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网 【报告】智库:中美脱钩将损两万亿美元,竞合“再挂钩”则可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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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智库:中美脱钩将损两万亿美元,竞合“再挂钩”则可避危机

发布时间:2022-01-18 作者: 人大重阳 

2022年1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主题为“竞合·先见·发现——2022年中国与世界”的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成功举行。


人大重阳网综合媒体报道:2022年1月18日-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在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竞合·先见·发现:2022年中国与世界”,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出席论坛并做开幕特别演讲。会上,人大重阳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中心首席专家廖群发布《合作突围:美、中及全球经济解“困”之道》智库报告。多位顶级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物及多个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齐聚一堂,共同解读当下宏观形势,把脉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人民网、新华社、环球网、金融时报、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报道本次会议。


报告通过对经济数据的详尽解读与分析,从当前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全局出发,识别当前困局、分析困难来源、提出解决建议。报告指出,当今全球经济、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均面临着不同的“困”局。中美经贸继续脱钩还是“再挂钩”?脱钩结局和“再挂钩”前景成为全球关切。报告认为,脱钩是死路一条。只有中美两国合作,才能实现突围,即只有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性地“再挂钩”,才能解开各方“困”局,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困境。以下为报告摘要:



报告封面



核心提要


●当今,全球经济、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均面临着不同的“困”局。“困”局如何解开?中美经贸继续脱钩还是“再挂钩”?脱钩结局怎样?“再挂钩”前景如何等都成为全球关切。本报告认为,脱钩是死路一条。只有中美两国合作,才能实现突围,即只有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性地“再挂钩”,才能解开各方“困”局,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困境。


●美国经济困境导致危机渐行渐近。一是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制造业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小,对虚拟和高端产业的依赖度过高,且贫富差距过大。二是宏观经济政策掉入“刺激陷阱”。这是源于长期实施超常规的财政货币政策宽松。三是近年来的政策偏差、补救或纠正又面临着多重的两难,包括“制造业回归”与工资刚性的两难、增加投资与高消费习惯的两难、政策宽松实质性加码与减磅的两难、减小贫富差距与维持市场活力的两难。四是金融经济危机与政治社会危机互相推动,渐行渐近。美国面临着各种尖锐的政治社会矛盾,包括种族、身份、政党、社会地位及代际的矛盾。


●中国经济转型任务艰巨。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轨。能否在今后的几十年实现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二是科技飞跃迫在眉睫。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由科技驱动的阶段,加之美国在科技方面对中国的重点打压,中国必须战胜各种挑战实现科技跃进。三是结构升级刻不容缓。结构升级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大引擎。四是在改革开放须打攻坚战。在旧领域,国企和金融改革最为关键;在新领域,双循环、人口老化、绿色低碳及数字经济等新形势尤其紧要。


●全球经济的困态在于滞胀威胁日增。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呈拾级而下之势。二是通胀则显波动走高之态。三是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化日益加大。四是全球化走势则在逆全球化潮流下动荡不安,美国的倒行逆施和任意妄为是主要威胁。


●在三年多的经贸与科技摩擦背景下,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仍在提升。第一,中美两国仍是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家,且贸易额年年增长。2021年前11个月,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624亿美元,进口5199亿美元,美国大幅逆差3575亿美元;2021年前三季度,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81亿美元,进口147亿美元,美国顺差134亿美元。第二,中美双边投资,形成高额资产和收益。2020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余额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余额分达1240亿美元和840亿美元。美国在华跨国企业数量超过7万家,其中97%盈利。第三,两国经贸关系结构上失衡,但整体上美国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总收益高于中国从美国市场的总收益。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在对方国跨国企业的销售收入之和估算,中国对美国年“销售”总额为9000亿美元左右,美国对中国年“销售”总额更高达约1100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总收益更高,所以美国一直抱怨的从中美经贸关系中吃亏的说法是完全占不住脚的。


●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经济贡献显著。第一,对美国来说益处良多。前述1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左右。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年均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的生活成本。中国也为美国各个行业的企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宝贵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中玩具的85%、防护口罩的45%、药物的80%、稀土产品的90%以上、以及武器配件的70%;同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是从美国进口牛肉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美国波音公司飞机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是美国谷物出口的重要市场。美国许多半导体科技公司如思佳讯、高通、博通等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均在50%以上。第二,对中国来说也十分重要。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占中国总货物出口18%,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外需,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就业;从美国货物进口占中国货物总进口的7%,补充了中国经济的内需;从美国服务进口满足了教育和旅游服务等个人需求和对技术研发和软件服务等企业需求;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从美引进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提供高端装备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第三,两国经贸关系还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关系是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流动性的重要通道,为全球贸易、投资、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若美国脱钩政策继续,将继续加深美国“困”局。首先,美国经济危机将大幅加速到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92%)由美国进口企业承担。贸易战更使2018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大跌53%,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出口分别骤降47%和90%。中美贸易战造成2018-2019年美国GDP下跌0.5%,劳工市场丧失24.5万个工作岗位,每个家庭损失675 美元的实际收入;造成美国企业市值损失1.7万亿美元和投资下降1.9个百分点。若贸易战加剧以致贸易完全脱钩,估算将起码降低美国GDP3.5个百分点。其次,投资脱钩势将造成美国的巨大损失。美国在华跨国企业每年70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销售额将化为乌有,庞大资产也将消失或大幅折价。这对依赖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利润及研发成果的美国国内企业和个人,进而对美国经济的间接打击不可低估。中国在美跨国企业所雇佣的近20万美国员工将被解雇,向美国政府上交的税收将消失,在美国产业链中所起的连接作用也不复存在。同时,两国间的金融投资也将停止,中国所持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将不得不卖出,冲击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国家财政。若投资完全脱钩,估算将起码降低美国经济2.5个百分点。因此,若美国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完全脱钩,共将至少降低美国经济6个百分点。在此情形下,美国经济将必然走向停滞与衰退,贸易与投资脱钩将很快地将通胀推高至10%以上。最后,金融、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随时爆发。随着财政政策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国家财政从悬崖坠落;随着中国市场的消失和产业供应链的断链,破产大规模增加,失业人数骤升,企业与银行共陷困局;股债价格将掉头向下,泡沫破灭;随着居民收入预期猛然下跌,房屋价格将走低。政治与社会风险也将陡然上升,从政党恶斗、政府停摆、大规模示威游行、种族冲突、街头打砸抢、冲击国会、抢劫银行与企业,直至社会暴动。


●若无法阻止脱钩,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也会加剧。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轨,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其次,中国的科技飞跃也将遇到更大的阻力。最后,经济结构升级和机制转型阻力也将明显增加。


●若无法扭转美国脱钩政策,全球危机的威胁将大增。第一,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将失去动力。第二,美国必将转嫁危机,更肆无忌惮地大印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引发全球通胀攀升并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第三,全球产业供应链和市场流动性的传输渠道将受阻和失序,致使全球贸易和投资发生阻塞甚至混乱,从而各国贸易与投资规模骤减。第四,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将丧失权威和效用,世界陷入无序竞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更加遭殃,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第五,全球经济的滞涨及市场动荡不断上升,显著加大全球性金融、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威胁。


●中美经贸关系正处于脱钩与“再挂钩”的转折点。中美两国合作性“再挂钩”空间庞大。首先是恢复中美贸易与科技战之前合作性的两国经贸关系与机制。即结束贸易与科技战,以恢复之前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员交流的正常往来。其次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众多新的经贸合作领域。这些领域既关双边又系全球,包括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气候变化应对、全球贸易与投资体制改革、能源安全保障、数字经济竞争规则制定、基础设施更新与建设、产业供应链通畅保障、金融风险管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


●本报告关于当前两国推动合作性“再挂钩”提出八条建议:


(一)建立与政治分离的双边经贸“再挂钩”体系,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


(二)实质性地减磅脱钩措施,走出结束贸易与科技战的第一步;


(三)开展抗疫合作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快两国及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复苏;


(四)加大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力度;


(五)重启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发掘在新兴产业和金融行业的双向投资新领域;


(六)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七)抓紧寻求在全球经贸体制改革紧迫议题上的共识;


(八)赋予地方政府与民间在两国经贸交流方面的更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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