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宏亮系河海大学党委办公室讲师、蒋艳系河海大学图书馆馆员。本文刊于2016年3月《高校教育管理》第2期第10卷。

 

　　最近，我国对智库的重视与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和高度。“智库热”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国家管理中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趋势。但是，随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创新源泉、思想引领的智库建设成果及其贡献与我国经济发展并不匹配。高等学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引领等职能的实现过程中，高校智库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为国家“资政、启民、伐谋、育才”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我国高校智库发展历程

　　智库在我国历朝历代均有出现。在古代，幕僚是智库的一种。夏商的家臣、周朝的命士都可以称得上是幕僚的源头。幕僚广泛出现于春秋战国，如有“战国四公子”之称的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各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很多都是幕僚。到汉朝，幕僚又叫幕府，而之后出现的“长史”“参军”“主簿”则是军事上的参谋。到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后，未获得功名的文化人大多到幕僚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明中晚期，又出现了师爷。这些都是依附官方的智库机构。以官职待遇而具有智库特征的有内朝官、谏官、使臣与采风官、师傅与经筵侍读、翰林、史官与馆阁官等。具有学校特征的智库一般出现在皇宫，如翰林学士、师傅等，他们既教皇子读书，又帮皇帝出谋划策。总体来说，我国古代智库以稳定封建统治、维护皇权威严为目的，即以“资政”与“伐谋”为目标。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James G．McGann）教授对当代意义智库的定义，智库是指“研究、分析公共政策，参与其制定过程，并就与政策相关的国内与国际事务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促使后者做出正确决策的机构”。智库研究领域应该包括所有的公共政策，而不仅局限于军事、外交等。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TTCSP2014）的统计，在美国1830个智库中，有75％的智库在高校。

　　我国高校智库发展起步较晚，它首先在国内一流大学出现。1986年，清华大学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年又发展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担任首任主任。该中心着眼于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时和高质量的科学决策参考。1994年8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为中心主任。在此基础上，学校又于2008年10月成立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重点是综合性社会科学。1984年，复旦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曾停止运行一段时间，2000年2月，复旦大学重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改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01年2月，南京大学经教育部批准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研究我国（重点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有关的社会问题为重点。2007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之后在2013年10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担任院长。其研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201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重阳金融研究院，致力于对经济社会热点进行深度剖析。从全国高校的智库建设和影响力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智库处于我国高校智库水平的前列。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智库建设。《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尽管没有出现“思想库”或者“智库”的提法，但是在我国教育事业主要任务中对高校提出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要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七章“高等教育”部分第21条提到：“积极参与决策咨询，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对高校提出应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的要求。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即高教30条）更强调，高校要“瞄准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国际问题，推进高校智库建设”。2013年5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她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贡献。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教社科〔2014〕1号），在对高校智库建设的定位、目标、途径、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组织机制及保障上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要求，有序推进我国高校智库建设。该计划是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引领了当前各高校智库建设的热潮。

　　二、我国高校智库特点及发展现状

　　（一）数量庞大，质量不高

　　智库一般的标准应该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其主要业务内容是政策研究，或者是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决策咨询研究。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首要目标，以独立性和专业特色开拓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在我国高校体系中，高校内部的科研院所具有一定的智库职能。根据国内外新型智库的形成过程，这些科研院所大都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高校智库数量庞大。据统计，中国高校智库约为700个，这些智库主要集中在“211工程”及“985工程”研究型高校。但是，中国现有二千多所大专院校，众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和文科类大学创建了面向公共政策的研究性机构。我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是以教学为主，有限的科研工作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少量应用研究，缺乏面向党委政府和地方应用的服务能力。高校智库的真正价值在于成为政府决策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和社会舆论引导者，绝大部分高校智库在国家亟需上不聚焦，与需求和问题相脱节，在智库定位上不匹配。近五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著作约15万部，发表论文约158万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约2万篇。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建议的仅有6万余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或者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更少。这与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的强大研究队伍的规模相当不匹配。

　　智库成果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我国当前对智库的评价标准不符合智库本身的特点，也反映了当前高校智库没有正确处理学术与咨政之间的关系，不能很好地解决智库的专业化研究与时代所需要的大改革、大转型的多维度政策咨询之间的冲突。同时，尽管大学里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是理论型的研究，虽然也有应用型研究，但其成果不能很好地为政府部门决策者采纳，不能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在对智库科研成果的考核评价上，我国高校存在重视学术研究轻视实际应用研究，注重科研成果数量忽略成果质量的现象，在衡量教师科研水平或者在职称晋升上基本是唯论文数以及课题数量级别论。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研究成果缺乏合理的、符合智库发展的考核机制，最终影响了研究者对公共政策研究的积极性，致使研究成果质量不高，最终制约了高校新型智库的发展。

　　（二）分布不均，影响力不足

    当前我国高校智库已向国外发达国家看齐，类型丰富，但是分布不均，影响力不足，在国家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中话语权不足，远不及政府智库的作用发挥，甚至在某些方面，逊色于民间智库。

　　1.我国高校智库以专业型智库为主，影响力不够。根据研究的范围，我国高校内部的智库分为综合型智库和专业型智库。高校综合型智库研究不仅仅以某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为重点。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也是综合型高校智库。专业型智库是专门开展某一领域的研究，比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也是类似的专业型智库。南京大学长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校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的，高校的学科专业太过细分，与行业的联系紧密。即使在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后，保持行业性优势仍然是我国高校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这些行业特色型高校中行业性的专业人才集聚，在部分特色研究型大学，其专业水平并不逊色于一流高校的水平。有这样的人才优势，同时又与行业型政府部门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类型高校在专业性的智库建设上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尽管专业型智库数量庞大，相比较综合型智库，其成果水平不高，影响力不够，高校专业型智库的产出有待提升。

 

      2.各高校对智库重视程度不一，绝大部分的高校智库都是虚体智库。按照智库的机构特征，我国智库可分为实体智库和虚体智库。实体智库是学校内部的二级机构，与传统的院系是并列的，这种类型的智库与国外高校智库类似，他有固定的人员、经费，直接向学校负责，大部分有自己的理事会或者学术委员会。虚体智库是挂靠于学校下面二级学院或者部门（中心）的虚拟组织，没有自己固定的人员、经费，没有具体的责任，在监管上没有固定的组织。由于各高校对智库的重视程度不一，我国绝大部分的高校智库都是虚体智库，只有一些有远见的国内一流大学喊出“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智库”，才陆续成立了实体智库。相比较而言，实体智库产生的智库成果质量远大于虚体智库。

　　（三）运行机制呆板，依附性强

    独立性是智库的重要特征。高校智库是一种开展政策研究和培养相关人才的学术组织，与政府智库有一定的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我国“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在高校环境中建立的智库，应该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但是，我国高校绝大部分的智库依附于学校的二级单位，在人、财、物上享受不到充分的自主权，其运行机制相对民间智库自然灵活性不够。

　　智库内部人员的构成直接影响到智库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合理的人员构成和规范的人力资源制度是形成高质量智库成果的重要保证。在高校智库依附性上，智库运行模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智库与高校科技处、科研院、重点实验室或者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管理部门或发展规划管理部门一起，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模式没有固定的专职研究人员，研究者都是来着各个院系的兼职人员
，且人员较分散。这种智库在经费上得到比较少的支持，其经费纳入部门整体预算中，一旦智库成果不显著，经费就可能会得不到保障。第二种，很多智库设置在学校的二级学院内，智库是作为学院的附属机构存在，负责人有的是院领导兼任，有的是其他教师专任。其在资源分配、人员安排等方面与学院存在一定的依附性，院长的影响力较大。这种智库的作用主要是依赖本学院教师承接更多的研究课题，基本上没有专门经费支持智库日常运转。第三种，高校智库直属于学校的一个独立组织，由校领导兼任智库负责人或由学校聘任在该行业中的领军人物为负责人。这种形式智库直接向学校负责，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有一定数量的固定研究员，运行良好的智库还有一定数量的国内外访问学者，同时，智库内部研究者还能培养研究生；在经费上，有专门的运行经费划拨；在考核指标上，往往有不同于传统院系的激励机制；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往往采用课题小组或方向团队的形式开展政策研究。从当前国内外高校智库运行的效果来看，第三种智库形式无疑符合国际一流大学智库的运行模式。从国内来看，此智库模式基本上存在于国内一流大学，这种类型智库形成的报告质量高，影响范围广，引领了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的潮流。

　　三、美国高校智库介绍

　　在美国，智库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高校智库数量占美国智库总量的75％，美国高校智库在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等在美国政府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毫不夸张地说高校智库是美国的“影子政府”。

　　（一）美国思想市场的需求刺激了美国高校智库的蓬勃发展

　　智库的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在美国，高校智库在国家公共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于美国“思想市场”或者叫“政策分析市场”的完备。美国是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影子无处不在。政策思想也存在自由交换市场，即有供给和需求关系。智库是“供给”方，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咨询、建议甚至是批评。政府、媒体和公众等是“需求”方，是政策分析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这种以政府主导的政策分析市场，为美国高校智库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国政策分析市场的形成既有美国政府的顶层设计，也有各类智库的自身需求，其特点体现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分析市场供需关系，智库经费的多元化输入以保证自身的独立性，研究成果的多层次输出以满足消费者（政府等）的各类需求，有完善的政策思想优劣鉴别机制以提供高质量的供给（产品），同时还有政策分析市场的监督机制以保证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等方面。正因为有这种政府主导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存在，客观上为美国高校智库的健康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各种类型的智库满足了元文化的需求

　　多元文化的背景决定了美国智库的多样性，多样性智库的存在又满足了多元文化的需求。按照行政管理、资金支持或法律上与另一个组织相关联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关系，美国智库有独立型智库和附属型智库，美国高校绝大部分是附属型智库。这种附属型智库主要体现在高校的学科、科研、师资等方面。根据智库的研究领域，智库可分为综合型智库和单一型智库。综合型智库一般历史悠久，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单一型智库以新兴智库为主，如美国教育政策中心，它致力于推动美国公立教育的发展，主要针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进行研究。美国智库的研究范围不但有领域的分别，也有地域的分别。按照地域划分，智库可以分为全国性智库和地方性智库。教育政策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属于全国性智库，而如加州教育政策分析所则是地方性教育智库的代表。

　　
　　美国高校智库讲究意识形态的划分，一般智库都是为某个政党或者派别服务。在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分为保守派、中间派和自由派。保守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长速度远大于其他两派，这是美国的政治钟摆开始向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转向的必然结果。在美国高校智库中有2／3智库属于保守派，其余的属于中间派或无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和自由派。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如何，美国智库均服从于美国国家政策和安全，对于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评价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三）灵活的体制机制保证了高校智库优秀成果层出不穷

　　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Independence and Impact）。这三方面也是美国高校智库追求的最高境界。美国高校智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依赖于高校智库灵活的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机构运行、人员聘任、资金来源上，它既保证了高质量的产出，又保证了成果的独立性。

　　美国高校智库实行董事会（监事会）领导下的主席（主任）负责制。董事会成员由高校校长、大学高层管理人员、捐赠企业或机构董事长或其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及智库内部著名研究人员等组成，董事会直接向校长负责。绝大部分高校智库是独立法人，即使不是独立法人的高校智库，与高校内部其他二级学院也是互不隶属。美国高校智库人员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人员，主要以知名学者为主体；二是不同类型的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既有来着国内的，也有来着国外的；三是辅助人员，这部分主要指日常管理、技术支持、媒体沟通、图书和档案管理人员。高校智库工作以项目工作小组和个人研究两种模式开展，考核也是围绕这两种模式进行。

　　“旋转门”现象在美国高校智库中非常普遍。“旋转门”是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工作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自由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旋转门”是美国高校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如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赖斯（Condoleezza Rice），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等是在高校智库“走”过“旋转门”的典型代表。

　　
　　美国高校智库的资金来源呈现多元化特点。智库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公立学校政府拨款；二是企业、非政府组织赞助和捐赠，基金会赞助，个人募捐；三是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高校智库也可以经营和出售包括杂志、报告和机构人员培训的产品。尽管高校智库是高校的组成部分，但是其运行经费来自高校拨款只占极少数。如2010年，胡佛研究所的资产已经达到了3710万美元，其中社会捐款为1770万美元，约占45％，以前资产的投资回报为2000万美元，约占52％，斯坦福大学的拨款56万美元，仅占2％。这种多元经费来源方式，保证了高校智库的独立性。

　　四、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策略思考

　　（一）营造高校智库供需市场，维护健康、顺畅的流通机制

　　美国高校智库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才取得在美国智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历史角度观察美国高校智库发展过程，美国高校智库兴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如今的美国高校智库处于顺畅的思想市场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经不无忧虑地表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在发挥我国高校智库作用过程中，需要政府进行顶层设计，营造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市场，理顺高校智库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要正确处理高校智库与政府智库、民间智库的关系。政府智库是当前我国智库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制定，随处可见政府智库的影子。政府智库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咨政”“启民”“伐谋”的作用。从我国智库成果的影响力来说，政府智库无疑是最大的。政府部门决策层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养成参考政府智库研究成果的习惯。同时，政府智库的官方背景、研究人员的专业化程度、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前瞻性，保证了当前我国政府智库的良性发展。民间智库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和发展的，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民间智库的发展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民间智库及其知识分子的认同和需求。民间智库是政府部门倾听社会声音的客观需要，扮演着政府公共决策的有益“伙伴”的角色，在培育我国理性公民和创造良好的公民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智库、政府智库和民间智库之间既存在竞争，也需要更多合作。无论何种智库，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三种智库的发展客观上为政府在采纳意见建议过程中增加了选择性，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增添了不同视角的参考。同时，我国思想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更希望看到三者在人才、数据、机制等方面的协同合作。

　　我们还要尊重高校智库研究成果，主动获取高校智库成果。高校人才集聚，拥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研究实力雄厚，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广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高校智库数量已占我国智库数量的1／3。随着我国对高校智库的重视，高校智库的数量和影响力必将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优势能确保高校智库成果的独立性，这能更加充分保证政府公众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公平性和制衡性。尊重知识、尊重知识的成果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尊重高校智库成果应该是党和政府决策部门的一个习惯。兼听则明，政府应顶层设计，营造合理健康的思想市场，主动获取高校智库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

　　（二）着力“中国特色”，着眼“新型”，构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

　　自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月20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成为我国高校智库的追求；随后，教育部又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下简称《推进计划》）。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要坚持既出思想、又出人才，还要育人的工作思路，使高校智库建设与学校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做到“一石三鸟”，保证智库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着力“中国特色”，就是要把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智库。《意见》中要求坚守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在遵循智库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智库建设要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要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等。《推进计划》中明确要求“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要“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及“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高校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摒弃了那种主张思想市场完全市场化而以商业化为目标的趋向，也杜绝了歪曲理解“独立性”而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相悖的导向。我国高校智库通过加强理论建设，打造“中国学派”；着力战略研究，激扬“中国意识”；重在社会引领，形成“中国话语”；提供政策建言，凸显“中国方案”。

　　着眼“新型”智库，是保持高校智库强大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当前高校智库成果参差不齐，其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不够。其原因在于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过于学术化，理论性过强，实用性不足，与现实不“接地气”有关。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过程中，要紧扣“新型”，在服务国家发展、聚焦国家亟需上下功夫。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要以理论创新为基础，智库成果虽然是基于现实问题和实践需求，但不能脱离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基础，同时应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高校智库成果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高校智库研究对象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必须具有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过于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果必然制约其应用效果，智库研究成果应当可以“落地”，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且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合理性。同时，智库研究的过程应成为高校智库人员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从而体现出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三）创新高校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增强高校智库活力

　　我国高校智库是高校内部的一个内设机构，甚至是内设于二级学院。其运行机制与普通的二级单位相同。高校智库必须打破现有的运行机制，才能充分保证智库的独立性、质量及影响力。

　　高校智库应该是高校内部机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先高校智库应该是一个实体智库，对外可以代表高校，又能独立承担研究任务。在人员配备上，其既要有固定的研究人员（正式编制），也要有国内外交流人员（编外人员），同时还要有一定数量的辅助人员。人员聘任标准与高校内部普通员工的聘任标准应分开，畅通校内外“旋转门”渠道，在内部评价标准上，采用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重视智库报告的批示率和成果的采用率，同时引进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的评价。高校智库还要拓展智库多元化的经费来源，鼓励与政府、企业合作共同开展智库研究。

　　我国高校智库还要充分借助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等载体，建设各具特色的高校智库。目前，我国高校有38个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超过300个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有15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另外还有数量和种类繁多的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这些载体直接为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有的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有的转化为国家政策法规，有的成为政府决策参考，切实发挥了智库和智囊团作用。

　　我国高校智库数量众多，但大多是各自为战，很少协同创新。在对微观问题的研究中，其弊端不易出现。随着智库研究更多地转向宏观性、战略性问题，这种闭门造车的现状将制约着高校智库成果的质量，高校智库发展必须克服“山头主义”，走向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因而，高校智库应该提倡协同创新，通过建立智库联盟（智库群）等形式，打破传统智库组织模式，共同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同时与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合作，共享数据，分工协作，就我国重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开展协同合作，也为我国智库“抱团出海”、争取国际话语权创造条件。高校智库在建设过程中应有开阔的胸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广纳海内外专家学者，“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既可以吸收国外优秀的智库专家作为高校智库的固定人员，也可以通过课题项目形式，开展短期访学计划。

　　（四）重视人才培养，履行大学职能

　　
　　人才培养是大学四大职能之一，大学内部的任何组织和活动都要围绕人才培养这个目标。高校智库是我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高校智库在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舆论引导、公共外交重要功能的同时，还要实现人才培养的功能。高校智库在发挥服务社会功能的同时，还应借助此平台培养人才。高校智库的特点决定了该平台培养的人才更具有全局意识，习惯宏观思维，能从国家层面、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现实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分析，把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

　　人才培养是高校智库的优势。高校有多学科综合的优势，这为高校智库提供坚强的理论基础；高校有人才集聚的优势，这为高校智库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持；高校青年才俊云集，这为高校智库提供创新源泉。人才培养功能是高校智库区别于政府智库和民间智库的显著标志，也是高校智库优势之所在。高校智库作为大学内部运行机构的一部分，是高校中顶级研究人员集聚之地。这些研究人员在原有深厚学术水平背景下，就现实社会中的公共政策及战略问题开展研究，这些学术造诣深厚的研究人员身边不乏优秀的青年学子。高校智库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机构，除了吸纳固定的研究人员外，也给高校学生获得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在开展智库研究过程中，这些青年学子学习专业理论，研究现实问题，深度参与研究过程中的灵感碰撞、思想交流，有助于训练学生的理性思考，有助于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在高校智库中“做中学”的学子无形中提升了学术水平，从而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智库应该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在坚持高校“核心职能”的前提下，高校智库建设则是人才培养的自然延伸。高校智库在运行过程中，人才培养与高校智库建设并不矛盾，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高水平的高校智库能培养高水平的学生，高水平的学生反过来能促进高水平高校智库的发展。我们应正确处理高校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在推进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过程中，防止出现一味追求智库质量和影响力而偏离人才培养这一目标的错误倾向。（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