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束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以“丝绸之路起源与发展的中国视角”为题的讲座，邀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迎胜向听众们分享“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兴衰，并结合当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发表了他的见解。刘迎胜指出，“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具有迥异的时空背景，但中国周边地区未饱和的发展状态与中国三十年来的过剩产能，为“一带一路”的开拓提供了条件。

　　刘迎胜教授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学会副会长；2010年起为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丝绸之路”原是舶来品　一度有人叫做“香料之路”

　　演讲的一开始，刘迎胜首先介绍了“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他说，这个名词并非来自中国古代，也非来自中世纪欧洲，而是一百多年前德国的历史地理学家霍夫曼提出的，直到19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马约尔发起“丝绸之路计划”，这个概念才广为东方社会熟知，而在这过程中这一名称还曾出现过“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等多种提法。

　　他指出，古代中国与多个周边邻国都有通商和交往的路线，那么为何将向西的渠道取名为“丝绸之路”？他介绍，这就与“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认为，同质文化的交流一般不把它划为“丝绸之路”，如中国到日本、朝鲜半岛的交流是同一个文化圈之内的交往。相反，中国和内陆亚洲的草原、蒙古、欧亚草原以及跨越河西走廊到新疆，距离虽然很近，但是我们把它视为“丝绸之路”，原因在于这是一条跨文化之路。

　　刘迎胜认为，“丝绸之路”这种跨文化交往通道的产生，首先来自人类的好奇心，也就是探索世界新生的未知事物。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不仅离欧洲距离极其遥远，而且与世界其他三大文明都长期隔绝，所以跨文化的交往来自好奇心。其次来自于人类的逐利心，陆上的骆驼运输与海上的船舶运输提供了条件，而中国完善的经济体制与发达的手工业则为“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诱因。

　　不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西方通过海洋控制了全世界。由于中国古代地理学长期没有地球是圆的概念，也没有海权思想，故“丝绸之路”的作用在大航海时代后“悬崖式下跌”。但刘迎胜指出，并不能说中国在西方的航海时代中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中国的罗盘和火炮通过丝绸之路传向欧洲，才让西方人远洋出行与殖民征服创造了条件。

　　“一带一路”与古丝路今非昔比　民间应发挥更多作用

　　至于当今“一带一路”背景下再谈“新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刘迎胜认为，“一带一路”并不是意味着中国要借此，主要目的是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下适应和平崛起。他指出，中国要在一个现有的已经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谋求怎么样崛起，这就是“新丝绸之路”应当适应的时代要求。

　　刘迎胜表示，由于现在中国周边地区在吸收西方文明工业科学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与此同时，中国在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培养的过剩生产力需要市场，故中国周边的地区对此拥有相应的投资需求，这构成了“一带一路”发展的基础。

　　演讲的最后，谈及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有何区别？刘迎胜认为，首先，古代的丝绸之路是自然形成的，而今天是政府主导的，所以他建议今天“一带一路”建设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应该更多的起创造条件、制定规则的作用。

　　其次，他认为，在古代一直到大航海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在自己的周边地区可以基本上“说了算”的国家，就好比一个“小联合国”，如大部分的属国朝鲜、越南都不是通过战争取得的，而是自然结成的。但他指出，今天世界的规则由西方主导，目前中国周边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统治上层受到的是西方国家的教育，他们也往往使用西方国家学来的这套规则来对付中国。（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