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2月11日“王义桅”微信公众号，为12月4日王义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拉美分论坛上的演讲。

“一带一路”，全称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21世纪”。“一带一路”首先是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其核心词是互联互通——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鲜明体现21世纪特色。第二个讲“带”，是经济带、经济走廊与经济发展带，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经验的体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第三个讲“路”。中国人有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在中国，“路”还不是一般的路，是道路，“路”只是实现“道”的一种方式。“道”怎么说的呢？《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今天的道就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自近代以来经过艰难的探索，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今天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推其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条，而是很多很多条，大家都有份，因为它是开放的、包容的。一句话，“一带一路”的“带”浓缩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魅力，“路”浓缩了一百七十多年来现代化魅力，“一”浓缩了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魅力。通过说文解字，就不难明白，“一带一路”是既有中国文化又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但这个中国特色越来越对别的国家产生吸引力，具有世界意义。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日益失望，乃至绝望，而对中国模式越来越感兴趣，赞赏中国脱贫致富、快速发展的奇迹。过去，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援助依赖；现在，中国投资模式又区别于西方模式，正在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

一“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中国模式包括：

——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穷国，按市场经济是很难获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但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彰显“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模式魅力。印尼雅万高铁之所以中方击败日方胜出，就在于中方绕开了印尼方政府担保的前提，背后都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示范性项目，全面开工兴建意义重大。中国模式在非洲正大显身手。非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纳米比亚的鲸湾港建设，正在打造非洲的长三角、珠三角。

——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基础设施先行、综合试点开发的脱贫致富经验，让世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很容易为“一带一路”四个字所打动。四十年改革开放将七亿人脱贫致富，占人类脱贫致富贡献的七成，这是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最直接动因。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

——经济走廊：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带一路”要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脱贫致富。

——开发性金融：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就希望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

——开发区模式：利用开发区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利于防范风险，抵御外部干扰，保护开发者和投资者。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也在试点。西哈努克港、皎漂港、瓜达尔港、蒙巴萨港成为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深圳，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改革开放、路海联通和经济起飞。

——义乌小商品市场模式：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交易平台模式。如今，结合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这种模式在中欧班列中大显身手，有效推动了中小企业走出去，促进全球化的当地化。

——蛇口模式：以港口为龙头和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为核心和主要载体，系统解决制约产业转移的硬环境短板和软环境短板，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的平台。这一同步开发“前港-中区-后城”的模式被定义为“蛇口模式4.0”。如今，这一模式正在“一带一路”上复制，如招商局在吉布提港口中所显示的。

——地方合作模式：截至2018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9000列，运送货物近80万标箱，国内开行城市48个，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运载的货物品类日益丰富，创造了地方合作的奇迹。地方领导人的政绩竞争及补贴模式，虽然一度造成回程空载率较高现象，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形成规模、系统效应后极大推动了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甚至长远上优化了产业链布局。“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实现中国模式的当地化，产生诸如“建设一条铁路，带动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的亚吉模式，可谓中国模式的国际版。亚吉铁路是2016年10月5日建成通车的，这条铁路对埃塞俄比亚有巨大的意义，这是埃塞俄比亚唯一出海通道的铁路，对于吉布提来说也意义重大，助力吉布提成为东非的物流中心。这条铁路实现了中国铁路全产业链走出去，包括投融资、施工、运营维护、设计为一体的运营。

亚吉铁路实现中国铁路全产业链走出去有两个关键，第一，亚吉铁路采用了中国标准，这为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装备提供了先决条件。第二，采用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融资支持，这个融资支持也是亚吉铁路实现中国铁路全产业链走出去的关键。雅万高铁则展示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简称TOD模式魅力。该模式并非中国首创，但是中国独特的地形结构、人口分布，催生出世界上最具经验和竞争力的基建-开发模式和工业化道路，这是印尼反复权衡最终选择由中国承建的根本原因。

二 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发展模式，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既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又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创造和培育市场，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那些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解决了市场失灵、市场失位、市场失真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解决不了甚至不想解决的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的纠结和特色-普世的纠缠，而是表明中国本非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自古有“天下无外”思想，中国特色不只是自己有特色，也希望各国有特色，最终成就世界特色，还原世界多样性。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一带一路”“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天下担当和实现世界大同的初心，均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一带一路”通过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等。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３月２３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３４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11月1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

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超越消极意义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仅在物质层面，还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差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让中国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在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新起点上，世界是朝向开放、包容还是封闭、极端？这是21世纪之问。中国的回答是：世界是通的，提出以“五通”为内容的互联互通方案。正如当年格劳修斯提出国际法概念，从“海洋是公的”入手，而不是去争夺葡萄牙、西班牙所瓜分的世界陆地，从而为荷兰崛起为“海上马车夫”提出了更加包容性理念一样，“一带一路”及其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诞生核心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大成者。美国战略家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互联互通决定21世纪国际竞争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民生、发展导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约1万亿美元，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估计到2020年每年至少还需增加1万亿美元。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需要5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按照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的模型，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0.7美元的进口，其中0.35美元来自发达国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创造结构性改革空间。

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世界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难题，多体现“不通”之痛。习近平主席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世界发展情势表明，“五通”承载着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希望。总之，我们要自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自觉抵制唱衰“一带一路”论，自觉践行“一带一路”，自觉以“一带一路”统筹各项事业，以“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进形成更加宽广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全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三  当然，我们必须辩证看问题。

一方面，“一带一路”彰显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也集中在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上。而且，质疑还往往是内外联动的，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国内外典型的质疑有：国内质疑“一带一路”建设造成“战略透支”，主张“新韬光养晦”、“缓称王”，反映国内西方思维对“一带一路”的典型误解；国外质疑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在国外能否推广？如能推广，则在挑战西方模式，将冠以推翻国际秩序、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罪名。十九大后，一带一路被写进党章，更让西方民粹主义找到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靶子，典型的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前战略顾问班农在日本演讲宣称中国发起对美国的五大核心挑战：中国制造2025、5G、“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模式，其中“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大战略，将三大地缘政治理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及斯派克曼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理论运用到极致。其他的质疑还有：国有企业是否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中国国内经济降速，能否玩得转“一带一路”？比如，国内金融风险、债务风险，人民币国际化降速的情况下，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增资的做法能否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导国家，在自身衰落之际，新兴大国中国无法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全球治理领导力真空。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近年来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重提“金德尔伯格陷阱”，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能力的质疑，认为中国在过去一直是属于“搭便车”的角色，如今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转变为提供者，中国无法承担责任。一带一路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为什么西方人感觉是中国政府工程？这是由一带一路初期阶段的沿线国家国情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特殊性决定的。“一带一路”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中，有8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实行欧洲倡导的高标准市场原则？如同将小孩与运动健将一同赛跑，脱离实际。因此要实事求是，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形成。

中国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生蛋而非杀鸡取卵，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了新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通过开发区，先让孩子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再畅游大海。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做法。

西方认为中国推过一带一路输出模式，解构普世价值，凸显西方模式之囧，不仅挑战其软实力，且动西方奶酪。于是，集中质疑“一带一路是否能遵守开放、透明的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如何处理债务、环境、劳工等问题”。要致富，先修路。发展中国家自己没钱修路，也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修路，无法实现工业化，恶性循环。中国通过开发性金融提供贷款，通过资产抵押和开发区建设，帮助它们修路，中国企业长期经营，实现双赢。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普遍做法。如果市场规真的那么灵，当今世界为什么11多亿人没有用上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七亿人脱贫，占联合国脱贫贡献的七成以上，证明中国方案是有效的。脱贫致富、消除贫富差距尤其是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就是一带一路所要做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西方的质疑也影响到、甚至代表了西化世界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二元性非常明显：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是西方国家的那套。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规则或模式质疑，反映的是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的分歧。

宗教文明强调教义，演绎为规则，规则是人与神的契约，不可轻易改动——单一神论建构普世价值观；世俗文明强调实事求是，认为规则是人定的。中国自古以来儒道释并存，兼收并蓄又融会贯通，开创了中国发展的奇迹，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再现奇迹。这演绎为中西方“一带一路”规则、模式之争，不仅是谁的规则、模式之争，对规则、模式本身理解就不一样，中国文化自古是取经文化，不是送经文化，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指出的，“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的成功里面已经包含了西方的因素，马克思、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宪政，这些都是西方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里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源于西方，但成功实现了中国化。“一带一路”激活了古丝绸之路记忆，正在复兴丝路精神，而“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的成功折射了西方的成功。中国崛起的军功章，有西方的一半。一带一路也一样，强调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只是中国的倡议，而不是中国的工程，正如当年美国倡议成立联合国一样，只有大国一起参与才可能成功。一带一路不可能闭门造车，它是与西方的资金、技术、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合作的产物。

“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化更好实现本土化，而非被全球化。生活观察就给我们启示。尼康相机不行了，打败尼康相机的不是佳能相机或其他相机，而是智能手机；康师傅方便面也不行了，打败康师傅的不是统一方便面或其他同行竞争，而是新的业态网购。

“一带一路”正在催生中美欧大三角的文明创新而非相反。世界上有三大原力：美国所代表的创新力，欧洲所代表的精神力，中国所代表的应用力，只有这三力结合，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一带一路”为中美欧大三角文明创新展示了希望。

“一带一路”是人类的大创新，克服传统创新陷阱：美式节省劳动力型创新、欧式节省资源型创新，摧毁了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创新陷阱；同时超越创新悖论，即以创新名义圈钱，导致富者更富，穷着更穷，有增长无就业，人工智能驾驭不好的话可能加剧这一趋势。民粹主义兴起充分揭示了政治-经济悖论：政治是地方性的，经济是全球性的；政治是周期性的，经济是长周期的。“一带一路”试图消除之，着眼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利于引导美国投资实体经济而不再继续制造金融泡沫。

“一带一路”推行包容性创新，超越传统大国博弈，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新文明。

四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系辞下》这句话来形容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穷则变的“变”就是改革开放，拿小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变则通的“通”就是“一带一路”主张的互联互通（五通）；通则久的“久”，就是成久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需要，也是推行新型全球合作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同时，一带一路的内涵与外延是不断深化、拓展的，来源于世界的期待、时代的需要。概括起来有三大演绎阶段：一是区域性合作架构：主要“基于欧亚大陆又不限于欧亚大陆”，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为重点，“经营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二是全球产业链布局，开创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融通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合作平台，开创人类合作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作为联系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强起来的纽带，“一带一路”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不仅彰显了中国的“四个自信”，也在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四个自信”。（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