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元健治系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的由陈雨露主编的《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G20智库蓝皮书2014-2015》一书。书中从G20与综合增长战略、金融改革、全球治理等方面入手，来谈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如何在G20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行了深刻剖析。

　　【摘要】

　　1.全球经济已步入复苏轨道，尽管复苏速度出乎意料地缓慢且含有若干风险因素，如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因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渐进尾声、欧盟金融脆弱性和主要新兴经济体推迟结构改革而可能导致的全球性金融震荡。20国集团提出的将全球GDP提高2%的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应包括规定共同的政策领域，确定具有高度可行性并赋予各国充分自主权的量化指标。这种全面经济增长战略应集中于供应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因为该战略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2.安倍经济学成功地将日本经济推上了周期性复苏的轨道，克服了消费税提高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不过，这主要得益于货币和财政刺激。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因劳动力日渐短缺和私人资本投资长期停滞所导致的未来预期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日本应加快有助于创造新商机和开发新市场的经济增长战略的落实。

　　3.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四个关键因素是：a)建立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b)大幅度降低现行企业有效税率；c)彻底改革劳动力市场；d)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它们都是日本经济复兴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安倍经济学取得成功，可为全球经济新增1120亿美元，并产生溢出效应。尽管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生儿减少、人口老化和人口下降等严重制约，但为解决这些挑战性问题而做出的努力极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4.为实现20国集团共同的经济增长目标，各国应首先积极解决自身的问题。此外，20国集团各成员国分享其知识、技术和经验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0国集团各成员国本着协调、合作与协作的原则解决问题有助于促进它们的经济增长。

　　1.序言：全球经济的现状和确定20国集团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意义

　　2008年"雷曼冲击"事件已过去5年半，全球经济已步入逐渐复苏的轨道，尽管复苏速度低于预期水平。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因素制约着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些因素的根本原因是：

　　a)国家间的政治冲突，这意味着全球政治治理机制的缺乏；

　　b)因发达国家推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不确定性；

　　c)包括日本在内的某些国家财政纪律的松弛；

　　d)主要发生于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改革延迟；

　　全球经济的风险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四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地缘政治风险，如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美国空袭伊拉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

　　第二个风险是全球范围内长期利率不稳定现象。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将于10月收尾，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主要关心的是政策性利率上调将于什么时候开始。在普遍预期政策性利率上调将早于预期时间的情形下，美国的长期利率必将剧烈上升，这将导致大规模资本外流，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再者，美国、欧盟和日本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方向上的差异有可能使目前局面变得更为复杂：欧盟将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美国将致力于货币政策正常化，日本将在未来至少两年时间内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一项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即质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差异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

　　第三个风险是欧洲金融市场。欧盟经济增长在复苏，但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决不可忽视。欧洲各银行现正处于所谓"压力测试"期间。某些国家仍然受困于不良贷款的不断增加，葡萄牙一家主要银行发生的情况不过是冰山一角。欧盟为挽救其银行系统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始料未及的风险。

　　第四个风险是与新兴经济体有关的风险。在某些国家，结构改革因政治因素而延迟。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目前经济状况有很大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可能对新兴经济体构成严重威胁。

　　全球经济面临的上述风险因素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为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风险，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经常相互分享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我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改变以往立场，更加重视结构改革，谨慎、平衡地考虑经济增长问题。这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目前的稳定局面。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2月举行的会议上确定了共同的经济增长目标，即在2018年将20国集团GDP在现行政策预期水平上提高2%以上，这意味着为全球经济带来两万亿美元的增长额和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该目标如果得以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比预期水平提高0.5%。该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GDP差距巨大和经济增长潜力日益下降的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20国集团将其工作重点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a)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并提高投资质量；b)降低贸易壁垒；c)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d)提高竞争力，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该举措可谓正中要害。20国集团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全球GDP的80%，全球贸易的75%，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尚不清楚每个成员国应当做什么和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全球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我认为，预期中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应详尽说明共同的政策领域，确定通过每个国家行动方案实施的具有高度可行性的量化目标和实现经济增长战略的时间表。至关重要的是，这种量化指标应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相应的独创性和灵活性。

　　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于过分依赖货币和财政政策。特别是，对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过分依赖必将带来许多副作用，加剧未来的风险。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高资产价格促进企业和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然而，如非传统货币政策走得过远且持续时间过长，金融市场就难以摆脱对该政策的依赖；当退出政策到来之际，人们就会担忧其不利影响就会加剧。我们应认识到，扩大财政支出的余地是有限的，因而该政策缺乏可持续性。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战略包括两种政策：第一种是有助于扩大私人消费和资本投资的需求方面的战略，另一种是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供应方面的战略。后一种战略在保持可持续性和财政整合方面更为重要。具体战略因国家而异，但基本的理念和措施应当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共同特征不外乎：a)增加劳动力/参与性；b)积累资本存量；c)通过快速启动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将在下一章介绍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该战略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项措施。

　　2.有利结果和对目前日本经济现状的评估

　　在探讨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前，首先介绍一下我对日本经济和安倍经济学的评估意见。在刚刚过去的2013财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2.3%，是我们近年来看到的唯一高增长率，这主要归功于安倍经济学的前两项措施，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三项政策虽已推行，但其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出来。安倍政府现正着手解决提高消费税这一挑战性问题，今年4月已将消费税率提高3%，拟于明年10月提高2%到10%。提高消费税会制约经济发展，但这是为确保财政稳健性和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而做出的必然选择。安倍经济学似已成功地将日本经济导入周期性复苏的轨道，克服了提高消费税造成的不利影响。消费品价格已由下降转为上升，表明人们的工资有了提高。避免通货紧缩初见成效。

　　安倍经济学虽产生了上述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不利影响，制约着经济增长，这表现在：a)名义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物价增长速度，造成实际收入下降；b)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严重，这在非制造业表现得尤为明显；c)出口萧条，加之因日元贬值造成经常账户亏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目前尚不能断定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我高度评价当前出现的某些积极结果，但仍有许多障碍亟待克服。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迅速而坚定地落实全面经济增长战略是成功的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切勿采用货币政策造成预期通货膨胀，而是采用全面经济增长战略促进经济增长。采用货币政策人为造成实质负利率的做法并不会对振兴私人资本投资产生什么作用；而全面经济增长战略有助于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开发未曾开发的潜在市场，对于促进投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日本经济的严重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这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而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自"雷曼冲击"以来，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缩减到区区0.5%，而在1980年代则为4%或更高，1990年代为2.2%。导致下降的最大因素是私人投资长期停滞。最近五年来，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为零，而在1990年代则为1.3%；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与1990年代相同。体现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所降低，但对经济增长潜力仍有相当明显的贡献，其贡献率约为0.8%。

　　3.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对20国集团经济增长目标的贡献程度

　　正如我上文所指，不同国家为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所做的努力往往包含着相同的要素，它们是：a)提高劳动力参与程度；b)通过提高资本投资提高生产率；c)加强研发以促进创新；d)放开对私营企业的管制，以降低业务费用；e)放开市场管制，以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市场。我想重点探讨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四个关键因素，它们是：a)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b)改革消费税体系；c)改革劳动力市场；d)达成经济伙伴协定。

　　(1)旨在突破所谓"岩床管制"（强力管制）的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

　　为激发私营部门乃至整体经济的活力，安倍首相于3月将六个区域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这些区域内的国内外企业可享受特殊的经济待遇，如税收激励和补贴，同时放开对农业、卫生、劳动力等领域的管制。安倍政府将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视为对所谓"岩床管制"的突破。所谓"岩床管制"是指某些经济领域被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有关政府部门、政客和行业集团严密控制，他们极力抵制放开对这些领域的管制。

　　我认为，由于放开的领域有限，指定的区域有限，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迄今为止并未取得明显成效。再者，政府并未大幅度削减企业税。种种因素导致政府未能给予足以吸引国内外企业的特殊待遇。人们期待政府在安倍首相强有力的领导下及时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

　　(2)为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而改革企业税体系

　　6月，安倍首相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将企业税率从目前的35%降低到29%，但即使降低到如此水平，也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更不用说那些新兴国家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企业税率为25%。我认为日本应力求降低到这一水平。实现该目标的最大障碍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难以弥补因企业税降低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目前亟需进行全面税改，一是扩大企业税基，欧盟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二是改革地方企业税制。我的个人意见是，将全面税改限定在刚刚进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企业，同时在国家战略性特殊经济区内，企业税应在未来三年内实行零税率。这有助于实现政府确定的到2020年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翻一番的量化目标。

　　(3)改革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在日本，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一再强调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必要性。目前，工会和管理层仍存在严重冲突。无论在日本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一直被视为结构改革的标志。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降低目前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还有人说是为了向人们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很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如您站在前者的立场，放开解雇管制应作为改革核心；如您站在后者的立场，放开与低薪外派劳工有关的管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这些改革并未受到员工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就业而不是失业；此外，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日本今年6月的失业率为3.6%，这是最近16年来的最低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与仍受高失业率困扰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日本的情况似乎不那么糟糕。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流动性很低，由此导致建筑、卫生、外卖和老年人护理行业的劳动力缺乏。从较为长远的角度来看，劳动力流动性低不仅妨碍了产业升级和员工能力的提高，也造成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以及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时，应及时推行与之密切挂钩的产业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后者在欧洲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力市场改革就不会取得进展。

　　(4)彻底改革农业政策，加快达成经济伙伴协定的进程

　　日本与其他国家所达成的一系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些协定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对方发展自身的经济。日本政府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决定将自由贸易协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的19%提高到2018年的70%。但时至今日，日本与其他国家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仍未完成，因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相持不下，不能相互妥协。日本有五个需要保护的农产品领域，即大米、小麦、猪肉和牛肉、奶业和食糖原料。取消这些领域的关税属于重大的政治性决策。我个人认为，日本最终应将贸易自由化比率提高到98%以上。

　　安倍政府已决定彻底改革农业政策。无论日本是否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农业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因为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已达66岁。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首相别无选择，只有进行全面的农业改革，其内容为：a)废除稻田缩减政策；b)彻底改革农业合作组织；c)放开农业委员会和农产品公司对农业的管制。这些措施旨在充分利用企业的知识、技术和经验改造农业，改变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产品的加工和服务。.

　　(5)安倍经济学对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根据我的估测，安倍经济学倡导的经济增长战略使日本经济的中期增长潜力从目前的0.5%提高到2%或更高，这意味着从购买力平价角度为日本GDP带来了840亿美元的增加额，加之对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总增加额可达1120亿美元，占20国集团目标额20000亿美元的5.6%。有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说，这种预测或估计未免太乐观了，因为日本面临制约其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如新生儿减少、人口老化、人口减少和能源价格上涨。当然，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但我们也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应将解决方案理解为商业机会本身。为解决挑战性问题而做出的努力可成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在这里，我介绍几个实例：为解决因人口下降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除大力吸引女性和外籍劳工外，促进机器人技术革命也是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机器人不仅应用于制造业，如汽车厂和机器设备制造厂，还应用于医疗和老年人护理行业。配备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将在不远的将来普遍应用于众多行业。人口老化已对许多经济体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严重影响着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基础，最终威胁着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然而，如预防性医疗发展成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庞大产业，必将起到降低预算支出和创造新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技术使人类获得了一箭双雕的能力。

　　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实例是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制约。但这些问题促进了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新产业和新行业的兴起和发展。日本计划将于2015年到2020年对电力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a)到2015年，建立全国电力输送经营商协调组织；b)到2016年，实现电力零售业准入完全自由化；c)到2018-2020年，实现电力输送与分配的法定分离，取消对电力零售率的管制。此类改革早已在欧洲实行并催生了许多新产业，如日本以这些国家为榜样，在上述领域实现改革，必能振兴其经济，并通过巨大的外溢效应促进20国集团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4.结论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怎样解决它们自身的问题以及它们怎样相互合作的问题。

　　首先，发达国家应尽快摆脱对货币政策的过分依赖，加快结构改革的步伐。欧盟和日本采取退出政策所需的时间要长于美国，但他们应准备好应予采取的具体措施。当长期利率突然上涨和股市突然急剧下跌时，美国应平稳推行退出政策，这需要更为复杂的沟通策略，还需要提高就业质量，减少长期失业、非自愿兼职和丧失求职热情的人数。欧盟应通过严格的"压力测试"并在必要时注入公共资金，以恢复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那些仍深陷于泡沫爆裂带来的灾难和贸易赤字的国家应大力推进结构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日本则应确保避免长期性通货紧缩，建立能够有效应对新生儿减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新兴经济体应在致力于金融体系现代化的同时扩大投资，以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任务是积极解决腐败、收入不均等结构性问题，同时改革过时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特别地，我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现着手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如土地、户籍、国企和地方财税等方面的改革。

　　最后一点，为实现共同的经济增长目标，每个国家都应首先积极解决好自身的问题。此外，20国集团各成员国相互分享知识、技术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发达国家可帮助新兴国家建立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系，推行可再生能源和建设社会性基础设施。20国集团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本着协调、合作与协作的原则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