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6-09 作者: 李国强
中国智库国际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但目前还是一个弱项,本文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本文分析了中国智库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当前还相对落后的现状,指出了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任务和方向,并介绍了国际化智库管理运营的特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作者李国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初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董事,吉林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北京)博士研究生,本文刊于《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6卷第2期,原标题为《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摘要
中国智库国际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但目前还是一个弱项,本文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本文分析了中国智库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当前还相对落后的现状,指出了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任务和方向,并介绍了国际化智库管理运营的特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要深刻认识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要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不断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化能力和水平。
引言
智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加快我国智库国际化能力和水平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是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目前我国智库国际化还是一个弱项,要加快推进我国智库国际化建设。
加强智库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建设的重要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智库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任务。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一直在探讨“特”在哪里,“新”在何处。“新”在何处,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国内走向国际,以适应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新进程。过去,我国传统智库涉足国际问题研究比较少,或者不涉及外交领域。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外交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也促进智库转型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智库功能做了明确规定,智库有公共外交功能,这是关于智库国际化一项明确的重要指引;另外,《意见》还提出要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其中也是包含了智库国际化建设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外交建设,在重大国事活动中多次强调加强智库外交,加强智库国际交流合作;把智库交往与政府、政党、议会等的交往并列,认为智库是国家间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渠道;强调发挥智库在夯实国家关系的友好民意和社会基础中的重要作用;倡议智库广泛参与到国际合作网络中,打造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网络等。2018 年6 月22 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以上这些精神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智库国际化的要求,也是智库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党的十九大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特点。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形势,智库国际化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可见,智库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什么是中国智库国际化,就是要使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重功能和多方面作用,研究国际关系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和研究国际经贸、政治、文化关系以及和平与战争等问题,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积极宣传解读我国的理念、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交流信息,说服辩论,澄清事实,增强共识,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为相关国际事务提供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智库外交不同于政府外交官代表国家开展协商达成国际条约等活动,在外交活动方面属于公共外交。
中国智库国际化是投入时代大洪流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空前增加,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不断拓展、力度不断加大,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的角色更加重要、发挥的作用更加关键。当今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加强我国智库国际化建设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向新秩序切换,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如此不确定性中,我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好作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需要智库出谋划策。
二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化势头大为减弱。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坚定维护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这需要智库积极地参与引领全球开放合作,在推进新全球化、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中做出贡献。
三是面对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加深国际治理体系碎片化,加剧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危机,世界和平与发展受到威胁的局势,需要智库大力参与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涉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声,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提供中国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构筑全球共同发展平台,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在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深刻重组,面对如此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发展局面,智库如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是其面临的新挑战。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都需要智库积极地投入其中做出贡献。
五是在世界大变革时代,我国需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竞争优势,智库国际化是维护国家利益斗争的需要。在我国崛起中,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力遏制打压绞杀,我国的外交原则、发展理念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是被外界无端歪曲,受到无端的指责与打压,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际舆论标签化、污名化我国的倾向更加明显。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未停止对我国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犹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境外有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实际上是政府资助的机构,参与颠覆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他们对我国也是虎视眈眈。如何认清世情、国情、党情、敌情、社情、疫情和舆情,有效化解风险、化危为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顺利开启和前行,这些斗争都需要智库做出贡献。
总之,我国智库建设正置身于大变动的时代洪流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主动开展全球性的战略谋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坚实的战略基础和提供行动方案。
我国智库国际化发展还相对落后
我国智库国际化已经有许多的实践,也涌现了不少有国际化担当的智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创造了不少的经验,表明智库国际化建设必要有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杭州G20 峰会、“一带一路”共建、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做了许多贡献。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智库国际化还相对落后,与党和国家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与中国现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不相匹配,与应对全球治理诸多新变化新挑战不适应,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是对重大国际形势变化,缺乏战略预见预判,而且当事到临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方案,对局势的变化不能及时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不能引领国际重大问题研究。比如,2018 年底的时候,对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等严重估计不足。
二是在整个公共外交应对中,我们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不能够主动地出击,被牵着“鼻子”转,有不少的学者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写文章,都是空泛议论,做表面文章,不能真正回应或者是回击对方的问题;甚至于有些人就是蹭热点、蹭流量。
三是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重大问题时,缺乏系统性分析研判,有的仅仅是从逻辑和概念上做一些简单的判断,就事论事,很肤浅、很单纯、很天真,甚至在逻辑上也比较粗糙,有很多的误判,不能正确区分哪些是对中国的误解、疑虑,哪些是敌意的,甚至于有不少得出的结论有悖于事实。
四是对智库外交中的斗争性认识不足,对于一些反华势力不敢开展斗争。现实中,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是友好的。我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要交流合作、要友好,同时也需要斗争性,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中剧烈的中外舆论战。要适应新形势,尤其对于一些反华智库要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发声亮剑,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据理力争,比如,在“一带一路”共建上,应在理论上回应西方的“新殖民主义”质疑和批判,决不让其有机可乘。
五是有一些智库办了不少国际论坛活动,但是主题不明确,各说各话,缺乏明确的站在国家立场上的主题引导,甚至是为他人“搭了台子”,这些情况值得关注。
造成以上种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迫切需要改进。一方面要提高对智库国际化自觉性的认识,要提高智库及其学者的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另一方面要提高智库治理能力,要组织好国际化专业智库建设,调动和增强智库以及广大智库学者参与国际化积极性,从国际交流便利、财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实现智库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机制体制保障。
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任务和方向
一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对外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多层级都在发生改变,国际秩序何去何从,更需要中国智库的参与和应对。在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理论中,要兼顾各方利益,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创新推出全球治理秩序规则,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进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以及有效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对于西方学者和媒体习惯使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问题,评判中国治理模式的偏见,要努力去打破它们,这些都需要我国智库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对策支撑。
二是主动设置议题,提高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智库具有舆论引导之功能,智库在国际化建设中,要主动设置议题,增强议题设置能力。议题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它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在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相互交织、国内事件对外“溢出效应”和国外事件对内“刺激效应”相互叠加的新形势下,智库要重视提升参与国际重大议题设置的能力和水平,要充分了解相关国家的心态,了解全球智库舆情热点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要深刻研究国际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正确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探讨国家外交政策的未来,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及时对重要国际事件、热点敏感话题做出判断,发出中国声音,以正面阐释国家重大战略,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促进国外智库对中国发展多些正面思考、理性思考、建设性思考,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力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三是加强智库间国际合作与交流。智库应当树立国际视野,开放思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智库交流和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智库合作对象一般也是智库,要了解国际上的智库,做到知己知彼。要根据智库类型、研究内容,以及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寻求具体务实的合作,应该注意与国际知名智库开展合作与交流。加强对话交流,既参加国际高端智库平台对话或者高峰论坛,还要自己搭建智库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尤其积极与国际智库搭建共同发展的中国平台,共同探讨、研究、把握世界发展新特点、新态势,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促进智库间的良性互动,求智库间的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在这方面领域非常宽广,舞台也非常宽广。
四是开展智库公共外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两办《意见》把“公共外交”列为智库重要功能之一。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势突出、大有可为。公共外交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促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好相处。“参与公共外交的国家应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智库在公共外交中,许多议题会涉及到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要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在“文明互鉴”“文明互渗”中,不强加于人而获取文化主导地位,主动做好释疑解惑增信工作,进行有针对性、国际化和艺术性的传播,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中国发展的成就,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路向,达到“润物细无声”“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和效果。
五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智库国际化助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大力实施,跨国经营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法律法规、产业关系、劳资关系、国际化复合性人才、具体的技术环境标准、风险和安全问题等,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不能没有中国智库的身影,智库不能缺席。在“一带一路”共建中,要开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搭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渠道和方式,建立共同的市场;在企业应对冲突、管控危机、开展跨文化对话等方面,发挥智库咨询、协调等作用。
国际化智库在管理、运营上的一些做法及特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化智库已经遍布全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比如柬埔寨、越南、南美和非洲,形成了在国际间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智库国际网络机制,国外著名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所(查塔姆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日本的防卫研究所、未来工学研究所、关西情报中心、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等。)国际化程度高,在智库国际化管理运营上的一些做法及其特征,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是有国际化担当,奉行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根据发展的需要,主动拓展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注重组建有实力的权威的国际化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发表工作论文,实现一定深度实质性内容的交流;注重实现信息共享、研究方法创新、研究领域开拓;注重形成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的独到新颖权威的研究成果,以引导国际舆论。
三是注重搞好智库人才国际化交流,强调开放性,不在乎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即可。比如,1958 年由战略问题专家阿拉斯泰尔·巴肯创办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拥有卓越非凡的领导人,几任所长都是国际知名人士。
四是注重国际化选题,以项目导向开展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国内外问题相互交融,用全球视野、多领域、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些研究向本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或者通过国际组织提高本国对国际问题的影响和干预能力等。
五是注重建设跨全球合作组织,比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Stand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SRI),在世界各地拥有400 多个伙伴公司,外籍的研究人员占有相当比例;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1,500 名会员来自53 个国家,理事会由英、美、德等10 国组成,该所还与世界上55 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六是智库资金募集是组织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拥有财团、大型基金和国际捐资人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智库提供资助。
七是组建全球性或者区域性智库交流平台,把具有共同利益、议题和主张的智库组织起来,交流信息、相互学习、形成共识。1999 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题为“联结知识与政策”的全球发展网(Gbobal Development Network,GDN)首届会议,标志着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式形成。通过大网络的协同扩展,整合国际智库资源,建立良性的智库交流话语体系和智库网络生态系统。在信息化时代重视利用虚拟化研究,平台化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选择,智库要适应平台化趋势。
八是注重多途径、多方式宣传推广智库,提高智库影响力和知名度,包括广泛的人员交流,召开论坛、研讨会、定期的出版物、多语种官方网站、公开访谈报道、开展政策辩论等。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每年组织60 次小型论坛,邀请到的国内国外主讲者比例在2:1 左右;大型论坛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论坛、中国发展论坛,都有效地提高了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度。
推进智库国际化创新发展的建议
一是强化智库国际化的理念和行动。包括智库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实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智库业务的国际化、组建全球和地区性智库网络等;推动智库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打造合作平台、共同谋求联动发展;要研究和借鉴国外著名智库开展国际化的案例。
二是加强智库国际化的组织建设。探索智库国际人文交流和合作的新模式,搞好智库人才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不断拓展领域和提升交流合作的层次;智库国际化管理运营要利用好信息化平台,要充分创新信息化平台;要注重组建跨全球或者区域的智库网络,把具有共同利益议题和主张的智库组织起来,相互尊重达成合作理念目标的共识,共同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求同存异实现共赢。
三是着重加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要编制智库国际化研究计划,不能是零敲碎打,既要应对热点问题,更要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要有专业重点,要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要以宏大的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千年历史观,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统揽中国与世界关系全局,开展相关的国际问题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和丰富“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构想和政策主张;坚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既重点关注构建大国关系、推进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打造中欧四大伙伴关系研究,还关注周边外交以及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重视其他国别研究和积累。
四是注重在国际上多途径、多语种、多方式宣传推广中国智库及其成果。智库要用国际社会熟悉的形式来影响国际社会,在传播方式上,尤其要加强多语种、数字化融媒体建设。在国际政策研究和起草中,智库要熟悉国外的舆论调查方式、广告宣传特点、著作权等。南京大学李刚教授调查了国内1,618 份智库研究报告,其中有英文版的不到1%,这是极为不够的。
五是智库国际化始终要有明确的中国立场。智库在重大问题上要明确地站在国家立场上,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注意区分不同智库,对于国外抹黑中国的智库,要进行反击,不能让他们用一些抽象的简单的名词来蛊惑人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和斗争中,舆论工作的成效,不只是表现在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六是国家要加强对智库国际化的支持和指导。西方国家把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对公共外交进行统一管理,有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人员和独立的经费来源。比如,1997 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些方面值得借鉴。
七是加强智库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当前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需要建立一支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交流的专业智库人才队伍;需要培养更多能够直接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运行的复合型人才。智库国际化人才不仅仅是拥有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理解整个国际社会运作的整体和趋势,能够进行中长期的综合性判断和分析,有制定政策的经验,在情报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方法有履职所需的经验和素养,要善于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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