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26日“大国策智库”微信公号。

在“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之际，大国策智库邀请九位专家共话“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面临的挑战。“一带一路”的世界影响正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响应，其成果不容否定。但“一带一路”也并非完美和一帆风顺，正面认识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成功的关键。正如九位专家的文章所展示的，在挑战中共建人类社会命运与共之路需要不同视角。

于洪君：“一带一路”是人类社会命运与共之路

近六年来，经过中国方面坚持不懈的大力推介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公共产品，变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和积极参与的国际合作。它的基本目标、核心理念与运行原则，已经写入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等许多国际组织与多边会议的共同文件之中。截止3月底，共有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方签署了不同形式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方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这一基本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和支持。“一带一路”所要实现的五大任务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彼此兼顾，互为补充，成效显著。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次区域合作区建设、各类境外园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第三方合作，规划得当，目标清晰，协调推进，张弛有序。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中欧班列大面积开通，数字经济、海关事务合作、民间组织与智库合作等，越来越广泛地纳入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总体进程之中。同时，各种博览会成了促进“一带一路”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此过程中，各种高层对话机制和论坛，也成了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和载体。中国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与拉动效应，进一步增大。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经过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建设一定会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更大成就，积累更多经验，为人类社会走向命运与共的历史新阶段做出新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在某些项目上，合作各方因为经验、能力和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遭遇某些困难、风险和挑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符合时代进步潮流，适应各方发展利益和需要。

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是非常复杂的。个别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怀疑和抵触，某些势力对“一带一路”的干扰和诋毁，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不足为奇。但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已经无法从根本上阻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改写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经贸秩序，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准则，进而推进全球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时代步伐。

丁一凡：“一带一路”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发展中国家受益于“一带一路”工程。从“一带一路”项目走进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以来，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也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投资。其实，“一带一路”主要涉及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打通这些投资接受国与国际商务通道的连接，以打造更加方便、快捷的国际商务圈。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改善投资环境，它还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社会公平状况。

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严重分裂。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国家得到积极响应，但却引起发达国家许多猜疑。美国认为，这是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企图，把它看做地缘政治的挑战，并发动各种力量来阻碍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欧洲国家对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也是五味杂陈。欧洲一些大国曾把非洲当作自己的“后院”，不愿意其他地区国家涉入该地区。所以欧洲一些舆论对中非合作指手画脚，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但是，还有一些中东欧国家属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它们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然而，一些西欧的发达国家却很妒忌。其实，在各种批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噪音之外，美欧国家的一些企业却实实在在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受益者。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化。首先，中国自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它的消费能力还在不断提升，对其他经济体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扩大。其次，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接过了全球化的大旗，“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版全球化的重要推手。最后，因为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个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重要工具，它为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均衡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收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然而，美欧等发达国家仍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体也仍有一定影响。我们需要正视外界舆论对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认清其中的利益代表，并认真总结经验，让“一带一路”项目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变化的真正动力。

孙海潮：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态度变化探析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欧过程中倡议把中欧关系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提议“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引起强烈反响。欧洲媒体的态度由质疑、负面评价、观望到逐步接受和积极参与，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

2018年12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以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欧洲国家的国事访问收官。习近平主席此访带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新的空间。对深化中国与欧盟国家的务实合作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调动起欧洲国家加强对华合作的更大积极性。西班牙、葡萄牙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收获早期成果。中葡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意拓展海洋领域合作，做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的先行者。

2019年3月，习主席元首外交又以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三个欧洲国家的国事访问为开篇之作，引领中国同三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意大利政府作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决定，体现出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中意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孔特总理欣然同意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法国是最早表达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意愿的欧洲国家之一。马克龙总统就任后，在首次驻外使节会议讲话中明确表示对“一带一路”的赞许态度。习主席访问意法期间，中国同两国签署“巨额”经贸协议。欧盟国家希望借助中国的发展提振本国经济的愿望更加浓烈。中国市场和消费能力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欧洲国家目前都是国内问题成堆，经济发展停滞，外部深受美国贸易压力和单边主义困扰，而中国的发展则为欧洲解决内外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途径。正如欧洲国家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的立场由犹豫到积极参与的转变一样，在对待“一带一路”倡议问题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马克龙总统在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表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意义，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欧盟愿将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与“一带一路”深度对接，开展创新性合作。欧洲国家和欧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更趋明朗，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

胡键：“一带一路”实践 做得越实，走得越远

“一带一路”实践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客观地说，学者层面对问题的反思和总结教训尤其显得必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得不承认“一带一路”实践中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问题：第一，国内各地都依然以争抢“一带一路”概念来达到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五通”的实质。第二，在内外规划上，重外园区建设，轻内部经济环境建设。第三，诸如上述更多的“烂尾工程”则是由于各地、其企业几乎是在近乎焦躁地“工程圈地”，大规模经济对外拓展，有的甚至可能会导致资金链的“梗塞”（注意：这里不是用“短缺”）现象。第四，在推行相关项目的时候，纯粹从现实的经济角度来推进项目，忽视当地民族的习惯、风俗、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第五，“一带一路”有不少标志性项目，初期成效很好，但不愿意深挖，浅尝辄止。第六，一些学者在做“一带一路”倡议外宣的时候，过度夸大“一带一路”的功能，过度渲染“一带一路”的作用。

做实“一带一路”实践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不是权宜之计，不能用“战役思维”来对待其具体实践，而是需要把“一带一路”实践做得越实越好。第一，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研究，构建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合作、国际发展、国际安全理论，为“一带一路”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第二，在内部区域建设上要努力做成经典案例，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的外部示范性案例。第三，做大做厚做实第二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第四，摈弃重项目数量轻项目质量的盲目行为，努力提升项目质量，使项目真正成为促进两国经济关系乃至战略关系。

规避风险依然是“一带一路”实践的头等大事。这些风险既包括“硬风险”也包括“软风险”。所谓“硬风险”就是指具体的实际风险，它包括：一是恐怖主义风险。二是政治风险，这主要是所在国的政治权力交接、政治稳定水平等。三是地缘政治争夺的风险。所谓“软风险”是指对“一带一路”认知和“一带一路”项目的收益风险。而且这二者有相关性。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未消除认知上的“软风险”必须提高中国的项目“收益”效应即强调中国市场行为中的市场收益。这样才能被视为正常的市场逻辑。简而言之，在项目合作中强调市场逻辑，在项目合作之前则要强调历史文化逻辑。两种逻辑，一张一弛，方可相得益彰。

陈甬军：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倡议？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客观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性质。我这几年研究“一带一路”，开发了经济学的两个模型来说明“一带一路“内在的经济本质。

1、“一带一路”供给和需求结合模型。中国具有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沿线国家国家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现实需求。在目前的历史窗口期间，中国与合作国家的供给与需求正好是匹配的。所以“一带一路”建设有客观的经济基础，倡议在六年前的提出并不是一个“政治秀”。

2、“一带一路”经济循环路线图。首先两个国家通过平等协商明确要建设的项目，然后通过软贷款启动这些项目建设。这样，中国建设产能走出去，也可获得项目建设的平均利润，而这些项目所在国家也获得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它投产后发挥对经济发展的 “外溢”作用，可以长期助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然后，再拿项目本身的收益和国家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税收的增加部分来归还原来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最后获得共赢。这个路线图说明，“一带一路” 在理论上是自洽的，在实践中是可以走通的，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其次，坚持“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的定位，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被国际社会更加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走深走实的正确途径。其意义和作用表现在五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对互联互通重要性的思想认识。

2、有助于对项目的经济收益和风险进行评估。

3、有助于建设项目的“落地”。

4、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容。

5、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正确传播。

总之，坚持“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的定位，可以更好地落实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对“一带一路“新发展阶段提出的要求：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这个理论定位根据实践应运而生，必将对“一带一路“的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其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国际合作典范作出贡献。

薄智跃：中国“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全球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个国家倡议、多个国家和地区响应的一种经济发展创新模式。它不同于双边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谈判， 也不同于多边贸易协定，如WTO或TPP。它的特点是无门槛、有利益、全面开放。由于是无门槛，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参加。由于有利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感兴趣。由于是全面开放，它面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制。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中国照理应当首先是受益者，但同时也会面临一系列全球挑战。

首先，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倡议者，中国是否能够完全主导相应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推进全球化的积极力量。但是，在国际媒体上公开批评“一带一路”的文章仍然有很多，而且同意这些批评意见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也大有人在。如何用这些国家、团体、个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对于中国的官员和“带路”学者来说，仍然是一大挑战。

其次，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主要负责国，中国是否能够具有制定相应国际规范和制度的主导权。作为支持“一带一路”项目之一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严格按照资本运作规范的多边金融机构，项目的审批应当有一套相对透明的专业运作规范，对于类似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显著。而“丝路基金”作为中国独有的金融机构，其具体运行的透明度相对较弱，国际影响不太明显。

第三，作为一个涉及至少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的智库和专家是否真正有能力客观地评估“一带一路”在经济、贸易、金融、政治各个方面对于中国、对于响应国和地区、对于整个世界的收益和风险。中国的智库在数量上世界第二，2017年已经有512家。但是中国智库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小国家的深入研究十分有限。如何培养出一批懂各国语言、了解各国文化、具有实际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一带一路”专家；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贸易、金融、政治评估体系；有系统地搜集相关资料、客观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国际合作项目，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一个创新模式。它将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上不断提升，将会造福于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

陆钢：“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区域性流通

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论断见诸于报刊杂志。中国政府也不隐瞒推进人民国际化的事实。但在“一带一路”上类似的表述还是比较谨慎。目前的分歧不在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在于如何实现国际化，它的主要路径是什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会不会引起美欧等大国的打压？

人民国际化的具体表述是，人民币变成了国际货币。它一种硬通货，可用于国际贸易的结算，可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由此而衍生各种金融利益。中国的方案是不仅提供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向沿线国家开放本国市场。中国是大市场，但门槛也很高，没有政策性的惠顾，沿线国家的产品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与中亚、中东欧等沿线国家贸易的严重不平衡，说明了沿线国家的困局。

虽然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流通是一种双赢方案，但实行起来还有不少障碍。除了“中国威胁论”的干扰之外，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定位、切入点以及具体路径。苏珊.斯特兰奇和本杰明.科恩提出了对货币进行分类：顶级货币、贵族货币、中性货币、协商货币等。顶级货币是全球性货币，只有美元才有这个资格。贵族货币是区域性的跨境货币如欧元，有人把人民币也纳入贵族货币。笔者的观点是，人民币应该沿袭欧元的道路，选择贵族货币，成为区域性的跨境货币。如何成为贵族货币呢？人民币国际化也已考虑揉入中性货币和协商货币的属性。“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跨境货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具有明确的区域边界，基本上涵盖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国家。人民币朝着贵族货币发展的方向不变，但同时也寻求中性货币和协商货币的路径。中性货币是纯粹依赖经济因素吸引境外市场行为角色参与，这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政府的角色是无法回避。“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至上而下由政府一手推动的国际性合作，所以协商货币也许是一种选择。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协商货币的路径就是中国政府利用与沿线国家的良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共同探讨人民币流通的可能性。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劝说某国接受人民币支付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比较理想的愿景是，人民币遵循中性货币的路径，通过市场经济的道路，实现它的跨境流通功能。最后本文的结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让人民币成为区域化的跨境流通货币，而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可靠平台。

何包钢：“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地方性的抵抗：寻求化解之道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6年后，一些受援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模式：受援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基础设施项目，但在社会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民间社会和反对派政党抓住一带一路中的问题，放大了民众抵抗的情绪，并将其放大为一个选举问题。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一个陌生的挑战：如何应对地方性的抵抗？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把上述地方抵抗归咎于美国背后的捣乱。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下述四个关键领域遇到了更强的阻力。

劳动力和抵抗的根源

粗略来看，可以预期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会在受援国产生许多直接的本地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往往倾向于使用中国工人而不是当地雇员来完成大部分工作。受援国政府加强了政治监管，实施当地劳动力配额和限制外国工人人数。但在实践中，这些配额往往被忽视，这可能会延长问题并加强了对中国基础设施出口模式的抵制。

资本和抵制

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笔资金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少问题，加上许多政府希望避免西方融资的政治条件，不少国家寻求中国投资，通常中国提供了的商业贷款。从本质上讲，这为中国资本跨国化提供了良机。然而，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地方阻力。

中国和受援国的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不对称性反映在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中。随着中国国有企业与当地商业阶层，政治精英和债务国的军事人士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裙带资本主义和大规模腐败的可能性增加。

土地和抵抗

大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发生在前殖民地的国家中， 通常要使用大规模的土地。可是外国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微妙的话题， 在后殖民社会中尤为敏感。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大规模的土地已导致当地居民的搬迁和生计改变。

原材料，技术依赖性和抵抗

一带一路为中国提供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新途径。但中国原材料和原材料生产的外包可能会使受援国的当地产业边缘化。对一带一路的抵抗也可能源于那些希望避免技术过度依赖中国的防对者。

中国的应对机制

中国从过去6年来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中吸取了教训经验，发展了应对机制，更多地依赖于软实力和法律途径， 这些是中国应对战略的关键要素。中国希望软实力--企图说服和吸引而不是胁迫—来减少公众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反对，并减少他们成为选举中政治化话题的可能性。然而，这只是一种预防性方法之一。

结论

中国一带一路其要害在于基础设施出口，以建立其全球供应和生产网络。然而，这依赖于庞大的劳动力，庞大的建筑材料，巨大的资本和巨大的土地空间。如何克服这些过程中的固有问题，制定应对这些问题的战略和政策，是中国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

宋微：“一带一路”推动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不仅高度重视和回应相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诉求，始终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支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中国还根据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结合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方向，通过各种方式助力人才培养，积极与相关国家共享发展经验，转移先进适用技术，支持相关国家加强在经济管理、多边贸易谈判、公共事务管理、职业教育等领域的能力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分享治国理政经验，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班等方式与相关国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培训、研讨班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包括授课、专题陈述和演示以及实地考察等，亲眼见证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面貌，探访企业、大学、工厂和社区，收集相关中国治理体系和经济管理经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交流加深了双方对彼此政治制度、发展经验和不同国情的理解，对于促进各国“政策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围绕相关国家对于推动工业化进程、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优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强烈诉求，有的放矢地设计培训主题，为相关国家培养了大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管理人才。再次，促进技术能力提升，为相关国家培养国民经济发展亟需的适用技术人才。6年来，中国共举办技术培训项目千余个，参训学员2万余人次。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而且也极大的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鹏：“一带一路” 让文明与友谊的鲜花绽放在喜马拉雅山麓

如果说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宣告了“一带一路”建设已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那么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则标志着精谨细腻的工笔画绘制工程将全面展开。在这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更有必要回顾“一带一路”建设在持续推进的五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挑战，并以此为依据，为2.0时代的“工笔画”建设积累经验。

瓜达尔港的大发展。今天这座欣欣向荣的建设中的港口港，正在安装全球最先进的设施。而在数十年前这里只是一座破败的小渔村；短短数年之间，在中巴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里正在发生巨变。上世纪90年代，美国Uncol等公司曾计划投标巴基斯坦的输油管工程。但由于阿富汗内战、俄罗斯买断土库曼斯坦境内80%油气储量开采权等原因，上述开发被迫终止。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巴基斯坦最可信赖的邻国友邦广泛参与到对巴投资与共同建设中来。2001年起中国开始参与俾路支省开发，重点就在瓜达尔深水港及其经济特区。五年来的瓜达尔港建设史证明，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问极大地推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速度。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如果说瓜达尔港是镶嵌在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板块两面玉盘中间的宝石，那么沿着这枚宝石一路向东北延伸，一条承载多国人民福祉与期望的玉带正展现在世人眼前——中巴经济走廊。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中资港口瓜达尔港正式开航。从2018年起，中巴在瓜达尔的合作开始从港区建设向工业园区建设不断升级、扩展。走廊的开工建设，尤其是瓜达尔港设施的全面提升，有利于使巴基斯坦最贫困、最动荡，甚至时刻面临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俾路支等多个省份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得到提升，从而全方位地提升当地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安全感、获得感。

展望未来，让文明与友谊的鲜花绽放在喜马拉雅山麓。中国外交历来倡导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即在正确义利观的引领下，把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人类的共同命运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在双边合作中，中国也历来重视第三方的感受和利益，这一点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中处处都有体现。以中巴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走廊等为代表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绝不仅仅是中国与这些东道国两国之间的合作典范，而更是一项基于地区多边主义的公共物品。它们的正面外溢效应已经普惠到南亚次大陆、中西亚，乃至整个环印度洋地区，推动区域各国经济的大协同、大发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