原来关注不多的空缺。虽然还没到年末，但此次论坛也相当于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大家的讨论对未来的研究，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罗建波：谈当前国际政治的三个“回归”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所长罗建波教授表示，研判国际形势，中长期趋向有三个没变：经济全球化进程没有改变，多极化趋势没有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也没有改变。

谈到当前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动向，罗建波指出，有三个回归。第一个是保护主义在回归，第二个是强人政治在回归，第三个是大国进程在回归。

罗建波说，国际政治文化的合作性、开放性、包容性在继续延展，但同时，竞争性、排他性、不确定性也在继续增长。在这种态势下，我们既要谋势、造势，恐怕也要重视顺势和随势。

罗建波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不断推出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新机制，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理念是和平发展道路，一个倡议是“一带一路”。另外，有两个合作机制也很重要，分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和亚投行建设，都有世界性影响。

王文：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变局带来变数，变局带来极为的不确定性，变局也会带来机会。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变都有哪些？王文分析，从500年前开始到现在共有5个变局。

第一个变局，是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文明领衔体系之变局。500年前西方崛起，整个西方开始领先全球治理、全球化。走到现在，相比过去最强盛的时候，整个西方的确在衰落。500年以后，东方，中国、印度开始领先全球化。

第二个变局，是4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演进的技术动能之变局。从前，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三场产业大革命，解放了人类的五官和四肢。现在，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革命，则解放了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一场大变局。

第三个变局，是3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的治理体系之变局。差不多300年前开始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300年以后到现在，治理体系基本上呈现的是政治的选举化、经济的私有化，以及所谓社会治理的资本化。但是，到现在这场模式走不下去了。

第四个变局，是2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学科理论范式之变局。什么是学科理论范式呢？200年前，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的学科分科是没有的。近200年，现代大学开始有了严格的学科划分，这套学科划分基本上没有任何单一的学科能够解释一个单一的问题。

最后,是1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权力结构之变局。之前权力结构的中心是西方、北大西洋，现在权力结构转到了西太平洋。这套权力结构从整体上百年的格局长度来看，目前包括国际金融、军控体系等领域的挑战，基本上都是由于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王文认为，变局带来变数，变局带来极为的不确定性，变局也会带来机会。大变局下，我们应当戒骄戒躁，持续崛起。

周绍雪：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周绍雪介绍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周绍雪表示，在环境治理上，中国现在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还是比较顺畅的。

从2016年开始，大致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包括绿色金融、绿色投资，以及绿色贸易。

周绍雪说，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绿色“一带一路”。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导设立两个平台，其中，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已经建立，还有“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已经开始招盟员，框架已经出来了，符合要求的就可以加入。

周绍雪指出，绿色“一带一路”对于全球环境治理来说提供了两个作用，一是提供了全球环境协同治理的平台，二是为中国环境治理的领导力提升提供了一个试验场。

周绍雪认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有两个大趋势。第一，全球环境治理慢慢会走向协同，而不是单一的，比如气候变化只说气候变化，海洋只说海洋，逐渐会有一个协同治理的平台。第二，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导力缺失的情况下，现在是多中心治理。

曲鹏飞：我国海外利益拓展可能面临的五大风险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曲鹏飞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海外利益的内涵和边界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延展，可能面临五方面风险。

首先是政治风险。政治力量直接干预通常体现在两个领域，第一是重要的战略性自然资源，第二是高技术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多次以安全为由，否决中国的海外并购。

第二是安全风险。安全风险体现在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各个方向都有体现。然后是领土争端以及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中小集团主义三股势力。

第三是经济风险。海外投资的项目大多是投资大、周期长，有一定不确定性。

第四是社会风险。一些国家贫富差距较大，社会问题突出。

第五是能力建设。一方面中国政府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完善机构设置，健全法律体系，推动企业以更高的效率和质量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存在战略规划不够充分，属于典型的被动型风险管理方式，战略咨询公司也比较缺乏。

尤苗：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看中国多边金融合作新发展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尤苗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发展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在多边金融合作方面的进展。

尤苗认为，谈到多边金融合作，肯定要看亚投行的情况。2016年，亚投行正式运营之时有57个成员国。到今天已经扩展到87个成员。截至目前，亚投行已投资了32个项目，投资和贷款总额达到64亿美元。

尤苗指出，虽然目前亚投行的规模和项目数看上去不是很多，但仔细分析这些数据会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一般来说，新的多边合作平台成立前两年很少会有新的项目进展，而亚投行成立至今仅3年时间，已投资了32个项目，贷款规模也相对可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第二，在亚投行以往的投资项目中没有中国的项目，而去年年底，亚投行在中国落户了第一个贷款项目，即助推中国北京的“北京蓝”，为北京的天然气改管项目投资了2.5亿美元。

第三，去年年底，亚投行获得了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3A评级，这对亚投行未来发展意义重大。3A评级一方面代表了国际评级机构对新兴金融机构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亚投行将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时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提供更多的贷款。

尤苗表示，从评级来看，另一个多边合作金融机构，即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现在叫新开发银行，也值得关注。新开发银行2015年成立于上海，2016年开始正式运营,2018年新开发银行发生了意义重大的事情，它得到了标普和惠誉两大国际金融公司的2A+评级。她解释，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个评级不如亚投行，但目前来说，金砖国家的主权评级都没有获得3A评级，所以新开发银行得到2A+评级是非常不易的。

尤苗强调，这个评级对新开发银行意义非凡。2016年，新开发银行在中国发行了第一个绿色债券；而得到国际评级后，新开发银行未来就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根据官方的计划，新开发银行拿到评级后，未来可能会扩大发债的规模。

赵磊：中国企业需要从汗水经济提升为智慧经济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赵磊参加此次论坛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举措”议题讨论中发言。

赵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长远理念、价值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即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一带一路”大致有四个魅力。第一，相关国家都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第二，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第三，欢迎广阔的中国游客市场。第四，欢迎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

赵磊还对“一带一路”提几点建议。第一，从企业来说，“一带一路”好不好,还得看企业在海外项目怎么样。只有政府对接、战略对接，企业没有具体好的项目也不行。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危机当中，西方的绿地投资依然很多,以点带面形成规模，充分整合全球资源,而中国的绿地投资几乎非常少。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从汗水经济、飞地经济、通道经济提升为智慧经济、品牌经济。

第二，充分体现“一带一路”的三共原则，即共商、共建、共享。要建立多元主体的开发模式，比如欢迎欧美日韩企业加强第三方合作等。

第三，切实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强软联通能力。中国企业非常擅长硬联通，如通路、电、水、气、油等。目前软联通需要补足，如战略咨询公司、评级公司等。

第四，强烈呼吁 “一带一路”应该有学理基础，应该有“一带一路”学，不应只是政策描述，要讲清楚“一带一路”的逻辑和学理基础。

韩爱勇：中国周边环境存在两个转型期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副所长韩爱勇就“中国周边环境的两个转型期及其影响”发表了看法。

韩爱勇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尤其是周边外交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被动性应付在减少，主动性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在提升。他认为，从逻辑上讲，如果我国要推进周边外交，可能需要对周边环境做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评估和分析。目前，中国周边环境可能存在两个转型期。

第一个转型期，是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一个转型期。这个时间节点可以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10年中国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位，基本特征是国家间的关系认同处于重塑或者重构的进程中。中国崛起之后，中国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中国的位置应该怎么摆。总的来说，第一个转型期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明确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

第二个转型期，是指周边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政治、现代化等各方面的转型。这个转型期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影响，国家的转型会带来地区局势的动荡、国家关系的不稳。在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下，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可能会被国际社会孤立。二是经济影响，周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很重要。这些国家聚集在一起，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跨境资源问题，如国际河流或者越界捕捞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如以自己的发展探索出可持续发展之路，可以说是是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周边地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吴怀中：日本正谋求战略自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吴怀中表示，从去年春夏以来，特别是今年一些具体措施的落地，非常明显反映出这一年日本整个对外战略特色是谋求战略自主。

吴怀中说，战略自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等于国家正常化也不等同于要和美国脱钩。受到内外条件的强刺激，尤其国际体系新变化，日本在维持日美同盟框架的同时，根据自己国家利益，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哪怕是实施于和美国有冲突、有摩擦甚至不一致的对外政策，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吴怀中指出，日本谋求战略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战略顶层构架，二是在宏观地缘外交，三是在大国关系里面的调整。

第一，整个战略顶层构架，要主导全球经贸规则的改写，或者重新塑造这样一个过程。在秩序、结构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日本要出来维护对它有利的国际秩序和格局。

第二，在整个宏观的地缘政治上也比较明显，日本要去推动印太战略构想，也就是打造后亚太再平衡地区的秩序。

第三，在大国关系和地缘上，最主要体现在推动中日协调。从去年以来，日本开始加大力度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这就反映了在对华战略上是有别于美国的。日本在战略关系上，安全关系不可能脱开日美同盟框架，但是现有条件之下，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这里面取了一个相对折中的平衡和调整。其次，在自由贸易上，维护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维护自贸体制，尤其是国际多边自贸体制。

吴怀中表示，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确实导致了地区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跟之前不太一样的“新日本”，给地缘政治经济确实带来比较复杂的影响。过去日本是低调、务实、不出头，跟在美国后面，现在则非常的高调、抢眼，有时甚至主导秩序的构建，去影响美国，去主动谋求对华关系的改善，当然还有其他大国关系。对这种变化，吴怀中认为，我们要趋利避害。

金玲：欧洲战略自主意愿增强，有限行动能力提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参加此次论坛并在“大国战略新态势”议题讨论中发言。

金玲表示，目前情况看，欧洲战略还没有定型。欧洲对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变革有自己的看法，这会影响其政策选择。

结合在英法德三国智库的调研，金玲认为欧洲基本上对于国际秩序有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目前多边的国际秩序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智库认为首先是美国的威胁，二是新兴国家的威胁，三是欧盟体制自身存在问题，不能应对新型的挑战，如网络安全问题无法处理。

第二，对未来秩序安排的认识。现有的秩序受到动摇，未来的秩序安排是非常灵活的，是两种并行，多边和小边放在一起，这样可能会有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可能会导致冲突和摩擦的情况。

第三，大国关系。在严峻挑战下，欧洲对自己的力量特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基于以上自我认知，欧洲认为多边体系是最有利于它的利益，所以要维护多边主义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同时灵活自主，强调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性，要积极构建一种小多边的政治倾向。

金玲认为，对于欧洲的战略自主，尤其涉及到中美欧三边的时候，我们要抛弃两种想法，一是对欧洲的战略自主期待很高，认为能够联欧抗美，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法。欧美之间的连接，无论是安全、经贸和价值观方面，还是在贸易行为方式以及国际治理当中都存在共识。

第二，不能想象每个步骤都是针对中国的。欧美的战略利益不同，欧洲更多强调经济利益，中国是它非常重要的攸关伙伴。金玲指出，欧洲的战略自主意愿在增强，有限的行动能力在提升，中欧之间在目前这样的机会窗口有工作空间可做。

高飞：俄罗斯外交出现四方面明显变化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高飞参加此次论坛并在“大国战略新态势”议题讨论中发言。

高飞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外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俄罗斯外交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至今，来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来说日益常态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俄罗斯压力比较大。

第二，俄罗斯被迫转向东方。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俄罗斯外交对东方的重视程度，对中国以及东南亚的重视程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俄罗斯极度重视软实力和国家形象。今年俄罗斯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俄罗斯世界杯，另一个是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俄罗斯对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变化。

第四，俄罗斯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务实化倾向。一是在对美外交中，美国对俄罗斯是“两手”，俄罗斯对美国也是“两手”，即该拥抱的时候拥抱，该踢脚的时候踢脚。二是俄罗斯外交中的俄式韬光养晦正在兴起。三是俄罗斯非常重视国际体系的建设。四是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远交近和，正在编织一个特别庞大的网状外交结构。

惠春琳：能源安全及体系的格局越来越复杂和严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惠春琳参加此次论坛并在“国际体系新变化”议题讨论中谈了能源安全及能源体系方面的问题。

惠春琳表示，能源安全的内涵有五个要素，即能源的来源、能源的通道、能源的价格、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以及能源领域话语权的构建。

目前，这五个要素没发生改变，但格局和形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甚至发生了逆转。

第一，能源的来源。委内瑞拉危机之后，对石油供应产生了一定的威胁。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虽然现在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有个豁免权，但这个豁免权也有时间限制，到了时间点的时候，对能源的供应是否会产生巨大的威胁，是一个问题。所以，能源的来源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第二，能源通道。能源通道包括陆上和海上。陆上的能源通道的博弈由来已久。海上的能源通道，受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影响，是一个组合拳。传统安全的影响依然存在，同时，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也愈演愈烈，恐怖袭击、海盗对于油气船的劫掠，无论从规模还是从频率都在上升。

第三，能源价格。油价今年发生了逆转，突破80美元之后，很快又降到了60美元以下。能源安全在价格方面，主要是要有合理和稳定的价格。一要合理，二要稳定。而忽高忽低的国际能源价格，对国际能源整体的安全不是好事情。

第四，环境的关系。2017年，二氧化碳的排放率上升了1.8%，到2018年，依然处于上升过程中。数字虽小，但代表了我们与气候变化所要达成的目标越来越远，什么时候能再处于平衡或下降的趋势还不知道。

第五，能源市场体系中话语权的构建。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产油国和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联合起来被称为维也纳联盟，显然对能源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话语权的构建方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逆转。

由此，能源的可靠性、可持续性受到了一定威胁，能源市场、能源格局和能源体系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更加严峻。

陈建奇：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取决于大国力量博弈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建奇参加此次论坛并在“国际体系新变化”议题讨论中发言。

陈建奇表示，总的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国际金融体系基本没变，也就是美国主导的格局没出现调整及变化。

第一，美国主导金融体系的格局没有变化。美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美国还占据金融治理机制主导地位。

第二，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金融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多。

第三，市场的选择仍然是维持当前这套体系。

陈建奇指出，金融体系能不能变革，取决于市场。现在市场没出现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体系最后靠的是世界大国的博弈。金融体系不仅是金融，还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列因素。金融最后靠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个经济体的综合实力。而美国现在的综合实力仍然没有变化。

文洋：从三个层面探讨全球贸易体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文洋从三个层面分享了她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认识。

文洋认为，全球贸易体系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体制；第二个层面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区域体制；第三个层面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边层面。

第一个层面上，对于WTO改革，文洋指出，WTO改革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WTO从成立之初就在讨论改革。2001年、2008年、2011年，都曾经讨论过WTO改革的问题，但是很可惜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关于区域层面，文洋表示，区域贸易体系正在重组，区域贸易协定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的作用日益在加强。

就双边层面而言，文洋认为近期没有太大的变化。她表示，如果WTO的现状持续不变，双边贸易协定可能会越来越受欢迎。

文洋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管理全球贸易的最优形式。因为无论是双边还是区域贸易协定，局限性其实非常突出。高标准的规则，未必意味着更先进或更好，需要辩证地去看，因为制度是非中性的，可能会产生好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此外，阻碍贸易的因素，关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贸易的单据问题。联合国最新报告提出，如果全部贸易单据都数字化，亚太国家的出口可能每年会增加2570亿美元，所以这一方面有很大工作可以去做。

洪俊杰：谈WTO改革：应当遵循正确的原则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认为，WTO改革和现代化肯定是一个趋势，我们要支持WTO的改革和现代化。在WTO的改革问题上，我们应当阐述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原则，让它朝着正确的轨道走。

就经贸体系问题，洪俊杰指出，二战以来，国际经贸形势和体系面临着最严峻的一次、非常巨大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有三种斗争。第一个斗争是利益之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包括顺差和逆差的问题。第二个竞争是战略之争。第三种就是模式之争。

洪俊杰说，WTO改革诉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争端机制的改革，包括把一些议题排除在外，他们认为权力太大，包括任期制和职权问题。第二类是WTO监督与日常运作机制，包括一些透明度的问题和加强秘书处的职能问题。第三类是关于实体规则确立的问题，其中包括补贴问题，产业政策的问题和数字贸易等等。

针对这样一个国际大的形势，洪俊杰表示，WTO改革和现代化肯定是一个趋势，我们要支持WTO的改革和现代化。在WTO的改革问题上，我们应当阐述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原则，让它朝着正确的轨道走。

具体来说，洪俊杰指出三点考虑。第一，在WTO改革中，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不让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颠覆WTO的基础，对无视WTO规则，甚至公然宣称用国内法处理国际问题的现象，WTO在改革中必须予以严格约束。

第二，如何不因某一个成员的抵制导致上诉机构的瘫痪。让更多人参与决策当中，而不是因为一两个人“杯葛”，就使得整个机制处于很危险的境地。

第三，如何争取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来提高WTO的效率。

郭晓兵：国际军控正处于一个大转变时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郭晓兵参加此次论坛并在“国际体系新变化”议题讨论中阐述了国际军控的三方面巨大变化。

郭晓兵表示，现在军控正处在一个大的转变的时代。核裁军，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控制问题。核不扩散，根据核不扩散武器条约，不能向NPT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核安全，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这三个层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第一，狭义的核军控，即核裁军，现在进入激烈的大国博弈期，原有的军控体系正在崩溃，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第二，核不扩散，正进入一个平台期。横向扩散的爆发期已经过去，外交斗争可以很激烈，但不少国家从技术上已经封顶。

第三，核安全，从去年开始进入了平淡期。

此外，美国今年的核政策，也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调整。一是核威慑对象作出了大幅度调整。以前称核恐怖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现在明确列出来，俄、中、朝、伊是四大威胁。二是核武器应用范围广，第一次说要用核武器来报复天、太空武器和网络武器的攻击。三是主要在地区搞低当量核武器，增加了核威慑手段。

樊吉社：当前国际核秩序面临5方面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樊吉社就“国际核秩序的现状与解构趋势”发表了看法。

樊吉社认为，国际核秩序有一个建构的过程，而现在则在经历解构的过程。

樊吉社指出，国际核秩序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全球秩序，第二个层面是多边或者地区秩序，第三是双边秩序。有一系列全球的、地区的和双边的条约、机制和规范，构成了现在所说的国际核秩序。

这套国际核秩序为什么这样建构？樊吉社表示，原因比较多样化。第一，是对核战争风险的认识。第二，是需要管控扩散并且实现有序竞争。第三，是止损的必要性。第四，是大国基本关系也决定了建构核秩序。第五，是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存在合作的预期，以及合作的默契。

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樊吉社认为，当前国际核秩序面临5方面挑战。

第一，双边军控陷入僵局。美国和苏联曾经进行数量的竞争与削减，这在冷战之后延续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很难再往下减，再往下减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第二，新兴技术的发展对大国关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包括网络空间的军事应用以及外空反导能力的建设和武装平台等，这实际上会改变战争的形态，对大国关系也产生一定的冲击。

第三，无核国家对有核国家逐渐丧失耐心。

第四，无核国家内部也有纷争。

第五，合作面临的挑战是根本性的，这种挑战是解构原来建构的秩序，对韬光养晦的国家构成严重挑战，下一步怎么做，到了应该思考的阶段。（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