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16年5月26日中国政府网。　　

　　

　　会议主题：文津圆桌论坛系列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会议时间：2016年5月13号

　　 张超：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司长  李国庆

　　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  熊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  黄华波

　　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谢庆国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市总商会副会长 蒋仁生

　　中信二十一世纪科技董事、阿里健康副总裁 王培宇

　　上海创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名医主刀”创始人苏舒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中伟

　　德生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副会长 龙岩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津药业董事长 董事长 樊献俄

　　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开涛

　　首先我们有请制药企业代表，康美药业韩中伟，给我们从制药这个层面分享研究成果。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中伟：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康美药业。成立于1997年的康美药业，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事业发展，倾力打造全产业链资源平台，在发展中特别注重模式创新和标准打造。近几年，我们更加贴近国家打造“健康中国”和振兴中医药发展的战略，从一个传统中医药企业，与时俱进转型成为现代化大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全力响应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号召，结合信息化技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把“互联网+”渗透到中医制药、销售、就医、健康管理等各环节，在公立医院改革、医药分开、医保体系建设、医药信息化建设、互联网医疗、中医药标准打造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运作经验和资源优势，同时也从中受益，实现了公司大发展、大跨越和大提升，在改善患者就医流程，缓解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推动了很多重大创新，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能力。

　　那么，康美药业做了什么呢？下边我简要介绍一下情况，还请指导。

　　中医药标准打造。众所周知，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医药，是中国瑰宝，但一直受制于标准的统一规范和制定。康美药业从创立之初就坚持打造行业国家标准，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于2002年在国内率先提出实施中药饮片小包装和色标管理，并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高度肯定，在全国推广，成为国内唯一参与国家标准制订的中药企业。在此基础上，康美陆续率先推出多项国家标准，2005年成为国家唯一参与制定中药饮片生产管理GMP国家标准的企业；2008年承担中医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研究、中药饮片炮制生产过程标准研究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0年完成近百个中药饮片品种工艺验证和国家、地方生产技术规范和标准；2012年成为国家商务部唯一参与制定中药材等级分类国家标准的企业，同时作为唯一参与国家发改委授权发布的36个国家价格指数制定的民营企业，独家承担和运营了国家级中药材价格指数——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现已成为我国中药材价格走势的风向标,成为市场定价、商家经营、药农生产的重要参考依据）；2013年推出全国唯一的“实体与虚拟市场相结合”的中药材大宗交易平台；2015年承担编制209个中医药编码国家标准，并承担了多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参与多项国家和省级饮片炮制和质量标准制订，对行业规范和提高中药材质量及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司在三七、人参等中药材品种试行溯源体系，对种子、土壤、气候、施肥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追踪。在这些过程中，康美药业与药农、药商建立了良好关系，并积极推行标准化规范管理，从而提升中药材形象，助推行业发展，惠及人民健康。同时，康美药业还管理着占全国75%交易量的广东普宁、安徽亳州等中药材市场，市场化管理实行统一仓储、包装、标签、票据、质检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成为中药材市场的管理标准，亳州中药材市场成为全国唯一行业价格监测点。

　　在打造这些标准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能否推行落实以及见效，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欣慰的是，这些年我们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相当多成绩。随着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行，相信未来这个民族产业将会在我国的医改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标准的打造也将会是重中之重。

　　“互联网+”方面。中医药是一个庞大系统，大健康产业更是一个备受瞩目、关乎民生的产业，涉及方方面面，大数据分析统计以及运用是大势所趋。在“互联网+”概念兴起前，康美就已经做足了准备，早在2008年康美打造了普宁中药材价格指数，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我们投入数亿元建立了云计算中心，承担编制运营发布了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为广大药农、药商、药企及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随后打造了行业最大的医药电商平台康美健康。2015年，康美药业被指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唯一的中医药信息化医疗服务平台试点单位，积极配合国家相关部门探索“互联网+医疗”产业模式，目前正在制定“互联网医疗”国家标准，康美药业凭借自身长期在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医疗服务和中药材信息化建设上所积累的成果和经验，正在积极打造“大健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的“互联网+”平台。

　　医药信息化建设方面。康美药业与新华网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出资搭建了国内权威的健康大数据平台，重点开展健康数据挖掘、慢性病管理、健康在线咨询、健康产品研发等业务。该平台与医疗体系中的个人档案结合，让医生看病时能很方便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和既往病史，已打造的全国首个为癌症群体提供健康服务的“癌康网”具备业务开展基础。

　　互联网医疗应用方面。康美药业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医药信息化医疗服务平台试点单位，在康美医院成为全国首家“网络医院”的契机下，由彭少毅博士领衔的美国微软公司云健康管理团队整体加盟康美药业，在国内率先启动“互联网医疗”项目并快速落地。以40多个地市“智慧城市”和1000多个“智慧小镇”建设为切入点，致力打造“中国健康云”，在北京、上海等地社区建设了多个医养结合站，与知名地产企业联合开展“互联网+社区医疗”，在深圳打造社康中心，开展智慧养老，推出医院信息平台、肿瘤全程管理平台、“互联网+养老”平台以及“掌上医院”、“康美医生”等智慧医疗APP，目前全国线上已经有全国各地2000多家医院实现挂号，一万多名医生在线服务，拥有数十万名会员，服务覆盖人群达2亿多。

　　同时，康美药业于2015年率先在广州推出全国首个“智慧药房”，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寻找突破口。智慧药房通过与合作医院直接对接，完全实现医院处方流转、医保付费，领跑中医药工业化4.0互联网“最后一公里”，迈出了智慧医疗的坚实一步。患者的电子处方发送至康美来完成药品的调配、中药煎煮与配送，把过去繁杂的取药、支付、回家煎药的麻烦直接简化成像“收快递”一样简便，有效解决了候诊取药、煎药以及交叉感染等问题，超过九成用户认为这是一项便民利民的健康服务，感受到智慧的互联网医疗带来的更便捷、更精准、更贴心的好处。该模式自2015年6月启动以来，已与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70多家医院达成协议，已建立有广州、深圳、北京三个城市中央药房，其中50多家医院系统对接完成运行，受益人群数千万。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在2015年6月和9月专程两次到广东实地考察康美智慧药房和互联网医疗，多次在公开场合“点赞”；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也专程在2015年11月12日考察康美互联网医疗，并给予厚望；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对该项目也给予高度关注，引起社会积极反响。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建设医疗第三方支付平台。目前国内有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但基于医疗的平台却是空白。医疗特殊性决定了“互联网+医疗”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特殊性，在这方面不是其他简单的平台所能代替的，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专业的支付平台。康美药业基于多年成功打造的大健康全产业链平台，已经在网络医院、智慧药房、智慧养老、健康智库、健康管理、第三方支付和健康保险等构建的互联网大健康平台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利于优化整合医疗资源、缓解医患关系、破解社保医疗区域性问题、实现远程医疗的真正落地，在该平台的建设方面进行了诸多准备工作。

　　康美药业还与青海、广西玉林、云南普洱、广东普宁、怀集等政府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由康美药业直接在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投资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并启动医药电商和健康保险服务。

　　在互联网+炙手可热的当前，互联网医疗竞争可谓激烈，模式虽多，但落地困难，成效更是难以界定，涉及的信息资源尤其复杂庞大。但无论什么样的信息化手段，都要基于药品和服务质量服务于百姓健康这一根本，基础不能改变，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推动实现不同医疗机构之间资源和信息共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的付费方式，强化基层医疗服务，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形成医院有动力、医生愿下去、患者得实惠的良性机制。

　　医药分开方面，康美药业在医院管理特别是在医院投资运营、药房管理、医疗器械及耗材供应、药品现代化物流配送、仓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经验，走在行业的最前列。

　　康美药业在广东普宁投资近十亿元新建粤东地区唯一一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三甲综合民营医院，并对核心骨干医护人员进行股权激励，积极探索医生收入分配激励改革模式；在吉林通化的梅河口市、通化县投资多家公立医院，特别是刚成立的股份制康美梅河口中心医院，对该地区打造成为区域医疗中心有着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康美药业还计划在广东怀集、广西玉林、辽宁本溪、青海等地区投资运营公立医院，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工作。

　　康美药业还分别为广东省普宁市、怀集县，以及吉林省通化市、广西玉林市、云南普洱市的上百家公立三甲医院提供“药品耗材现代物流延伸服务”，年涉及药品采购金额近50亿元。医院通过 “药品耗材现代物流延伸服务”，既降低了运营成本，也减少了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出，同时增加了财政税收，并遏制了医院在医药采购中的不正之风，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助力“两票制”的实施，实现了政府、医院、社会、患者多方共赢的局面，为贯彻落实公立医院推进“医药分开”的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公立医院改革和“医药分开”这两个重大改革模式的探索中，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予以支持，然而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政府、医院和企业都顶着诸多压力。一些利益方的奶酪被动了，他们就不停地出来阻碍，甚至无理取闹，在社会上雇佣“枪手”发表攻击性强烈的言论。比如最近我们在药房托管改革中就遇到了诸多攻击，根本上是一些原有开着“皮包公司”的药商利益被取缔了。这就需要政府、医院、参与企业和广大社会百姓各方多措并举推动解决公立医院改革和“以药养医”问题，做好医疗机构管理模式、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可以说，康美药业自身长期在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医疗服务和中药材信息化建设上所积累的成果和经验，正在新形势下积极运用“互联网+”把自身产业推向纵深发展，打造的互联网+大健康发展模式在助力我国的医疗改革事业发展提供了积极经验，各大平台项目正在全国各大城市快速落地，积极地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行动中来。

　　当然我们在积极探索和发展的同时，也时刻感受到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易，这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区”，涉及面广、利益关乎全民，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以人民健康为根本，砥砺前行，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落到实处。在此，我们有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应该基于医疗改革领域“以点带面”树立典型和标准。作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医疗改革的发展中触及各方利益相当广，典型的就是中医药标准的推进，国内目前虽然取得了诸多共识，但地方保护主义还是相当明显，如中药饮片推广这么多年，时至今日还未能实现统一标准，各地都推行地方标准，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所以要积极推行标准，政府支持，行业企业合力，大家众志成城地落实到具体中，企业可以说是改革的先锋，也是试验品，竞争激烈，一不小心就成了牺牲品，所以建议相关单位能给予勇于探索的企业大力支持，树立典型，做出标准，互相监管和促进。

　　第二，国家应该鼓励和加强“互联网+医疗”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不同医疗机构资源和信息的共享。这种基础需要国家来主导，只靠地方或个别企业是远远不行的。

　　第三，具体到我们企业，现在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智慧药房、药房托管以及医疗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建设，都是新模式，遇到的阻力很大，希望相关部委和专家能适时给予大力支持，并欢迎实地调研体验，更希望相关部委能一同参与到这些探索中，给予规范的监管。

　　第四，医疗改革进行到了“深水区”，可以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对于“健康中国”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建议国家能在健康产业金融方面给予这个产业建设的核心支持，希望国家能够更大地放宽条件，支持企业申办健康保险、健康租赁等牌照。

　　关于魏则西事件，我想这是一个监管规范缺失的问题，涉及到公立医院改革、社会办医等深层次问题，改革需要继续，监管必须跟上，不能有脱离监管的市场，一切不符合国家卫生医疗标准的办医机构必须坚决取缔，这是对人民健康负责。同时还要大力支持有实力、有医疗资源优势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事业，为“社会办医”注入活力，给百姓带来的安全、贴心、便捷的健康服务。

　　 张超：我们此前对康美的认识就是一家中药企业，但实际上今年我们做健康中国课题调研时，发现康美确实是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全产业链的好处在哪？刚才韩总提到一个词“溯源”，这个词现在很火热，前不久这个疫苗事件，大家谈到了追溯。三天前，食药监总局刚出了一个意见，也是对这个药品的追溯提出来了意见，但好像没有详细的下文，只是简单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中信二十一世纪、阿里健康的总裁王培宇谈谈药品的流通、追溯问题。

　　中信二十一世纪科技董事、阿里健康副总裁 王培宇：

　　阿里健康是阿里巴巴旗下专门负责健康业务的公司，今天主要就阿里健康旗下二十一世纪科技公司，受食药监总局委托，建设中国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谈一下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食药监总局当时在委托建设时，我们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药品安全，打造药品整个供应的封闭链路，实现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都可追溯。

　　我先介绍一下这套体系原理，第一个原理是“一物一码”，就是每一个药品上，跟身份证一样贴上了标签，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个就是药品监管码，是20位的数字，前面包括药品的类别码，前8位代表了药品的类别，中间有序列号，后面有一个加密位，这是一个数字编码，数字编码转化到药上这样一个图片，是一个条形码。这种码的整个设计，实际上有几个关键内容：一是容量，整个20位的条形码其中前16位表示了容量，它支持了一亿亿盒药品的产量，如果按照中国药品产量估算的话，支撑几百年没有问题的；二是安全性，任何追溯码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安全性，因为它本身代表着药品的安全，它本身要防止复制，所以特别设计了后四位的加密位，采用了军方的加密技术，这种加密技术使得一个不法分子拿到药盒的时候，这个码无法批量复制；三是标准性，从数字编码转化成条形码，要企业扫描采集时，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实施成本最低，所以药品监管码采用国际标准CODE128C，使得条形码能够被市面上通用的条形码设备，包括手机等都可以扫描；四是扩展性，这种一物一码的方式，编码粒度是最细的，细到药品的最小包装，所以它比目前市面上其他的编码标准，比方说商品条码都更细，所以它完全可以和所有的其他编码体系进行对应关联。同时，监管码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采用了标识+大数据模式。监管码仅设计为药品的一个标识，具体的数据都是放在后面大数据平台上，通过标识做索引，平台可以扩展任意信息，比方说生产信息、使用信息、价格信息都可以无限地进行扩展。

　　第二，有了身份证后，怎样实现全程追溯？就是全程核注核销，简单理解就是企业经营药品时，需要采集码，上传到信息平台。药品从生产出厂就有了身份证，直到整个供应链流通环节，每一个途径环节都需要采集监管码，就跟人去机场，身份证采集一下就记录了你去哪儿了。通过这种全程核注核销，就可以实现药品从出产到消费者全程封闭管理的跟踪。在消费者环节，也可通过扫码知道这个药品的生产（信息），何时出厂？是否过期？有没有异常的情况？这是第二个原理。

　　在这个情况之下，电子监管体系从2006年建设到现在10年。到目前为止，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在生产源头这一端是执行情况最好的，已经覆盖了95%的生产企业，药品有99%都已经加贴了药品电子监管码。每天赋码量一天有1.4亿盒，源头基本全覆盖。在生产后药品首次进入流通环节时，生产企业要采集上报数据采集完后，追溯平台能够记录到药品去了哪。这个部分生产企业扫码率已经达到95%，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药品进入到了批发环节会有两条线，一条线到批发公司，一条线到疾控，疾控主要经营疫苗。目前在批发企业，电子监管追溯体系覆盖了100%，就是所有企业都入网加入到这套追溯体系中，疾控稍微差了些，大概覆盖50%左右。但药品包括疫苗到了流通环节中，需要企业或者疾控进行核注核销的时候，扫码率就差很多。批发企业经营药品的时候，监管码采集率大概40%。这种情况导致很多的数据缺失了，这种缺失导致什么情况出现呢？在整个追溯体系设计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线写着上下游勾兑，它有一个勾兑机制。药品从上游企业发出来，到其他企业，我发出来500件，是扫描500个码，下游如果说你扫描的也是500个码，系统会自动做勾兑，表示说这个药是你收到了，而且没错。如果说上游发了500件，下游你扫描显示只收了300件，那200件去哪了，就可能是流到非法渠道了。这个时候追溯平台会给监管部门触发预警，这种机制的设计防止出现药品流弊、丢失情况。但现在，只有上游生产扫码率比较好，但是到流通环节，扫码率就逐步降低低，数据的缺失，导致该发现的预警就没法提前发现。流通环节数据缺失的问题，在疾控各环节更严重，据我们目前看后台的数据，采集率大概只有4%，也就是说疫苗进入疾控体系之后这个追溯数据基本没有了。如果疾控体系能够有比较高的扫码率和追溯数据的话，完全可以提前出现预警并发现问题，就能够有效防范济南疫苗类似事件的发生。

　　药品最终到了末端时候，药店覆盖80%，医院覆盖33%，但只是药店和医院加入了体系，当他们真正经营时，扫码率更差，仅在5%左右。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从前到后其实越往下越差，作用也会逐步被削弱。

　　药品到了公众手中，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短信、手机APP等各种方式，查询监管码，确认药品的来源和真实性。目前电子监管追溯体系现在每天有8万左右的查询量。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多，但是对比源头每天赋码的药品1.4亿的话，如果按8万的话，查询率只有万分之五点7。另外，中国网民有6.9亿，手机的网民有6.2亿，6.2亿的手机网民每天实际查询量只有8万，这也体现了公众对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的的认知度还不够。

　　这套体系当时设计的时候，是一套封闭的链条到疾控到医院到消费者，这一套体系能帮助国家、政府做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如帮助生产企业管理市场、药品快速召回在批发和疾控、药店、医院做精细化管理；帮助公众确认药品来源和真实性，维护自身权益。在政府角度来说，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透明监管、实时预警、快速召回、医保控费等，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还可从战略的角度提供数据决策依据，例如产能产量调整、疫情预判、产业分布等等。

　　但由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些应用并没有全部得到实现，这里面包括采集问题，各级部门互联互通的问题、数据开放的问题，大数据应有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得到体现。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电子监管追溯体系仍然发挥了很多作用。

　　第一，济南疫苗案。济南疫苗案里边，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疫苗案当中，现场实际截获了2.3万盒疫苗，当时这个案件一爆发出来以后，阿里健康配合食药总局的要求，采集回来了当时截获的2.3万盒疫苗监管码，12小时就分析并锁定了初期有49家企业，其中根据数据分析的线索，有9家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并向食药监总局汇报，食药监总局对这9家当晚就进行公示。可以说第一批的线索就是根据监管码数据分析出来的。随后，除了提供第一批的数据外，阿里健康配合食药监总局的要求，从3月21号到4月12号，先后十多次帮总局提供各类企业、疾控的流向、预警等数据线索。

　　第二，在现场截获的疫苗里面，有3000多盒被不法分子是刻意破坏的。这里面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不法份子为什么破坏这个码，其实他心里知道的，这个东西能查到他的根，所以他会把监管码刻掉；第二，刻掉以后疫苗依然会被流通出去，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可能长期被破坏，监管码被破坏掉的疫苗依然会接种点打掉，这就证明公众在使用疫苗或者使用药品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例如说看看包装上的监管码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就拒绝使用。这是对公众宣传不够和末端接种点管理问题。

　　第三，电子监管实现了药品的追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在地方药监局日常监管打击挂靠走票等非法行为时很有作用。如福建省药监局，去年根据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建设了“智慧监管”，基层稽查人员拿着手机扫一个码就知道药品的流向。他们在药店和批发检查的时候，扫码只要发现流向异常，或者流向与票据不符，马上可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有走票等非法现象。

　　第四，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它不仅能帮助政府，也能够帮助生产企业整顿市场，就像北京华润双鹤，2015年它通过电子监管的数据把整个渠道进行优化，因为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希望自己的渠道越干净越少越好，但覆盖面越多越好。双鹤进行渠道优化以后它把各类渠道终端商砍掉了9600多家，左边是它原来分析出来的渠道，中间交叉覆盖非常多，经过序列整合之后砍掉了9600多家，整个渠道流通环节非常干净。砍掉这么多之后，它的覆盖能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22%。

　　第五，追溯体系核心是保护公众用药安全。最近的例子，5月11号的央视新闻，是湖北十堰市报出来的，一位李先生买了治疗他爸爸心脏病的波立维，使用后发现不大对。然后他扫了一下监管码，扫完发现生产批号、流向信息等都不对，发现异常以后，他觉得是假药，就送到检验机构，检验之后发现是假药。这个案例就证明监管码对公众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获得更多药品的知情权。但这里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说的，第一，公众其实真的对监管码不够了解，如果在买之前查一下，就不会买，损失个人钱财事小，耽误病情事可大了；第二，波立维在大部分地区是医保药，他从药店买了药之后，我相信这个药品走了医保的，走了医保我相信国家医保资金就被浪费掉了，而电子监管码是“一物一码、全国追溯”的，这个药品在一个药店被售出，在全国就被标记这个码已经被卖掉了，在另外一个药店里边再去卖的话，如果跟医保结合起来，监管码体系立刻就能预警说这个药已经卖过了，或者这个药根本就是假的，不能给医保报销。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有效医保控费。电子监管码用于医保控费其实在2013年在河北省就做过试点，目前在浙江金华也开始做试点，经过医保部门的分析以后，认为监管码是解决医保骗保这种情况，目前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再谈谈医院追溯体系在医院的管理。江苏鼓楼医院把监管码用到医院里，用于医院内部的药品跟踪和追溯管理，它入库的时候扫码，并把码落地到本地，实现院内药品精细化管理，以减少库存损耗。到窗口发药的时候，它设计把处方和监管码挂在一起，防止发错药。另外据鼓楼医院的药剂科说，目前鼓楼医院每年都有几十起，多的时候有几百起，患者拿了药出去吃了以后说有病，回来找你了，或者有患者说你这个药给我发少或是发错了，这种情况会导致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跟患者跟踪这个药是不是他发的，这种问题耗费他们的很多的精力。现在医患矛盾这么重，他们需要一种手段来解决医患矛盾的问题，所以他这种方式第一能够保住患者用药安全，第二确保发药准确和患者跟踪，这样能够把药师解放出来，因为现在的药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大量精力都在窗口发药，用了简单的方法保证问题以后，药师就可以释放出来研究临床药学，这是江苏鼓楼医院做了一个内部管理案例。

　　监管码追溯体系的作用很多，我又简单列了一下电子监管这些年做的其他重要的贡献，包括2012年的毒胶囊、雅安地震做调配、2013年乙肝疫苗等等，都实现了快速的药品的定位、调拨和追溯。

　　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建设这么多年，美国和欧盟怎么建设的？首先,欧盟建设药品的追溯体制是在2009年才真正开始试点，比中国晚了三年，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EMVS，下面有编码中心，生产企业采用一物一码的方式，给每一个药品贴一个码，建立各个国家的国家系统，到下面的药房和批发商的系统，生产企业必须附码，药房必须扫描，而批发企业自愿参加。从我们来看，因为中间的批发环节不做任何登记，所以药品实际上只实现了一头一尾，实现不了全程的追溯。而照我们最新了解，欧盟这套体系到2019年才能做完，所以整个欧洲建设的体系是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同时他们这套体系的成本，大概是每条线花5到10万欧元，而药房系统初装费1500欧元左右，而且每采集一个码要收0.01欧元左右的数据费。成本要比我国高的多。

　　关于我们国家的药品追溯体系，建议：

　　第一，我们认为追溯体系包括一套标准，两层系统，能够实现责任权利的清晰。这个设想从一开始的建设，到最近国家食药监总局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追溯意见的意见稿》，我们认为也是符合这个精神的。第一层系统应由多个市场化的企业追溯网络组成，他能充分履行企业自己的主体责任，比如说有好多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企业自建，第二个也是企业自建，同时也有一些企业说自建太麻烦，则选择第三方平台。第二层系统，一个企业在履行主体责任以后，监管部门和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撒手不管，应该确保数据互联互通并建设政府监管的网络体系。尤其是疫苗案以后，地方政府要负首要职责。因为对政府网络我们不是很专业，我们认为应有省一级、地市级以及国家级的监管网络，并且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互联互通。比方北京，必须保证我的药品形成追溯，无论是谁自建的系统，或者腾讯、阿里建第三方平台没有问题，但要必须把数据连接到北京的监管平台，实现北京市的药品全程追溯。全国各地都可以建，这种方式就形成一个N个政府的监管网络。“商业系统、监管系统”分开，责权利都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两层系统，市场是市场的，政府是政府的。这两层网络一定要实现互联互通，实现互联互通就应该有一套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实施标准、评价标准这三个方面，这些平台之间才能互联。市场化的平台之间可以互联互通，市场化与监管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从而实现整个药品追溯体系的建设。

　　第二，药品追溯体系是确保药品安全的，是技术保障。追溯体系一定要用信息化、数据化的手段来进行对药品建设，为什么呢？现在到了大数据化、互联网的年代，应该使用数据化、信息化的手段，而不能还采用纸质这些落后的方式；第二，追溯要用一物一码，不是用批次，因为批号和商品条码从设计之初就不是用来做追溯的。一物一码才能实现追溯。以最实际的例子来说，济南疫苗案的监管码被刻掉了，不法分子为什么不把商品条码和批号刻掉，因为他很清楚批号追不到他，对他没有影响；第三，追溯药品的供应链、药品生产流通供应是跨部门的事情，也是部委之间联合应用，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并将数据开放，加强对公众的宣传，让公众知道，买了药品以后，可以通过这种追溯机制保护自身利益，能够让自身更健康、更安全，在数据开放，公众宣传方面要进一步加强。

　　最后，我认为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性的组织，比方说药品安全领导小组，这个组织用来综合协调食药总局、卫计委、人社部等部委，因为食药监总局管生产、管批发，卫计委管疾控、管医院，人社部管医保，工信部管信息化，这样的话，能够确保追溯体系在各个环节的实施的真正落地，才能充分发挥出追溯体系的价值和作用。

　　 张超：谢谢，很好的建议。确实这个追溯体系非常重要，昨天一个小孩打疫苗，我第一次知道打疫苗不在医院在卫生所，去卫生所一看很残破，就觉得这里不放心，我就问打疫苗的医生，我说你们这里能追溯？哪生产的这个五月苗，医生很干脆回复我爱哪是哪，直接招呼下一个。阿里的同事每一次参加我们的闭门会，医疗的会我们第一次邀请，究其原因是马云同志曾经豪言，医生都失业，把阿里请过来了。但是我们想其实在这样医生失业之前最好是先让这个假药贩子能够失业。我们以前的时候去阿里调研，马云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做阿里健康的初心就是找假药的麻烦，当父母的给孩子打疫苗，老人买药安心，阿里的存在也是善莫大焉，我们希望阿里的机制真正发挥王总提起的作用。我们请第三个企业，互联网医疗的企业的代表，有请上海创贤网络有限公司CEO苏舒。

　　上海创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名医主刀”创始人 苏舒：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医药界的同仁们，下午好。作为一名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创业者，很高兴今天下午我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个宏大而严肃，深刻而沉重，却关乎千家万户、关乎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

　　前两天，一个叫魏则西的年轻大学生之死令人叹息，引发了全社会对百度和莆田系的口诛笔伐，也引发了医疗卫生和互联网监管部门的对医院和网络的整肃风暴；前两天，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陈仲伟教授之死更令人心碎，一位年届花甲兢兢业业的老教授惨死在自己20多年前的患者刀下，这对许许多多医生本已飘摇的心灵无异于一场十级地震，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医患关系的黑洞究竟有多深？医生和患者就是医疗体系的两个面，如果两个面都受伤了，那么这个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出生在一个医疗世家，又因为我创业进入了医疗领域，所以我们对一些基础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让我们先来看看医生端，工作量大、责任重、压力山大，收入却不算高，这是目前医生的现状。医生的收入目前主要由职务工资加津贴，以及科室奖金构成，其中科室奖金主要来源于药品和检查项目提成，不同的科室差异很大。而职务工资加津贴是稳定的收入，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工作约5年的主治医生，每月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丁香园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2183名医生涉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8个城市19家医院，其中75%的人表示，其年薪低于4万（即月薪少于3300元）；16%的医生年薪5-6万元；82%的医生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卫计委主任李斌首次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医改已经到了“啃骨头”的时候。其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破除“以药补医”，并说这是当前侧重的改革措施，因为现在医疗服务价值体系不合理，特别是医疗服务劳务技术价格偏低，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的医疗行为，需要加快研究和制定适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不能仅仅从药品政策入手，也不能仅仅从医疗价格入手，而必须结合医院补偿机制、医生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综合改革“建机制”。对于李斌主任的话，我非常赞同，但我觉得完全靠政府增加投入，或者改革医疗价格，短时间内还是很难解决医生的收入问题。

　　医生端的第二大问题是医疗资源的严重紧缺和供需矛盾问题，医疗资源总体不足，特别是基层医师数量严重缺乏。很多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宁可在城市里转行，也不愿意到基层做医生。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我国需要28万—42万名全科医生，基层医师岗位的全科医生严重不足，成为国内医疗体系大厦的结构性缺陷。针对这个矛盾，医疗卫生监管部门打出了“加强社区医院、增加社区医生”“建立三级分级诊疗和转诊体系”“医师多点执业”等改革组合拳，试图借鉴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建设我国自己的分诊和就医体制。但中国社区卫生机构注册的全科医生服务比只有0.73名/万人，让一名医生“签约”一万多名患者，显然达不到“家庭医生”的效果，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特别是农村卫生医疗机构的空心化程度已经远超预期，也很难切实承担起科学分流转诊的职能，误诊、拖延病情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受制于医院、地方行政区划、医院执业家次等因素，进展不尽如人意。上述状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医疗体系，也走不了西方国家的老路。

　　让我们再来看患者端。在美国，患者生病→家庭医生（GP，General Practitioner，在中国通常称为全科医生）→专科医生→手术。中国目前一般有两条就医途径：1. 中国患者→专科医生；2. 中国患者→百度搜索→莆田系医院。中国缺乏可信赖的家庭医生，病急起来只好求助百度。除了百度，现在的报纸、电视上充斥着各种“根治糖尿病”“高血压不用吃药”“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虚假医疗广告，缺乏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很难分辨其中真伪。从患者到专科医生，中间横着几十座大山。当疾病突如其来，很多患者告诉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谁求助，去到医院甚至连挂哪个科室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案了。如果有可信赖的家庭医生，我想多数中国人在遇到疾病的时候，第一选择应该是咨询家庭医生的建议，而不是在网上盲目搜索，或是听信那些不着边际的医疗广告。卫生主管部门希望到 2020 年的时候中国每个家庭都有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但现在1万个中国人只有0.7个家庭医生。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说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医疗体制改革，绝对不是政府一家之事，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参与，如果不想办法从多条途径解决问题，医疗体制改革绝对走不出泥潭。政府部门增加投入、增加社区和农村医院的建设、增加人才的培养，设计科学的制度、出台鼓励性政策，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这是做增量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如何挖掘好现有医疗资源的潜力、提高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是缓解当前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我认为当下至少能够做到的四条：

　　1、利用市场化手段提高医生的收入，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医生行业。

　　2、鼓励和放开医师多点执业，医疗卫生部门只需要增强有效监管。当前各地出台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不一，但出于监管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医生在3-5家医院执业，而且不得跨省区执业，加上大多数医师还忌惮于本身从业的医院。这极大地限制了医师多点执业的效果，导致注册多点执业的医师占比不高。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医师所有行为都在互联网上形成轨迹时，监管和责任划分已经不再是一个难题。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医师多点执业政策落地。

　　3、加强医生资源与患者需求的精准匹配。许多患者由于缺乏医学知识，患病时一味想找大医院、大医生、名医生治疗，实际造成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浪费。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三级医疗分诊体制不再是唯一的出路，互联网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实现医疗资源和患者需求的远程配对。

　　4、加强对患者的教育和当前医疗资源的整理，并用最便捷的方式呈现给患者。对于卫生部门，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精准介绍非常缺乏，患者患病，在官方网站上查不到权威、准确的信息，也得不到专业的回答，所以只能相信莆田系的广告和骗子。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官方医疗机构能够像莆田系的骗子学习一下，建设专门的咨询中心或者网站，就能够缓解很多医患矛盾，能够解放很多医疗生产力。

　　说了那么多，我介绍一下名医主刀能够做什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能够为推进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贡献微薄的力量。

　　1、加强医生资源与患者需求的精准匹配，旨在推动分级诊疗、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全面落地。

　　2、耐心服务患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医疗专业知识，帮助他们理解治疗方案。

　　3、为医生提供保障，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4、搭建公开透明的医患平台，治疗和手术的全过程均在网上形成可追溯的轨迹，方面政府监管。

　　5、促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优质医院与地方医疗机构的合作，省级医疗机构与地市县医疗机构的对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6、建立名医公益联盟，联合优秀医师、公益组织、医药厂商等开展健康志愿服务，内容涵盖爱心手术、医疗培训、健康讲座、医药捐赠、疾病救助等。致力于解决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老少边穷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

　 　张超：谢谢苏总，通过苏总的介绍，其实我对你在做的有两件事情非常感兴趣，一个你们做的对延安算是医疗扶贫，我们在今年两会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扶贫的闭门会文津圆桌，会上有一个专家说，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希望我们后续能够跟你对接一些贫困家庭，通过你名医主刀帮一帮他们，前不久工信部把这共享经济的课题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希望跟你们再对接。我是连续三年，每年两会期间对李斌同志做一个专访，我今天刻意把去年的专访拿过来了，关键在这三年的专访李斌同志有三句话是没变的，第一句是医改这一项打到长江边，第二句是公立医院改革很难，第三个是我们要发展智慧医疗，发展互联网医疗，看来这三句话，李斌同志考虑得很深，医改这仗确实很难打，但是她确实把互联网医疗这个层面看得非常重，每年拿出专门的来写。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第二个环节自由讨论，进行第二轮发言的之前，我们同事做了一小短片，我们看一下我们做的VCR。

　　--视频播放--

　　 张超：很好一个小短片，说了我们当下一些老百姓的需求，也把我们存在的问题点评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讨论的环节，我们设置了两个议题；一个是2016年医改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问题探索，第二是结合我们刚刚出了“魏泽西事件”也好、“疫苗事件”也好，还有“杀医案”也好，我们谈一下我们监管体系建设和对这几个事件的反思，诸位领导可以放开来讲，也可以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块来讲，李司长从您这儿开始，咱们自由讨论一下。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司长  李国庆：

　　医改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近二十年全球主要国家基本都进行了医改，总体上看成功的经验不多。我国的医改已经过了几个阶段，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深化医改我们既要直面矛盾和问题，也要坚定决心和自信。

　　下面从我个人了解的角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对当前医改几个问题的看法

　　从不同角度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不到位，“双层诊疗体系”没有形成。《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但多年来实施很不到位，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根本没有改变。新一轮医改提出了实施“分级诊疗”的目标，但没有统筹规划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双层诊疗体系”的发展。早期的卫生改革财政投入很少，政府缺少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调控手段。新一轮医改财政投入增加，但对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医疗机构发展仍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对社区这一层提要求多，实施措施力度不够。一些地方抓了，但多是探索性的，难以形成格局。

　　二是大医院的过分扩张既拉动医药费用过快上涨，又限制了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近几年各地的顶级医院仍在扩大规模，而且一增就是几千张床位，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的档次过高，数量过多，把本来有限的医疗资源和市场都拉到了大医院，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则既无医生又无病人。新加坡最高级的医疗设备是十六层螺旋CT，我们的院长们笑话人家落后，却看不到人家设备落后背后的制度先进。没有规模适度、功能互补的“双层诊疗体系”为支撑，“分级诊疗”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大医院综合症、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三是社区服务方式不能满足群众需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优势就在于离群众近。在农村，乡村医生能生存，乡镇卫生院生存困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办成了小医院，坐等病人上门，不提供入户服务，走了乡镇卫生院的老路。既有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有服务意识和服务方式的问题。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与医院结对子也不是按照“分级诊疗”的思路在运作。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医疗服务价值体系中始终没有把“方便”放在应有的位置，对群众不断变化的服务需求不能主动适应。药物研发中有一个规律，方便也就是病人顺应性可以抵20%的疗效。这个规律在医疗服务中同样存在。对于慢性病人、康复期病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人群，他们更需要的是方便。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诸多不满意多源于不方便。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不解决这个问题便没有出路。

　　四是处理药品价格和医药总费用关系的思路不对。我们一直强调通过降低药品价格来减轻看病贵的问题。但实际上药品价格并不是关键，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才是看病贵的根本。药价一直在降，但医药总费用在上涨，药品占比没有变化，药品降价的效果如何体现？发达国家的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都在20%以下，美国在10%以下，新西兰占9.5%，而我国占到45%。个别试点地区和试点医院能降到35%，但并无普遍意义。当前药品市场存在两种倾向。同质化竞争严重的药品低价恶性竞争，突破了质量底线，导致“劣药驱逐良药”；垄断性药品因为其销量取决于医生处方，谁的价格高、回扣大，谁的药就卖得好。更重要的是有些药品并没有真正用到病人身上。据我们查处的一些案件和业内人士测算，仅北京、天津地区就有上万人从事非法药品回收，天津成了回收药品集散地，他们回收药品的金额每年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简直骇人听闻。

　　五是零加价不能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当前的很多矛盾都是由于以药补医机制造成的，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势在必行。但以药补医包含有“以药补医院”和“以药补医生”两层含义。零加价也好，把药房从医院分离出来也好，只能消除“以药补医院”，并不能消除“以药补医生”，医护人员的利益冲动仍然决定着药品的使用。要真正破除以药补医，必须使药品由医疗服务的利润来源变成医疗服务的成本。零加价后药品已经不是医疗服务的利润来源了，但还没变成真正的成本，而事实上它还是医护人员的利润来源。医院不再从药品中获益，但国家和病人也没有获益，少数人却仍在获益，而且是不当获益。这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弊端。

　　 韩中伟：你刚才讲的医药和医生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外发达国家一些案例，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利用我们的股权激励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三甲医院，那么重点讲的激励每一个科，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通过这么三年下来，平均在几十万到一百万，要倒逼它这种隐性收入，解决探索做这件事，其实国外也通过资本市场股权激励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这次200的股权激励，重点把我们三甲医院按三甲标准建的康美的科室、主任，两个之间做了一个激励，想把这个隐性通过机制上倒逼出来。

　　 李国庆：你说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医生拿回扣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违法犯罪，不能简单这样看，实际上得通过回扣稳定了医生队伍，为什么？我们缺少儿科医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儿科医生缺，因为儿科医生拿不到回扣，所以儿科医生缺，假如没有药品回扣的话，这里头坏事也有它积极的作用。

　　 韩中伟：我们很苦恼，可以引用国外的一些方法。我是通过资本市场，通过未来的服务、未来的工作，通过股权激励，回避一些这样的问题。公立医院是很难做的。

　　 李国庆：六是各地在医改过程中存在着把工作任务当成工作目标的现象。如药品集中采购，各地都按照国务院文件在做。但通过集中采购解决了哪些问题，达到了什么目标，取得了什么成效，又带来了哪些问题，感觉各地重视不够，办法不多，既没有科学的考评指标，也缺乏科学的评估。如果迷失了目标，即使做了工作，群众也不买账。

　　 朱恒鹏：咱们现在存在问题，经常把工作的目标作为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分级治疗应该是目标也不应该是一个手段。

　　 韩中伟：你这个观点很对，什么是目标，什么是路径，什么是手段。前面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下面提几点建议：    “十三五”是医改的一个关键时期，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的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直面改革中的问题，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结合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提出几点建议。

　　（一）以区域卫生规划为抓手，加快建立双层医疗服务体系

　　我认为对政府而言，医改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筹钱，能筹到多少钱，向什么方向花钱。政府只要抓好了这些问题，其他问题可以让市场去解决，让医疗机构自主去解决。政府再也不要干为医疗机构采购药品这样的事了。当前医改的价值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具体工作目标是建立“双层医疗服务体系”。医改的顶层设计应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展开。双层服务体系的关键是社区这一层。要按照“保基本、强基层”的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度超前地制定区域卫生规划，统筹区域内所有卫生资源，分步实施。要严格限定大医院发展规模和大型医疗设备配置。对于少数规模过大、管理运行和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的医院要通过拆分、划转等方式科学分流其资源。社区这一层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水平，采取什么样的运行模式和服务方式，政府必须有清晰具体的规划，短缺的资源通过新增、划转、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加以解决。只有社区这一层在规模和水平上相适应了，“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才能实现，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不放心、不方便等问题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建立“双层诊疗体系”不能急于求成，要按规律办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一件一件地办，实实在在地抓。

　　（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增加资源提高服务能力的基础上要着力改进服务方式

　　社区卫生机构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方便群众。如果不改变服务方式，仍然按照医院的模式运行，与医院只是大小之分，就不能叫“双层诊疗体系”。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价值目标应该是“让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朱恒鹏：专科医生做家庭医生也不合适。

　　 李国庆：如果每一个普通群众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医生，中国医改目标也就基本实现了。到那时即使看病贵一点，群众的诸多不满意也会大大降低。

　　（三）推行按病重收费为主的价格制度改革，破除以药补医，缓解看病贵难题

　　解决看病贵无疑是医改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而看病贵不仅仅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是病人的一种综合感受，与看病难、服务差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当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刚刚达到中央1996年提出的占GDP 5%的目标，当时中央提出这个目标是要求2000年实现的。与美国占GDP 17%相比，总体上我们还不能说中国人看病很贵。这里除了居民收入低和贫富差距大这些医改不能解决的问题外，医改应该关注而且也能够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费用结构。在卫生总费用总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吃药占的比重太大，相应地我们享受的服务就很少。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才是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群众不满意问题的核心。因此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药品费用就是医改必然的政策选择。有些国家实行按病种收费制度，有些则实行按照服务量整体付费制度。这样的制度才能使药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成本，医院和医护人员多用药、用贵药的利益冲动才能真正被消除。既破除了“以药补医院”，也破除了“以药补医生”，让医院在经营中获得合理补偿，让医护人员清清白白获得与自己的付出相匹配的报酬。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破除部门观点和教条主义的工作方式。在制定政策和日常监管中重视价值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看表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降低药占比不能以医院核算，而应全社会口径核算。现在有的医院为了降低药占比，像人血白蛋白这样的贵重药都不进了，让病人到药店去买。这样做医院药占比是降下来了，但病人和社会的药占比并没有降，还增加了病人的麻烦和用药风险。这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以考核指标为导向，而不是以改革目标为导向。

　　 （四）切实整治药品流通秩序

　　我们不必讨论药品市场和医疗服务当中存在的问题谁是因，谁是果，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当中。但我们必须承认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都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当前药品流通领域可谓乱象丛生。12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和200万“医药代表”，有卖药的、有开票的、有洗钱的，要洗钱就必须洗票、洗账、洗税，两套账，不做账、做假账，可谓各显神通，潜规则盛行。就药品价格来说，有的同质化过度而突破了质量底线，有的价格虚高得让人吃惊；业内认识测算药品零售总额的20%用于回扣，而要洗出这些钱还得花差不多同样的成本；一个环节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就需要多个环节来分担，且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定的盈利。从这里我们不难看明白，为什么药价虚高，为什么流通环节这么多。这些乱象破坏了正常的药品流通秩序，造成严重的药品安全隐患，侵害病人权益，干扰医改大局，败坏社会风气，必须严加整治。前几天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行为的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行动。下一步还必须深化药品流通领域改革。开办药品批发企业必须承担市场供应责任。那些靠认识几个人，代理一两个品种就能发财，而药品短缺、基层配送都和他毫无关系的企业绝不能让它们存在。要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一个企业能干什么，能在什么范围内干，都必须明确，不能拿到一张许可证什么都能干、哪里都能干。要实行公开制度。药品各环节的价格都要公开，任何环节只能获得合理的利润，整干净钱；企业的业务员要公开，让那些地下“医药代表”站到太阳底下来，不能挣钱的时候有他，出了问题相互推诿，谁都不负责任。

　　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2016年改革的重点。很多改革难以按年份进行，所以，讲未来一个时期，如“十三五”重点可能更好一些。

　　新一轮医改迄今已经七年多。应该说新一轮医改成绩很大。时间关系对此就不多说了，主要谈谈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挑战仍然不少。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服务模式仍然存在偏差，医疗卫生服务仍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为中心；仍是以大医院为中心，基层还非常薄弱；技术路线选择仍是重“高端”、“先进”，对适宜技术重视不够；服务系统改革相对滞后，逐利动机和行为仍然过强。这几个主要问题带来结果一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近年来仍远远超过GDP增长，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看病依然贵，医保和公众经济压力大；二是基层利用率低，病患都到大医院，大医院看病难；三是医患关系依然紧张，公众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离不开又不信任，医务人员也有很多委屈。有关医患矛盾的事件、报道也有很多。

　　其实最近出的两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个人认为倒不是最典型的医患关系问题。魏泽西事件，跟普通的医患关系不是一回事，而是一个典型的医疗诈骗行为，主要责任方是武警北京二院的私人科室承包人，武警北京二院以及百度起的是“协助”作用，政府监管不到位也有关系。陈仲伟事件的杀人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因此，这也不是典型的医患矛盾。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精神疾病：我国现在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全国有1600万左右，跟我们每年新出生的儿童数量差不多，如何治疗、服务、干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未来一个时期的改革，我觉得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事业怎么发展，第二个重点抓什么改革。在事业发展方面，我们面临的基本现实是疾病负担（包括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非常沉重，随着老龄化加速，疾病负担还会增加。同时，我们国家的卫生筹资能力还是有限。美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去年超过九千美元，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超过八千美元。面对这种现实，必须突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从医疗为中心转向以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为中心。所以，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意义特别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