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11-07 作者： 文津圆桌
在中国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有几个背景，一是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传统的小农经济越来越被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现代化为特征的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不断地同步发展，在交易、流通、深加工等过程中，就可能形成很多可以交叉验证的数据基础，或者是评级授信的基础，可以为我们金融渗透面、覆盖面的扩大提供新的支持。
本文刊于2016年6月29日中国政府网。
主题：文津圆桌系列论坛之以“互联网+普惠金融”助推“三农”新发展
主持人：吴亮 新华社瞭望智库总裁
主持人：非常荣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次“互联网+普惠金融”助推“三农”新发展的文津圆桌，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夏林，是我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我们主办方领导。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刘坚刘老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现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行长。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巡视员侯永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雷曜雷主任。还有来自企业的领导，一是京东金融副总裁许凌，国鼎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立品，杭州同盾科技有限公司CEO蒋韬蒋先生，资邦控股董事长资邦金服董事陶蕾，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运营总监陈嘉轶。
现在会议正式开始，希望大家围绕主题说一些让大家“解渴”的东西。实际上在农村金融方面，我们也跑了很多地方，出了很多内部文件，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不一样了，发生了很多新情况，包括今年年初开始互联网金融的整顿，涉及到农村金融这一块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记者和研究员也带来了很多新情况。
首先，有请我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夏林发言。
夏林：首先欢迎大家出席今天这个研讨会，是对我们的工作支持，也是对大家共同关心的工作参与的一种热情。
我记得一年前我在金融街威斯汀参加互联网金融研讨会，那次会上去了很多金融界人士，盛势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是不是“退潮”了呢？也不是，只是不是追求时尚，要踏踏实实地和自己工作结合起来的。一时的热闹，一时的贴标签式的企业都不复存在。
今天这个话题是在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新发展，新时期获得新的发展需要新商业模式和新环境，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互联网金融怎么样延伸到农村去，怎么样推进“三农”发展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监管层全面整治互联网金融时，又要防止互联网+普惠金融的风险，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但总的来说，现在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远远不够。
我上次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一位腾讯副总裁讲，拿出租车来说，出租车有了互联网，有了网上约车，有了大家所熟知的滴滴打车、神州专车，确实方便了很多。现在我有时候礼拜天不好约车就约一个神州专车，我拿手机看车走到哪了清清楚楚。这都是新的时期互联网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新便利，这个便利是应该被应用的，不应该因噎废食。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非常有价值的。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深入探讨，并且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这是我的开场白，下面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们，请你们提出意见，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夏总。我记得我当记者时，到新华社第一堂课就是夏总讲的，要把“三农”问题搞清楚，把中国“三农”问题搞清楚了，就能把中国问题搞清楚。到现在20年了，“三农”问题还是大问题。金融方面在前年也是搞互联网金融，但现在大家觉得农村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很难进入，有很多问题，新机构跃跃欲试，但有什么风险或者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这次我们还是围绕着新机遇、新挑战、新商业模式、新政策、新监管给我们点点题，谢谢！
纪志宏：人民银行承担着牵头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的任务，希望从这个会议吸收到更多的智慧和思考。农村金融或者说“三农”金融在世界上都是老大难问题，尽管在支付、帐户服务和存取款方面，中国的普惠金融已经或正在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改善，但在发展中各方面关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反映仍然较多。
今年的G20会议上，特别提出要研究制定一套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这从全球来讲，实际是探索怎么把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到普惠金融上。目前中国的扶贫攻坚任务特别重，我们认为要更加注重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进扶贫脱贫攻坚和普惠金融发展，这也是普惠金融可能得到跨越式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机遇。
在中国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有几个背景，一是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传统的小农经济越来越被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现代化为特征的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不断地同步发展，在交易、流通、深加工等过程中，就可能形成很多可以交叉验证的数据基础，或者是评级授信的基础，可以为我们金融渗透面、覆盖面的扩大提供新的支持。在这一进程中，我觉得一方面要鼓励传统金融机构更加注重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另一方面新型的金融业态例如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可以更加主动向农村拓展。
从前期实践来看，各方面均认为“互联网+普惠金融”存在较大的市场发展机会，但最近确实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利于正面发挥科技推动普惠金融作用的现象。例如，我们看到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跑路和在农村销售大量理财产品，农民还没享受到融资的支持，却反而被一些误导性销售所蒙骗，这种现象相当多。所以，当前很有必要加强和完善基础性的监管制度。
当然，最近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工作的展开，其目的在于扶优、抑劣，通过整治来支持真正的、确实有价值的、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符合金融发展规律的市场主体成长，并且还要建立起长效的监管制度和正向的激励机制，让互联网技术真正大幅提升普惠金融程度，切实发挥它的正面作用。这其中，包括互联网金融到底建立怎样的准入制度，加强制度性建设的重点是哪些方面？在条件和资质中，需要什么样的人员来做这项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的制度能否建立起来？保护投资者的机制能否建立起来？等等。
首先要明确底线、守好底线，最起码的要把非法集资、非法的证券经营活动、非法的期货、非法的理财、非法的交易平台等具有明确界限的非法活动进行惩治打击，改善整个互联网金融生态的环境，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事关市场生态环境的建设。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严禁高利率、交叉补贴形式的营销，以及不当的宣传广告，同时还要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最后，我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几点建议，有些可能也是大家的共识。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性质的工作，包括数据管理制度的建立等。这部分内容有时候被称为大数据征信。传统的征信仅限于信用信息，特别是农村信用数据少，现在可能可以用其它数据来弥补和提升信息评价、信用评价的能力。但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使用、数据的管理一定要规范，否则消费者的隐私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这方面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太快，目前已有一些机构自行建立数据库系统，搜集消费者个人与消费等有关信息，有的甚至倒卖相关数据，消费者的隐私受到侵害，因此这方面的制度建立必须要抓紧，要尽快扎紧制度篱笆，明确业务界限，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
二是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监管，防止方向跑偏。一直以来，民间金融的监管就比较困难，再加上民间金融搬到网上成为互联网金融，各种金融服务、金融风险边界将大为扩散，必须要在金融的普惠、效率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必须完善监管制度，同时积极加强在农村居民中普及网络知识和金融知识，既帮助农村居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又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防止不触网人群更难获得金融服务。此外，现实中城乡金融服务的差距本来就比较大，而互联网渠道的资金流向很难控制，如果缺乏有效规划，也反而可能加剧农村的资金大量向城市转移，加剧数字鸿沟现象，因此必须掌握好这一平衡，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都必须要跟得上。
三是为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合作创造良好环境。过去，我们在准入制度对传统金融机构严格地准入，可能有过高的门槛，同时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又是没有门槛的，监管安排滞后。当前我们要在管理制度上掌握好平衡，为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创造平等合作的政策环境。例如，政策上应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和电信业等新型的金融业态和服务科技公司加强合作，以多种形式的合作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政策导向，来提升金融科技的应用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此外，农村电商是不是金融机构也能办？电商也在发展金融，这是双向的融合，把信息流、资金流、物流进行融合，传统金融机构是不是也能做到？各家电商在农村地区基层网点可否共享，以避免重复建设？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要从监管制度上创造便利，把农村产品流通和金融大市场融合这项系统性的工程完成好，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普罗大众。
主持人：下面请刘坚主任发表讲话。
刘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普惠金融”会破解长期以来困扰农业发展和管理当中的难题，应该成为继农业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对这一点要有一个清醒认识。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会对两个行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医药。
农业包括农村金融发展有三大难点，这三大难点也正是金融机构“沉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其一，分散。分散的农业经营主体使农村金融成本提高。农业现代化推进中，也存在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往往造成了一些信息不对称。分散的农户使普惠金融成本增加，使为农业服务的成本增加。
其二，多变。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它受气侯和市场双重因素影响，而工业主要受市场影响，这使得农村金融的风险增大，也是我们金融部门不愿意服务的第二个原因。
其三，多头。目前从事农村服务的机构，包括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因为各机构掌握的情况和数据各不一样，且数据之间重复，有的还不准确，这就使金融部门对农村的服务除了风险高、成本大，还存在信息不准确问题。对基层农民来讲，生产是一个系统，流通加工是一个系统，经营又是一个系统，怎么办？这就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建设来破解这一难题。
建议：
第一，要把“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扶贫”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要作为当前农村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工作计划和政策。
第二，“互联网+”与农业、扶贫、金融等要重在数网合一上下工夫，国务院参事室的华鼎国学基金会就在浙江试点了一个“三网合一”平台，效果很好。通过“三网合一”，金融部门可以了解某个产品的市场情况和品质状况，了解贷款主体的行动情况，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政府要发挥组织和推动作用，消除部门封锁，打破部门利益，建立一个金融、农资、农产品加工及流通的服务平台。
第三，要加强硬件和人才两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建设要统一规划，并要防止重复建设。要改变重发达地区、重城市辐射区、轻农村贫困地区、轻交通闭塞地区的状况，越是贫困地区和交通闭塞的地区，互联网的作用愈发显著。另外，人才、政策也是发挥互联网作用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非法集资、非法理财等要加强打击。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少则四五条、多则十几条这方面的信息。有人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了这个问题，但真正根源并不是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是由于金融的正规渠道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为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例如，农民贷款不会放弃低利率转而寻求高利率。那为什么会有高利贷？前两年我们在北京开座谈会时，似乎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到基层一调查无论是农民合作社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流通企业，普遍仍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浙江是中国金融改革最活跃的地区，即使是这些地区，上述问题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打击非法集资、非法理财，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应加强金融改革的步伐。资金趋利是金融的固有属性，要靠政策和宏观调控来解决农业和贫困地区融资难的问题。
第五，能不能建议国家立法，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业和扶贫，作为所有金融机构的一个社会责任。统一立法，大家竞争也是平等的。这两年国家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依然存在，商业金融离农倾向明显，政策性金融需要加强，合作金融、民间金融发展步履艰难，难以发挥支撑扶贫和推进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所以，要从政策层面让政策性金融和几大商业银行更好地为农村扶贫服务。我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要大力推进民间金融发展，我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家经验，解决农村金融的出路在民间。其经验主要就是搞合作金融和民间金融，合作金融和民间金融了解农民，接地气。例如，养猪的农户申请贷款后，如果今年有不可抗拒的疫病，农民借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钱，无力偿还便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但民间金融则不然，它会继续提供贷款，农户只要第二年把猪养好了就可以偿还贷款，所以民间金融接地气。同时，合作金融、民间金融成本也相对较低。他们要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农业。要降低民间金融的门槛，减少无用的限制，让它们在金融当中发挥作用。我国在这方面的限控太多且东西部的差距也很大。要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作用。
主持人：谢谢刘主任。下面请李行长发言。
李东荣：首先，今天的主题“互联网+普惠金融”选得非常好，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银行从事货币信贷工作。刚才我看到扶贫办的刘主任，也让我想起过去与扶贫办同志一起组织推动农村信贷工作，30多年前我最早接触的贷款业务就是对于农村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贷款、还有供销社的贷款等。也在这些工作中接触了很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对农村的金融问题积累了一定认识，所以今天谈这个话题感到比较熟悉和亲切。同时，我也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我们面临着长期挑战的全球普遍难题，不仅在我们中国是难题，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公平、公正、高效、便捷和便宜的金融服务，这是全球的难题，全球都在共同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联合国2005年就把普惠金融概念树起来了，要求全球为实现普惠金融目标共同奋斗，并对此非常重视。联合国秘书长还设了一个普惠金融的特别代表——荷兰王后马克茜玛女士，她于2014年11月来过中国会晤了周小川行长，并参加了由我主持召开的普惠金融发展圆桌会，她很关心我国普惠金融做得怎么样，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取得哪些效果。
她特别跟我们讲了非洲肯尼亚手机银行的案例，我告诉她我们中国在普惠金融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移动金融的技术安全等级方面会比非洲更高，因为非洲的手机支付虽然很好很方便，但是安全级数还是比较低。如果出现不讲诚信和欺诈行为，很容易让老百姓蒙受经济损失。普惠金融这个课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课题，全球将共同围绕这一目标，希望能让普惠金融延伸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谈普惠金融更有现实意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几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的诸多重要文件中，均出现了“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三个词。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说明国家已经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我们金融机构的同志，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的路径上比过去更加清晰了，因而“互联网+普惠金融”这个题目很有战略意义。
实践中，要真正实现“互联网+普惠金融”，应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历史性难题。我个人认为，全世界普惠金融的难题都离不开以下这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高，特别是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传统做法就是设机构、派专人，以及建设一些基础设施。
回到金融的本性上，金融实际上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产物，所以它首先要讲价值规律、成本核算，商业金融机构也因此天生具有逐利性，必须向股东有所交代，这是必然的。当然，金融机构也要讲社会责任，也要整体上考虑社会平衡。也正是因此，全球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解决实现普惠金融面对的高成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效率低，金融机构在大城市相对好做，因为规模大、设施比较先进，工作比较方便，但要深入到具体地域例如边远地区，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就很难设置先进的设施，这是效率上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商业不可持续性，毕竟金融机构是个经济组织，遵循经济基本规律，如果商业不可持续，即便有一腔热血也难以将普惠金融延续下去，更别说做深做扎实了。
前些年，我们很崇拜孟加拉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穆罕默德·尤努斯，他经常到北京来拜访，也到人民银行的五道口金融学院分享孟加拉的普惠金融经验，但实际上他的模式到后来也很难持续，也回避不了全球普惠金融推行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共性难题。但今天我们可喜的看到，全球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普惠金融提供了可能的手段和解决思路。我们认识到，仅依靠传统模式是不够的，仅凭热情和愿望也是不够的，要把普惠金融通过运用科学技术和和讲求经济规律结合起来，真正推动普惠金融的实现。
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实际上正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
例如，传统金融服务首先要设网点、设机构、安排专人，但如果金融交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比例，安排专人则很难维持。但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有可能妥善解决。此前我在浙江一次讲课中提出“无网络不金融”，是指在当今及以后的金融发展环境中，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不可能离开网络，更不可能离开移动网络，网络为金融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可能性。
总结来说，普惠金融是我们的共同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尤其是移动金融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我们应该通过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每个角落，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的服务。
目前，许多金融机构，不论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金融机构，均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科学技术在改进金融服务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包括蚂蚁金服、腾讯、前海微众银行以及工农中建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等。
我个人认为，要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实现，应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安全性。用移动金融、互联网技术来实现普惠金融，要警惕一些骗子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一些不太可能的理财产品，把老百姓的钱骗去。尤其在农村，财富的积攒尤为不易，一个欺诈的理财产品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因而要发展普惠金融，首先就要解决好安全性，即金融服务不论是传统手段抑或现代手段，安全是第一位的，首先要保证老百姓在金融交易中不要轻易地被欺诈和产生损失，尤其在农村地区。这也对技术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是便利性。要方便，要能够很有效、很简单地操作实施，就像“傻瓜相机”般易于操作、便于知晓，尤其要容易明白金融产品的基本要素和风险性，要让老百姓拿起手机等金融机具就能很简单地进行存款、取款、汇款、融资、理财等操作。当然，这也涉及到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即经济性，也就是解决普惠金融成本的可承受性，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值当、用得划算。
上述这三方面解决好了，推进普惠金融才可能有真正的新的突破。
实际上，当前全球对于普惠金融与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都非常重视。最近G20专门设立了研究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工作组并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让金融服务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便利。具体到中国国情，我个人觉得在前述基础上，还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优化政策环境。金融毕竟是市场行为，须遵循市场规律，尤其商业金融机构须考虑商业可持续性，因而普惠金融还要遵循市场原则、市场导向，不能光凭热情来解决，否则很难持续。要综合运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和互联网产业政策来支持互联网+普惠金融，例如前段时期通信运营商降低了宽带费用，将4G宽带服务覆盖面扩大并延伸等等，这都是很好的政策，在便利了老百姓的同时也降低了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成本。
二是覆盖基础服务，实现重点突破。要统筹考虑城乡总体发展，使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即不论是采取传统网点服务手段还是新兴技术覆盖手段，网络覆盖到哪里，金融服务就跟到哪里。例如，我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海南三沙市，如果按照传统习惯，这一地级市应该具备金融机构的普设机构，因为它是一个厅局级单位，而银行是处级单位，按过去的惯例应该设立分行一级的机构，比如设立工商银行三沙市分行等。我们分析发现，该市人口与陆地面积较少，并不一定需要新设很多很大的机构，重要是解决尽管人口少但服务要覆盖到的问题，由于通信信号已经覆盖，所以现有的工商银行通过各种电子金融服务机具，也能满足其基本的金融服务需要，这就是现代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网络作用于金融服务的体现。
从我们长期的工作实践来看，农村的金融服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最简单的是现金收付。传统思想认为，我卖农副产品，怕你打白条，能不能一手交货一手交现金，例如早年农业银行的现金收付服务就是把现金“扛”到田头，在田间地头就把现金发给你。现在不需要了，有银行卡和POS机，包括农民的手机实际也是一张银行卡，直接把钱通过农民的手机打到他（她）的银行账户里。
第二项服务是资金汇划服务。目前的银行支付结算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第三项服务是融资服务，即农民要借款，生产流通资金不够时就要借钱。过去，农民借钱要跑到办事机构，近的有几里，远的甚至几十公里。现在，各家银行可通过各种机具提供移动贷款，在对农民的资信做了审查并确定授信额度之后，只要在这个额度之内，农民不需要到现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来解决贷款问题。包括我国的征信服务，目前还只在PC端实现，今后也可以通过手机来实现移动端查询。查阅个人的征信报告将不再需要去银行，打开手机就可以，向银行贷款和还款也可以通过手机来实现。这就是融资服务和征信服务的发展方向。
第四项，是随着老百姓生活改善之后新出现的一项服务，理财服务。我个人感觉现在做得很不够，应该帮助农民在讲求安全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目前，农村老百姓在这方面分享的金融服务还是不够的。
在我前段时间的调研中发现，边远地区的老百姓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状况的改善，收入增加了但却不太知道这些收入怎么打理，他们是缺乏这方面经验和知识的。现在农村银行机构所提供的这方面服务还很单一，通常是存款业务，实际上随着当前互联网环境的改善，老百姓的金融理财方向应该可以多一些选择，问题是要解决好农民金融知识缺乏和风险防控能力提升的问题。如果辅以很好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和引导，不但他们的现金收入能通过理财取得更高的收益，银行机构乃至整个金融部门的金融产品也会开辟更大的空间，并且获得这些理财产品服务只需要一部电脑或智能手机，那么何乐而不为？现实问题在于，很多农民不熟悉这些业务也不善于打理财富，赚一点钱就放进存款帐户里，顶多期限长一点。
综上所述，农民的金融需求主要存在于这四方面，这就为普惠金融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天地和舞台。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创新发展。创新是必须的，通过创新能使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地惠及全国各地，但风险防范是个永恒的主题，金融业绝对不能缺乏风控，不论是企业或个人，是投资方或融资方，都必须注重风控。尤其是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能因为过度强调创新而忽视安全防范，导致一些农村企业遭受损失，或者农民个人财产遭受损失。
这就需要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身份认证体系的建设，以及各类业务信息系统的安全建设，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性。
最后我想提几点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实现“互联网+普惠金融”，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而发展普惠金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各国情况均有差异，中国若采取肯尼亚和孟加拉等国的模式，恐怕风险会很大，还是必须尊重本国国情。具体上，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情况还不一样，西部地区比较简单，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各类情况复杂，因而要特别注重风险防范。例如，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80%都高度集中在东部6省，参差不齐，与西部地区形成较大差距，因而要有选择、有区别地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同时总结我们中国自己的经验，各地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上也在积极探索，只要这些方法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有安全保障的，都可以研究和借鉴。
第二项建议，鼓励各类从业机构发展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当今社会已经不能相互割据地来发展金融了，我国的电子商务、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互联网企业均各有优势，尤其互联网企业在客户资源方面优势明显，例如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就黏住了大量客户，拥有很重要的资源。我们应该鼓励互联网企业发挥其技术能力和计算资源，鼓励传统银行机构与新型互联网企业发展合作，扩大合作空间。同时，传统金融机构还可以发挥其长期积累的风控经验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优势，将其比较成熟的经验和比较有效的做法，与互联网企业形成良性互补，实现“1+1>2”的效果。
第三项建议，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个好东西，但如果引导不好，让其中一些动机不纯的害群之马存在，就会影响整个行业。所谓规范地发展，当前首先要把市场秩序重建好，因为创新总是走在监管的前面，但监管不能过于滞后，监管层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地把措施补充到位，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断发酵和扩大。所以当前的重任是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全面整治，把害群之马清理出去。
我个人认为，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经营较好的企业，具备良好的动机和管理实力，能实现比较好的风控并取得较好的市场效应。第二类是发展动机良好但自身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管理资源或者资金实力有限。这类企业需要加强教育和帮助，使其把内部措施夯实好，茁壮成长起来。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同时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一个很特殊的产业，需要诸多很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倘若不具备金融方面的经验、人才、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无法将企业办好的。第三类，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借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来非法集资等，妄图实现个人发横财等私欲，必须清理出去。
第四项建议，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移动金融。移动金融目前得到了全球的公认，是移动互联网和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两者的双重基因以及服务渠道多、范围广、效率高、适应信息时代条件等特征。当前，一部智能手机基本能实现所有的金融服务，接下去如果发展规划得好、建设得好，现金收付业务、资金融通业务（借贷）、征信业务或理财业务均可以实现。
实际上，移动金融已经让中国的发展跳过了欧洲的“投币阶段”，例如早前，国外大量使用现金，而后出现大量售货机，将纸币换成硬币进行投币交易，等等。当前，中国已经跳过了这一阶段，直接从现金收付跨越到卡支付，而卡支付例如银联卡的闪付，还有互联网企业创新的微信支付等，如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特点和优越性。其核心，是判断它们的安全等级，做到既保证安全又便捷支付。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有眼光、会选择。我自己也常用微信支付，非常方便。
现在中国的移动金融手段尤其移动支付手段，已经使我国的现金收付有了很大的改善，相信今后我国在钞票印刷尤其硬币铸造上将显著地减少，没必要再大量印制钞票尤其硬币。这也随之减少了很多附带的问题，例如过去如何防止假币是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很头疼的问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出行都广泛涉及到假币鉴别，由假币鉴别技术以及生产配置假币鉴别机带来的使用成本，将会随着移动支付环境的普及而不断减少，现金的使用也会不断减少，向更集约、更绿色、更科学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是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所以相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如果移动金融的技术、互联网金融技术用得好，普惠金融的实现是很有希望的。
最后，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么借用这句话，对于今天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金融机构而言，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主持人：谢谢李行长。我是记者出身，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互联网金融的大的整顿已经开始，现在作为互联网金融协会，你感觉监管难点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李东荣：因为是新生事物，一开始大家认为怕压抑了发展，需要观察一下，因为对新事物要有容忍度，先观察哪些是好的。我认为之前有一些企业实际上并不是做互联网的，只是打着互联网的旗号，根本就没有这个业务，确实是影响了这个市场的次序。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首先肯定互联网金融是我们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产物，它能对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有好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应该及时整治，把那些不好的现象清除掉，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在的做法是通过整治、梳理、摸清底数，把情况搞清楚，哪些是非法的，哪些是在政策上有模糊不清的，把他们引导到健康发展方向。目前整个整治工作按照国务院要求是这么做的，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还有国家各部委共同努力，我们协会也参与这项工作，大家共同营造一个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氛围。
主持人：谢谢！刚才三位业内专家开诚布公地讲了很多问题和政策上的建议，下一个环节请企业来讲，看看有什么好办法。首先请国鼎科技。
吴立品：我是国鼎文化科技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吴立品，可溯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三网合一”平台，主要包括可溯生活、可溯数据、可溯金融三个部分，可溯生活所着力解决的是农村中优质农副产品的销售问题；可溯数据则在于利用大数据对农事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的指导和分析，帮助农民丰产增收；可溯金融则着力解决农户农企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
可溯在探索打造一个可行的智慧农业生态圈的同时，也在探索更多可能的到达路径，比如说，目前我们就在浙江建德市开出了第一家线下服务网点，我们称之为“可溯农村服务站”；再比如，我们在可溯生活商城增设了“赊购”功能等。普惠金融这条路，究竟该如何走才能通达？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才能真正“沉下去”，这些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探索。
可溯生活是可溯“三网合一”平台中的生鲜电商平台，上线半年左右，在无任何推广宣传的情况下，迄今交易额已过千万。可溯生活商城所售产品均为基地直供，同时配备专门的品控人员对产品品质进行二次把关。“赊购”模式的引入则是一次生鲜电商的创新，而这也是我将重点阐述的方向之一。
“赊购”一词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在农村的小卖部里，小朋友们背着爸爸妈妈找卖货的叔叔阿姨撒个娇，先“赊”一下换取自己心爱的美食；或者撒个谎，说爸爸妈妈没零钱，让我先赊一下。邻里之间的互信与温情，往往让这种先消费后付款的交易行为变得非常简单。但是，这种小金额的“赊购”行为是有乡村邻里间的温情脉脉做背景的，倘若没有这样的互信基础，而交易额又在放大，交易是否还能如此畅通无阻呢？我看未必。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达245亿元，2015年达到了412亿元，预计2018年将突破千亿元。随着生鲜电商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各方大力推广生鲜电商以及用户消费习惯的养成，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将逐渐释放其潜力，市场潜力巨大。
但目前生鲜电商在我国的渗透率尚不足1%。相比服装和3C数码产品20%的电商渗透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可见，生鲜电商发展规模与盈利能力都有着极大的想象空间，关键就看涉足生鲜电商的各企业（沱沱工社、本来生活网、中粮我买网、易果生鲜、天天果园、每日优鲜、爱鲜蜂、壹家壹站、伯果儿、鲜供社）都有哪些看家本领了。
我们再说回“赊购”，既然生鲜电商未来空间巨大，现在各大电商平台也都在创新和服务上下足了功夫。我们可溯生活在构想“赊购”模式的时候就想，我们的“电商”与别的平台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可溯生活是否也能像村里的小卖部那样，不伤害消费者的感情，在消费者有购买需求的时候，就适时地满足他的欲望；而他们也能以自认为最轻松的方式来给我们付款。我认为这才是消费者与平台之间最大的默契，这也是我们平台最想要的一种状态。
中国人在饮食上有自己的传统消费模式，自古至今我们进入一家餐馆，必定是先点餐、上菜、品尝、结账，这种先消费后付款的模式在国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正是基于此，我们推出了信用分期模式。比如：可溯平台按年、季度、月、周推出相应的食材套餐，以满足客户日常的饮食需求，而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期付款。这种模式一方面是迎合了国人固有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信用分期也拆分了客户支付套餐费用的资金压力，用户可根据套餐金额选择相对应的分期，从而使每期的生活成本趋于合理。也解决了对食材、平台的信任问题，彻底抛弃预充值的消费模式。预售模式后更便于产生订单式农业，促进了订单式农业的发展。
就目前来说，在拥有与其他“赊购”模式相同功能基础上，我们的可溯“赊GO”还有如下一些鲜明特点，比如，第一是门槛低——消费金额满200元即可使用“赊GO”支付，低门槛应该说在最大程度上照顾到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让绝大部分的消费者都能轻松满足自己当下的消费欲望。第二，消费额度申请门槛低，基础信用额度高。可溯生活会员只要通过验证银行五要素：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本人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手机验证码，便能获得基础额度3000元。消费者后续通过消费积累和上传其他征信资料还可进一步提升额度。第三，可溯生活商城所有农副产品都是基地直供，且有可溯数据，可以将科学技术与农事记录相结合，最大程度上为消费者还原产品从生产到运输全过程，以保证现代白领们对于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
其次，我想再说说可溯的线下门店，我们称之为“可溯农村服务站”。目前，我们已经在建德市乾潭镇设立了服务网点，对于第一家线下服务网点，我们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可溯农村服务站”的功能不同于简单的商品售卖，而是承担了一个“情报基地”的功能。这么说很抽象，我概括为以下几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可溯农村服务站”是广大农民、农企了解我们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我们推广可溯业务、扎根农村的一个据点。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里，很多农民其实还是没有上网搜索信息了解信息的习惯，更不用说在网上办理金融业务，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遥不可及，但如果在他身边就有这么一家实体店能帮他办理这些业务的话，可能他就乐意去了解了。农民在我们的服务站可以一站式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农企规模扩大而引起的融资问题，甚至是农业技术指导问题。而这，也是我们深入做“三农”金融，并真正“沉下去”的重要一环。
第三个，更有效地辐射周边区域，帮助周边区域的乡镇更快速便捷地了解我们，同时也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当地项目进行回访，这样就能更有效地把控金融风险。以建德市乾潭镇的“可溯农村服务站”为例，就可以辐射浦江和桐庐的部分乡镇。浦江的葡萄非常有名，绿色安全，酸甜合度，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在葡萄扎堆上市的季节，很多种植户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销路而不得不到路边摆摊，售价往往低廉。我们就设想，如果我们的“可溯农村服务站”能跟浦江当地的合作社以及葡萄种植大户合作，掌握他们的整个农事生产过程——从葡萄苗的培育到结出第一颗葡萄，到葡萄成熟采摘，掌握当地的葡萄产量，然后针对性地帮他们把葡萄销出去。如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扩大经营而手中资金有限，那我们还可以借钱给他们。这种时候，我们的农村服务站就很接地气了，能实实在在地帮农户农企解决问题。
另外要说到一个问题是，“可溯农村服务站”还可以为农民的消费金融需求提供资金借贷，农民仅需付少量的手续费。融资的款项既可用于农机农具的租赁、土地承包、农资购买，还可以用于购买汽车、电视等个人消费品。前段时间有一对小夫妻找到我们“可溯农村服务站”，新婚不久想去欧洲度蜜月，其实这对小夫妻手头也不是没有钱，只是消费观念比较前卫，于是我们就给这对小夫妻开了个专门的账户，贷给他们5万元，因为小夫妻俩在杭州都有不错的工作，收入较高，个人征信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办理手续非常简单，很快就给他们放了款。
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可溯是一家具有优质债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于消费者而言，可溯可以实现优质农产品的分期消费，同时还可以采用“未来收益支付”；对于农户而言，可溯既是很好的产品销售渠道，又是人性化、高效率的借贷资金来源。在投资者、消费者和农户农企这个三角形群体中，可溯已经初步构建起了具有独特商业模式的一套稳固的闭环系统。
最后，我想说说可溯与传统企业的深度合作与共赢。2015年，基于定位“三农”的长远战略，可溯开始与正大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在正大集团全国范围的农户中筛选出经验足、资质高、风险低且还款能力较强的，作为可溯的潜在服务对象。
2015年10月开始我们可溯金融正式为正大集团下游采购饲料的经销商和养殖户提供专项融资服务。不同于其他项目的是，在与正大集团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可溯在贷前、贷中、贷后均采用了一系列基于产业链而形成的农村金融信贷新模式。
在贷前，经过前期的摸索与实践，可溯平台采用互联网化的线上申请，例如，农户通过互联网提交相关资料，即描述其养殖场规模、产值和体现养殖场规模面貌的无剪接、无PS的视频、相关照片等。和正大集团的业务推荐人一起进行视频陈述，来帮助我们做出初步的信贷审核。
可溯还采用了电子签章与养殖户签订合同。这样的网签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授信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也易于形成可批量执行的业务规模。
目前，根据前期的积累和大数据精准分析，构建一套完善的具有可溯特色的数据风控模型系统，正大下游的饲料商和养殖户可直接在线上发起贷款申请，系统综合分析农户相关信息后，不但可以分析其养殖的规模、也可以精准的分析其育肥猪、生猪的数量，及各种饲料购买使用量等情况，最后科学计算出该农户能申请到的贷款额度，并为其提供资金帮助。
在贷中，为了保证资金使用的真实性，为了确保借贷资金能被农户正当地使用在生产经营、购买农资等方面，可溯金融都是将资金直接打到正大集团“汇付—正大项目”的专有账户上，在正大集团收到款项后，再将饲料等货物提供至农户手中，实现农户在采购饲料、化肥和幼畜等生产资料上的专款专用。等到农产品进入销售期，正大集团会再将农产品收购资金返还给可溯金融，并将多余资金支付给农户作为收益。
鉴于此，我们与正大集团的深度合作反响良好，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一方面，我们找到了优质的可供长期合作的客户；一方面，急需资金的农户们能方便快捷地融到资金。在我们与正大集团合作的整个过程中，资金一直是处于安全的闭环之中，这在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和养殖户利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可溯资金的回收。我们认为，这是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信审和放贷模式的，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产业链的农村金融模式的创新。
目前，可溯已与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海南等地方的正大项目合作放款达4000万元，日后仍将开发的区域有安徽、福建、河北等省，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我们与正大集团的深度合作也将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正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业务模式的创新，可溯金融与正大集团的合作也已经形成了颇具粘性的良性循环。
在可溯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征信数据壁垒问题。我们知道，在银行系统里面，银行可以调出借款人在各银行的储蓄卡、信用卡等记录作为信用评级的依据，但这些数据目前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很难主动查询到。也就是说可溯这种非银行系统，个人征信数据获取更难。现征信数据问题已经不是单单央行的问题，而是目前个人征信非常散，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征信数据，比如芝麻、比如51公积金、还有其他机构，不能系统性的对外提供服务，惜售心理明显。
再比如不久前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农村两权抵押的暂行办法，明确了政策要求，但由于配套政策少等因素，在政策落实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也希望政府能进行跟进，切实保障政策的落实。
还有就是“三农”信息数据获取较难。目前，我们只能依靠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数据采集获取数据。但政府部门是有相关三农数据的，并且更为准确、全面。如果我们能得到政府帮助，获取到这部分的数据，相信在“普惠金融”道路上，我们会走的更为顺畅。当然，更迫切的希望国家出台更多惠农政策和指导“普惠金融”的发展意见。
主持人：下面是蚂蚁金服演讲。
陈嘉轶：刚才听下来我非常有感触的是几个难题，跟大家探讨一下，其实这个数字大家并不陌生，刚刚两位专家学者都已经提到了，今天在农村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6亿多人口里面，2亿多在城市里面做农民工，但相当一部分还在农村，他们的就业是相当大的体量，就业比例也比我们想象大得多，农村网民数占中国的30%，农村地区占比是85%，城里的是78%，农村地区因为作息，所以不可能待在一个地方用PC，所以移动互联网在农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使用空间？我想也是基于这个基础。
关于为什么金融机构很难去做？第一个是运营成本很高。第二个是信息不对称，其实真正了解的是草根金融更了解当地农民，这一点非常有感触，如果通过金融机构去触达成本非常高，而且效率很低，往往获得的信息未必是非常准确的，永远没有当地人了解当地人。第三个是他们的收入，我们讲小微金融收入难以核实，农村更是如此，跟他的种植养殖物有关，而且跟周期有关系。
包括整个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投向信贷支持相对是不足的，整个信贷投放量，刚才我们说的50%的人口市场来说是不足的。第二，我们的整个城镇和农村征信基础有非常大差异。我们最近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一片空白，这个也是为什么传统金融机构基于这些很难去做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们也看到因为种种金融成本，包括刚才讲到的逐利特性，整个金融服务的渗透度，在城镇1万人里面可能有329个从事金融服务的人员，这个数字在农村可能只有1人。作为蚂蚁这样一家机构来说，我们看到了机会，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所以我们既有义务又有责任做这个事情。
今年1月份蚂蚁金服成立了空中事业部农村金融事业部，去年网商银行开始做农村金融业务，探索一段时间后，今年整个蚂蚁金服就把农村作为一个更大战略提出来了，所以横向成立了整个事业部。原来支付宝解决的是支付问题，余额宝解决理财问题，我们发现农村这样的特殊市场和特殊群体，需要整套解决方案和服务，所以今年年初我们审核了蚂蚁金服所有业务板块，信贷、信贷、保险、信用等等。包括我们整个按照电商集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农村淘宝，阿里巴巴希望在三年投入100个亿，这是我们的一套在农村非常有抓手的一个触角。结合这些电商的平台，包括我们有天猫，农民现在的生产、经营包括他的销售等等是割裂的，我们是通过金融把整个链条串起来。
网商银行提出了旺农贷之后，我们蚂蚁金服也整合了力量，我们推出了三个平台，旺农贷、旺农宝、旺农付。我们希望整体解决农村方面的问题。从哪个方面切入？前面专家也提到了，融资难、融资贵也是我们走访下来发现的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解决方案里面，也会以信贷为入口，结合我们的保险和支付来解决。
这是以信贷拉动的整个解决方案，农村客群有很多种，大家讲农村金融，我们的农村客户按照体量是有一定差别的，金字塔最底下那一群是单笔需求非常少的，支付宝有1.4亿的农村客户，他们有一定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数据化的模式，解决他们小额的周转，当中一层是生产经营户，他可能是在农村淘宝上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包括我们跟扶贫办下面的农信达成合作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服务中间层客户，可能他们的数据不全，但是如果加上我们的数据加上线下的采信可以综合提供服务。
我们发现今年的国家政策导向，新兴农业主体就是上面那一层，虽然客群相对较小，但是单笔金额大，无论是纯数据还是线上+线下的模式不能完全覆盖他们的风险，我们会通过整个供应链和产业金融的方式做，这个也是今年农村金融信用部成立之后探索的一个模式。我后面会跟大家讲我们最近落地的一个案例，针对不同客户，蚂蚁金服会用不同策略和打法做这样的一群客群，而且在过程当中，可能会和很多的金融机构合作，比如线上线下的模式，比如供应商和产业金融的模式。刚刚专家也提到了，互联网金融一定是有机会跟传统金融相结合，一起来解决农村问题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痛点的。
这个案例就是山西种猕猴桃的合作社，这个易果生鲜是阿里巴巴投资的喵生鲜，6个月以后会有定单采购，旺农贷授信，我们从借钱到借物。这样就变成了网上销售猕猴桃的淘宝资料，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整个过程对于融资的厂商来说，因为所有的融资厂商都是我们BD上来的，我们通过旺农宝，保证农资是非常安全的，保证他放心去用，我们通过旺农付这样的支付平台降低风险。其实未来的支付功能也会开放给更多的金融机构，帮助金融机构降低风险。这里面一方面可以为我们的合作伙伴降低风险。第二方面也是引导更多资金向更加好的，比如说融资厂商进行投放，避免现在农资市场上出现的拼价格，我们鼓励有正牌和能力的农资厂商来做。对于消费者和终端的好处是我真正做到农产品溯源，因为我知道我的合作社或者种养殖户肥料是什么，饲料是什么或者农药是什么，真正做到溯源，而他也能够拿到更加放心或者是说可追溯的农产品。这个也是我刚刚提到的，针对这些相对来说金额比较大，又没有相对数据化的沉淀的这群客户，我们现在讲产业扶贫，让更多人参与到我们农业当中来，把他们的销路解决了，而且通过互联网拿到更低价的资源。通过农业产业扶贫，带动当地的经济。
最后是几点是政策建议，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要做好以信贷拉动的这件事其实并不容易，比如以信贷为例，一方面政府相互之间数据是独立的，怎么样规整这些数据很重要。 第二是成本，消费者资金成本是没有贷款贴息的，所以还是以商业银行方向去做，如果未来让利客户的话，如果有一定政策倾斜是可以实现的。第三是关于保险，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保险售卖，去年我们在保监会鼓励下创立了风力指数保险，只要风力达到一定级数我们就马上理赔，但是没有补贴的。最后一个是支付和精准扶贫，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怎么能让农村用户用起来，比如说移动互联网，他在什么场景下会点开这个？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我们现在调研发现，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支付需求在每一个补贴的发放和存取，他去取那些补贴等等。如果这个能和我们的移动互联网结合，我相信也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便民支付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请侯司长和王处长就互联网+普惠金融，并结合刚才讲的两个案例进行点评。
侯永健：因为互联网金融是比较新的概念，再加上扶贫也是非常新的，我也是过来学习一下各个公司在互联网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我们从两个方面推动这个工作：一是大力开展硬件建设。主要包括：一是国家村村通工程，包括村里上网，包括基站覆盖，保证老百姓可上网；二是加快推进金融服务网点的建设，动员各家金融机构去贫困地区建网点，如果网点不健全的话，贫困地区老百姓的金融可及性更差一些。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专项评级授信，在授信额度内由贫困户自主周转使用，做到能贷尽贷。四是对贫困人口开展培训，在实用技能培训过程中安排互联网知识、金融知识、经营管理能力培训内容，结合电商扶贫行动，为贫困农民进行互联网应用知识培训，让老百姓逐步学会如何应用互联网手段获得金融服务。国务院扶贫办跟京东有合作，跟阿里也有合作，让老百姓在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过程中接触网络，这是从软件的方面开展的。现在很多地区的老百姓不懂得网络，也不知道网络。逐步推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利用互联网这个手段得到金融服务，这是工作层面的大概介绍。
针对刚才蚂蚁金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现在这种互联网金融如果和扶贫结合起来的话，大概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定位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定位是理财还是融资？我觉得只有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手段为贫困人口提供融资服务，才有可能和扶贫结合起来，不管是贷也好还是佘也好，还是直接提供实物，都是对老百姓融资的，而不是理财的，这是一个方向性定位问题。第二个是和贫困人口结合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只有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服务，才能算是扶贫行动，才能具有精准扶贫作用。
大家都知道建档立卡这个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性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已经建立起完整的新一轮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每个贫困人口分布在哪个村，在哪个乡，在哪个县，贫困家庭人口的基本状况都在里面，信息已经非常全面。如果说互联网金融工作希望支持扶贫工作，你们可以事先与项目区域当地扶贫部门对接，了解贫困人口分布情况，拿你们农户贷款的信息和我们扶贫部门的建档立卡信息对接，就可以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了。
（主持人：你这个数据对外开放吗？）
侯永健：扶贫信息系统收集有上亿贫困人口的详细信息资料，出于信息安全考虑，这个系统是封闭运作的。但是，对于从事支持脱贫攻坚的机构，扶贫部门是可以提供信息支持的。我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个案例，扶贫基金会下属有一家公司，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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