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英文版刊于6月9日《环球时报》英文版“Wang Wen on Changing World”专栏。

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1717年世界地图的原件。当时，南极洲、北冰洋、阿拉斯加、夏威夷都没有被人类发现，但墨卡托投影法已在地图绘制中普及，经纬线构织成网格，投射在圆柱面上，极大提升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向感。果然，此后半个世纪，英国海军军官詹姆斯·库克船长发现了上述占地球表面1/4面积的疆域，为“日不落帝国”的缔造做出巨大贡献。

每天上班，推开门的第一瞬间，我都会看到这幅地图。作为一名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难免常常感叹，当时中国在清代康熙年间，仍在用山川河流工笔画勾勒疆域，不精确，更限制了决策者的战略视野。19世纪的衰败给了中国人惨痛的历史教训。

学术界通常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宏大视角，思考近代化以来中华帝国的崩溃原因，却往往忽视了地图绘制的这个细节。幸运的是，当代中国人已杜绝了历史重演。在信息化时代，地图在中国变得更立体、更智能，潜移默化地对中国崛起发挥推动作用。

中国约有8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这意味着只要是成年人几乎人手一部。每部智能手机就是新时代的绘制地图器，通过各类APP，告诉有需要的人，哪家餐厅更好吃？哪个旅游景点更有趣？哪家酒店更实惠？哪个快递服务更好？外卖小哥已送到哪里了？哪条路线更畅快？哪个国家应去旅游？

很明显，中国人与地图形成了互动关系，不只是利用地图，知晓自己需要的信息，还将个体植入地图，通过个人评价、生活方式、日常工作，创造了社会互联互通的超级大地图。而这个新版图成为信息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在新冠疫情期，每个中国人都能利用智能手机，发现新增病例的方位，比如，病例是在哪里发现的？患者住在哪里？哪个城市甚至哪片街道是高风险地区？这幅超级大地图指导着中国人在特殊时期的生活与工作，增强了风险意识，降低了感染率，使中国成为控制疫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21世纪的世界，地图绘制力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实力。地图不再只是强调山河湖水、交通路线，还在强化着每一个国家组成要素的互联互通程度。这当然包括通信光缆、高速铁路、油气管道、都市群落的网络文明发展状况，更折射了高效日常生活工作的全民理念。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绘制地图能力，背后反映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程度。在5G时代，中国社会构成的每一个要素，能源、交通、通信、物资、货币、技术甚至生活方式，都逐渐形成万物互联的时代图景，高效地完成每一批生产、每一次运输、每一笔交易、每一场聚会、每一轮创新……

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能够平衡稳定、发展与改革三角关系的关键原因。社会要素之间互联互通，技术进步推动联通水平的改革升级，社会鸿沟随着升级弥合而呈现一体化发展。比如，中国低收入者通过超级大地图能得到外卖、打车、无现金支付等社会均等化服务，而过去这只能是拥有厨师、司机和会计的富人才能享受的生活水准。

有中国人曾调侃，如果明尼苏达的无现金支付像中国这么普及，就不会出现怀疑乔治·弗洛依德使用20美元假钞致死事件。如果美国疫情地图编制得更完善，就不会超过10万人死亡，也不会让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导致民众愤怒上街，最终酿成美国史上最大的城市骚乱与社会分裂。而这一切，又起源美国禁用华为，落后于5G时代。

按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CONNECTOGRAPHY）》一书中的说法，在21世纪，世界各国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和人口规模等国内因素，也取决于本国的互联互通能力。在我看来，国家互联互通能力，不只是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在于国家内部的方便快捷。这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能配置多大的全球资源。

由此看，联想到中国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推行物联网、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强国”战略，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崛起还只是刚刚开始。(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王文个人Twitter: WangWen_RD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