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王文、贾晋京、卞永祖、陈晨晨。

　   2016年的世界，足以改变历史的“黑天鹅”事件频发，似乎历史的车轮改装为高铁。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诸多“偶然”的背后隐含着历史的必然。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终结了冷战的巨变，使“历史的终结”成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世界的认知中无法绕开的一种声音，这种宏大叙事的基础来自哲学上的“普遍历史观念”，即认为世界历史进程遵循普遍的统一规律，由此历史的进程是否终结、转折或加速才有了衡量的坐标。历史像是在2016年突然“大提速”，用普遍历史观念来说，2016年的世界转变是否到了一个关键节点？2017年是否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何形容这种“转变中”的状态？我们认为可以借用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相”是物质系统中具有相同物理性质的均匀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由一定的分界面隔离开来，例如在由水和冰组成的系统中，冰是一个相，水是另一个相。而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称为“相变”，例如冰化为水，石墨变为金刚石。相变有三个特点：一是必须经历一定时间，二是必然存在能量的吸收、释放或者热容量、热膨胀系数和等温压缩系数等的物理量的变化，三是物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2016年的世界，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为了区分于物理概念，并使之适用于描述全球变化，我们称其为“大相变”。

　　一、2016：大相变的来临

　　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使用“新平庸”来概括当时的全球经济。2015年4月，拉加德又进一步称，世界经济处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的泥沼中，各国应采取措施，避免“新平庸”变为“新现实”。“新平庸”与“新现实”都可以描述世界经济的表征，但2016年，表征的问题已深入至“症候”，其根源在于大相变的来临，体现在世界经济、跨国社会和国际关系三大方面。

　　（一）世界经济：进入动荡不定的美元退潮期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016年美国股市经历了年初的震荡后，下半年连创新高，2016年12月28日，标普500指数达到2271点，远远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2007年10月的1561点。美国股市持续高涨，意味着在2016年大量美元在持续流入包括美股在内的美国资产。美联储加息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又大规模回流美国，必然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美元供应量持续减少，并且这种减少趋势是大量的、全球范围的并且已持续超过一年，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元退潮”。如何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美元退潮的程度呢？我们认为，伦敦作为全球美元的流通枢纽，美元在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上的利率（libor）水平，可以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元流动性稀缺程度。通过2016年美元libor变化，可见全球市场上美元的退潮程度：2016年12月21日，1个月期美元利率达到0.75500，超过美联储加息导致的上涨周期开始前夕2015年11月17日0.20900的三倍半。2016年世界发生的多方面变化，都可以通过美元退潮得到解释，美元退潮构成了世界大相变的根源。

　　自二百多年前工业革命以来，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是技术创新。2016年美元退潮期却对全球、尤其是西方未来的创新前景造成损伤。21世纪以来，创新过程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具根本性的特征是创新的虚拟化。随着全球制造中心移出西方，互联网、知识经济和生产型服务业兴起，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的变化，导致创新的组织过程成为一个资本运作过程，作为创新组织者的企业往往转型成为西方资本概念股，并具有轻资产的特征。然而轻资产的另一侧面是高债务。标准普尔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规模将从2016年中期的51万亿美元增至75万亿美元。该研究认为，假如利率和通胀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且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债规模膨胀就不会构成严重问题。然而，一旦利率上升、经济状况恶化，企业偿还债务将变得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银行可能从信贷市场撤出，从而导致银根突然收紧，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标普分析师认为，信贷市场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修正幅度有多大。最坏的情况是，一系列不可预见的重大负面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信心危机，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促使投资者和贷款机构退出风险头寸。如果处理不当，信贷崩盘就会像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样发生。可以说，美元加息导致2016年起西方企业债市场将被迫在今后数年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债务悬崖”。

　　（二）跨国社会：从精英的全球化到反建制的全球化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表面上都是“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获得胜利，也被认为代表着“去全球化”潮流的兴起甚至“全球主义”的终结。然而，全球化的动力并未减弱，“民粹主义”的兴起本身也来自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全球化产物，变化的不是全球化的趋势，而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二战后，随着一大批军工技术转入民用，“新科技革命”蓬勃展开，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跨国公司的面貌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从跨国贸易转变为跨国制造，即不再仅仅是在一国范围内制造出产品再销售到另一国，而是产品的制造过程本身在不同国家进行。随着跨国制造的变化扩展，一批将其生产体系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出现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跨国公司，更具体地来说是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中获益的群体，可以称为“精英的全球化”，而大众只是全球化的被动方。

　　在精英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投资的收益增速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而2016年可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某种临界值。例如，2015年，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并且趋势持续发展。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持续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精英的全球化另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于精英全球化方式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七国集团（G7）到欧盟，只要剖析其议题细节就能看到：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更加便利。相应地，这也导致西方的国内治理体系更加与精英的全球化融为一体，并进一步与大众相割裂——例如救市政策体现出的关心银行远多于民生倾向。在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中，特朗普、桑德斯等人及其支持者被称为“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这个词被用来表达对于全球化过程中既得利益精英的反对情绪。

　　不难认识到，2016年风起云涌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其实矛头指向是西方的“建制”，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反建制化浪潮，但其本身仍然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过今后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改变，像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显示的那样，变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推动的全球化。

　　（三）国际关系：从文明的冲突到流动性的竞争

　　2016年国际关系“相变”在于，影响国与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因素，明显地从传统因素转移为流动性。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论对国际关系影响甚巨。从西方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到发生在欧美的多次恐怖袭击，都显示出“文明的冲突”因素。甚至就连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由于背后不无美国奥巴马政府搞“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影子，归为“文明的冲突”也未尝不可。然而，2016年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动向显示，流动性的竞争关系，而非“文明的冲突”，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因素。

　　近30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家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各种经济活动也越来越货币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就成为新的全球微观基础，这也导致各国都在经历资产证券化的浪潮。当各种经济活动都越来越依靠货币与会计作为管理基础，国家发展的进程也就与全球货币的流动密切相关。而对于金融化了的经济来说，流动性是一个重要概念。流动性强调了货币或资产的流动属性，它意味着未经货币化或者缺少流动性的资金、资产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流动性的来源以及流动性的多寡，对于一个国家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

　　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扮演着全球流动性总源头的角色。在美元流动性供应充分的时期，“文明的冲突”更容易凸显，因为“文明的冲突”总体来说是一种未考虑金融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理论。而在2016年流动性竞争则更为凸显。例如，菲律宾政府换届后，突然倒向中国，背后的原因更应该看作美元退潮，只有中国能够为菲律宾提供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流动性来源。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事件，也使得流动性竞争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影响更加巨大。由于伦敦金融城是美元欧洲流动的枢纽之一，英国脱欧意味着美元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开始疏离，这必将开启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在内的“次全球货币”进一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出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与合作。

　　二、大相变来临下的世界主要力量变化

　　我们选取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中国五大主要力量来分析其在“大相变”来临之年的发展变化。这种选择方式并不完美，例如“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中国”三个概念之间有交集，但考察世界主要力量变化需做区域分析，而区域分析就不得不兼容一定的概念交集。

　　（一）美国：从全球帝国回归孤立主义

　　用“大相变”来观察2016年的美国，可以看到美元退潮效应、企业债务、反建制浪潮与流动性竞争都表现得很明显。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美元指数在随后一个交易日大涨，创造了14年来的新高。对于全球，这意味着美元更进一步的大退潮；对于美国则意味着美元回流，但回流的美元却只有资本市场可以容身，由此又加剧了微观经济的“大相变”，传统的“商业周期”已被替换为“资产价格周期”。例如，美国债券市场未清偿债务余额在2015年第四季度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到2016年第三季度为40.83万亿美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7年第四季度该数据为31.88万亿美元。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是美国社会“大相变”的结果。“反建制”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初即已波及两党。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都是反建制潮流的产物。回顾2016美国大选结果，传统的五大湖及东北工业区（即“铁锈地带”）集体倒戈，是特朗普致胜的重要推手。从整体选票统计数据上看，特朗普在两类人群中对希拉里拉开的差距最大：白人无大学学历选民（67%对28%），和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的人群（62%对34%）。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传统产业从业者失落与愤怒的集体表达，大选前夕精英媒体“集体误判”，草根输家的愤怒被低估。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但依赖传统产业为生的美国人成为输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美国本土则越来越聚焦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从业人员的“被剥夺感”尤其严重。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提出的绿色能源蓝图与产业升级方案让传统产业工人高度不安。相形之下，特朗普竞选战略的支点则是反复强调全球化伤害美国本土利益，导致制造业萎缩、就业机会外流。特朗普的竞争承诺直接击中以传统行业为生的选民：把流失的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带领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时代。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孤立主义，并非要斩断全球利益链，而是为美国卸掉全球“责任”。美国原先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以承担全球“责任”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但美国以往承担的责任远远超出其国界，如今早已力不从心。通过卸掉全球“责任”，转向“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可能要求别的国家分担更多的全球义务和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