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智库理论与实践》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暨第六届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网副总编辑杨新华出席分论坛一第一环节“中美危机管控中的智库责任”并作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谁都不会否认，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里，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进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现在比较主流的预测，都认为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上台，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会告一段落。但减少混乱并不意味着减少对抗，中美所谓“危机状态”的常态化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中美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际上也是当今世界少数牵一发动全身的多边关系。在过去四年里，中美之间前所未有的连环博弈，让双方对对方的底牌和底线有了充分了解，势必要寻找到一种相处、共生的方式，在长期的战略竞争中有效管控风险。这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中国智库在过去几年里快速成长，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大幅提高，发声的频率和能力显著增强，有很多也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和公众的联系和互动更加密切。尤其是经过中美冲突的洗礼，智库机构成熟、理性了很多，也强大了很多，国际化和公共性有所提升。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智库是推动建立和塑造国家关系的重要力量；同时智库又是一种稀缺品，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智库，也只有强国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智库。中国智库的繁荣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是相伴相生的。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一方面不能对智库期望过高，但我们也有理由寄予更多的合理期望。

从影响和构建舆论的角度，智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美的舆论场和两国关系是同步的，我们也往往从舆论来分析评价一个国家在另一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好感度。疫情期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也不断突破新低，美国涉华舆论呈现整体恶化、局部毒化的趋势。这种态势也连累了其他国家的对华态度。在目前的中美对抗环境下，政府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的能力和空间是有限的，而智库机构却可以有所作为。从宏观的方面，智库可以提供战略判断，帮助政府决策，间接影响舆论；从具体的层面，智库也可以直接持续稳定地向舆论场释放信息信号，帮助国内社会公众构建对国际形势的正确认知，让国内舆论场更加健康和安全，同时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

百年大变局是中国智库的重要机会，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大动荡、大变革中，中国智库有机会正面直接深入地参与国际舆论构建和议题设置，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和西方争夺话语权、定义权、解释权，并且通过斗争让自己更加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1959年用一份对华政策报告震动美国外交界的“康隆”咨询公司，就像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对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影响力，我们智库应该把握和用好这样的机会。

政府、智库和媒体都是塑造舆论的重要力量。但智库在信息传播中理性思考、去伪存真的功能，在国际交流中搭建桥梁、构建共识的功能，是其他类型机构不可替代的，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舆论角度，关于中美危机管控中发挥智库作用，我想从国内国际舆论场两个方面提几点建议，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国内舆论场，智库可以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产品。

一是厘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断。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国内舆论场高度聚焦，产生了很多新词、热词。但与此同时，公众对一些基本概念又缺乏了解，在话语领域引发一些误解和争论。

比如“新冷战”。有的说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有的说我们要防止被拖入“新冷战”，意味着新冷战还没有开始。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冷战”？进入“新冷战”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指标是什么？这个公众不清楚。比如“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中国进入全球化大家庭美国是重要的推动力，现在为什么会出尔反尔？中国支持的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不是一回事？美国要搞的是“逆全球化”还是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有的说，中国崛起是百年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或者说中美关系是最大变量，也有说美国是最大变量，到底怎么评价谁是最大变量？这些概念上的混乱，在我们舆论场上很常见。

要定义好这些概念，还要靠智库的专业能力，不能任由这些概念在舆论场上“裸奔”。智库要帮助公众厘清这些基本概念，帮助公众基于共同的基础和前提看问题分析问题。同时更要防止一些所谓专家信口开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得出一些惊天动地的结论，那只会损害我们的公共利益。

二是构建公众共识。观察中美贸易战以来的国内舆论场，撕裂和对立经常出现。新冠疫情出现以来，特别是中后期，在中外抗疫的情境比较下，国内舆论相对来说进入了理性通道，但舆论场仍然是暗流涌动，重大热点往往会伴随着舆论极化。

自媒体的繁荣最能说明问题，它一方面解放了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表达，中美关系成为显学，另一方面，自媒体也在制造着舆论极化，所谓“小粉红”和美分公知、“跪美派”。即使在知乎这样一个用户层次相对较高的知识问答平台上，关于中美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往往是极端化、情绪化的回答点赞更多，客观理性的回答点赞数明显落后。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实面貌。有人说，在社交平台上消费和发表极端情绪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要看到它们对于公共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社会公众心理带来的长久不利影响。

从培育一个理性包容的社会出发，我们需要构建更多共识，不能听任撕裂和对立大行其道。智库有能力为弥合舆论场上的极化情绪做出贡献。近年来，智库专家发言非常活跃，疫情期间更是参加了很多“云中谈话”，建议智库瞄准舆论场上的用户需求，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这不是说智库有责任去统一思想或者提供标准答案，但培育公众适应百年变局下的外部环境变化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在国际舆论场，智库需要积极参与构建话语体系。

一是中国话语出海，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现在积极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但讲故事的效果目前还比较有限。问题在于我们把讲好中国故事理解的过于狭窄，一是主要在国内讲，即使我们组织了很多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活动，也是对着国内讲，另一个是主要讲“中国好故事”，好故事的价值选择限制了故事的范围。讲好中国故事要用好三支力量，一是媒体，二是公众，三是智库，智库应该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高端力量，要动员组织好百万大军，高端对高端，专业对专业。

二是探索中外话语对接。目前国际舆论场上的中国声音太少。特别是在美国把中国驻美新闻机构纳入“外交使团”管理以后，我们的官方声音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贴了不少标签，关了不少账号。另一方面，我们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很多问题的讨论都处在不同频道里，我们讲生命至上，他们讲自由人权；我们讲国际援助，他们讲“口罩外交”，讲产品质量。西方的涉华话语体系大量来自于二战以后、冷战时期，在西方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正确。我们在对待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也往往不够理性客观，容易把一篇报道、一种声音和政府、社会对中国的整体态度挂钩。改变涉华话语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中外智库加深交流，共同构建中外话语通道。

三是为国际舆论斗争提供智力支持。在涉华负面舆情出现时，智库要主动发声、恰当应对，在国际舆论场上帮助中国最大限度趋利避害。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文明冲突论”等各种论调交替出现。智库应保持头脑清醒，不被噪音恫吓和裹挟，而应从国际法和文明对话角度加以阐释，有理有据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最大限度挤压负面舆论的传播空间。舆论斗争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合作并且在合作中赢得主动、实现共赢，我们要从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角度去管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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