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8月21日《北京日报》。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特别是以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为主导的技术出现了蓬勃向上的产业融合，融合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和经济冲击在2008年这场危机里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诠释，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大变迁和社会制度难以承受的断裂性的变化，已经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于技术的认识还比较肤浅，我们需要对于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各种冲击以及如何引领技术进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各种利好，但实际上我们更应忧虑的或者更应关注的是如何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如何能够真正消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这种技术进步在金融里面所产生的各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互联网金融方面，更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科技与金融所产生的巨大收益，以及与收益相并存的巨大风险方面。

　　如何深入认识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话题。与风险相对应的是我们对于风险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基础性的建设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会看到，技术进步对于风险本身会带来很多的新业态、新交易模式、新对冲模式，使我们对于风险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技术本身也会为我们治理风险提供大量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包括大数据、互联网等，整个时代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及我们对日常生活所做的各种信息整理和披露，成为表达我们真实信用偏好、真实风险偏好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会看到治理现代风险最核心的是要利用现代技术进步，特别是大数据的进步，来为整个信用体系打造一个全新的基础，特别是利用大数据所蕴含的各种信息为我们的信用体系打造一个更为坚实的微观数字技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在这种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我们对风险的甄别、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才能够真正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才能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不能在科技进步的同时让技术进步简单地服务于各种套利行为和投机行为，服务实体经济很重要的是对信息真实的捕捉，特别是对金融主体的微观信息真实的披露，这一点在前不久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的三大任务、四大原则里面也涉及到了。风险防范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利用现代科技、现代技术进步为我们信用体系的重构和信用体系的革命性变化打下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两极分化。每一场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剧烈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这一轮变革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是全面的金融化，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接近70亿人中70%的人已经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广泛接触到了金融，这种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全球化的力量。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剧烈冲击使阶层之间的分化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数据来看，2007年和2008年全球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二战时期，美国前10%的民众所占据的社会财富也已经超过了二战时候的48%的财富水平。

　　因此大家会想到，这种以商业化为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也带来社会结构的断裂，这个断裂很明显地体现在两极分化上。如何平衡两极分化？大家会发现它已经是危机治理根本性的事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讲的进行简单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重构。危机治理从表象来讲，第一是要阻断危机的传染路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很重要的环节，其修复根本在于实体经济的修复，在于整个民众对于财富正态分布的修复。对于全球危机真正的治理，除了以非常规货币政策为导向的各种非常规举措之外，重中之重在于实体经济以新动能构建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我们会看到，自2008年以来各个国家都提出了实体经济振兴计划，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结构性大改革计划。

　　资产分布的修复依赖于什么？从历史传统来看，主要通过资本的过渡，通过一些革命性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这种方式在当今时代是完全不可行的，简单地遏制资本、简单地去金融化来实现资产分布的正态状况，实际上是与时代进程不相符的举措。在新世纪提出来几个很重要的口号，第一是包容性增长，希望在有利于各阶层福利增长进程中推动增长，第二是普惠金融，也就是要利用现代技术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能够享受到金融资源配合的好处，能够利用金融的方式来解决贫困，并且在金融扶贫过程中推动社会进步。

　　五大发展理念对包容性增长、分享性发展，以及普惠式的金融有指导价值，这也成了一个时代很重要的治理良方。如果就普惠金融谈普惠金融，就包容性增长而谈增长，我们就会在一个时代的钟摆中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