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路易斯·什可马系墨西哥伊索思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爱德华多·塞拉系墨西哥伊索思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的由陈雨露主编的《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G20智库蓝皮书2014-2015》一书。书中从G20与综合增长战略、金融改革、全球治理等方面入手，来谈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如何在G20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行了深刻剖析。

　　摘要：

　　在国际商业交易中，那些被称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因充分利用了其地理优势、人口优势、体制优势或历史优势而拥有起点优势地位，而那些被称为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家则处于劣势地位。商业的开放性和国际协定的签订使那些处于起点不公平环境下的国家获得了公平交易的机会。

　　然而，某些政府议程或措施往往会损害真正的商业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保护主义政策妨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交易。本文对较高程度的商业开放性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现实发生的多种交易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所执行的政策对国际协定所持的理论设想进行了研究。

　　20国集团在促进商业开放性和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重大作用源于该集团为此而做出的努力，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和20国集团应当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每个国家都应做出切实的努力，本着建设更开放和更有竞争性的经济环境的原则安排自身的工作。本文指出，墨西哥等国做了很大的努力，签署了多项协议和商业协定；对国内若干领域进行了改革，以提高本国竞争力，促进本国发展。结论部分指出，仅靠单个国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这个全球性解决方案应针对每个国家的需要对症下药，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对待复杂多样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陕西省做出的决定能够直接影响到远在13,000公里以外的竞争对手坎佩切的天然气生产。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上去自相矛盾的世界里，这种自相矛盾性体现在所有的决定都重要同时又都不重要：政府可以做出负责任的计划，但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且其战略性商业伙伴遭遇危机，就会彻底摧毁所有的期望和预测；一个国家可能采取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因其自然资源的价格持续高涨，反而这个国家会比其邻国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世界：维护秩序并对涉身于商业、政治、经济、社会、合法及不合法交易的所有人员进行监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每个角落的富人和穷人不再有地理空间的阻隔，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融合在了一起。

　　20国集团试图在这个充满混乱和不公平的世界里建立新的秩序。20国集团占全球人口的65%，世界生产总值的86%，自2008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应对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金融危机。无论是20年代末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和阿根廷，还是本世纪最初十年的美国或欧盟，金融动荡和经济增长乏力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致力于危机最小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机制都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尤其是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欢迎。

　　20国集团为增进全人类福祉而采取的战略始终集中于：反腐败；促进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改革现有机制，为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执行高效而透明的财政制度。这些政策措施的共同主题是应对2008年经济和金融危机并设计防范未来风险的宏观经济措施。

　　许多人坚称，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提供必要的信贷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但稳健的金融体系本身并非经济增长的启动力量，至少不是那种基于稳定基础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启动力量，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在这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经济停滞，资本集中，极少数家庭坐收租金而绝大多数家庭无力购买日常用品或其他非易腐商品，这些不正常的现象证实了我们的判断。20国集团本年度峰会的主题是市场开放和商业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与20国集团此前所做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必须将推行旨在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联合性宏观经济措施与调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积极参与以保持全球市场的开放性结合起来。

　　商业开放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鲁滨逊·克鲁索发现在这个岛上，他只有一把刀，而"星期五"有两个椰子；他觉得自己需要进行一场交易：他有"星期五"需要的东西，而"星期五"有他需要的东西。.

　　有些国家拥有其他国家所需的资源，因而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以便进行惠及双方的交易。"星期五"虽有两个椰子，但如果打不开，这两个椰子就没什么用处；鲁滨逊虽有一把刀，但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使用这把刀的情况下，这把刀也没有什么用处。商业的开放性使双方能够对他们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交换，即将他们各自拥有的货物和服务彼此交换，以提高这些货物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然而，当双方拥有的资源不平等，而他们却期望进行平等交换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在国际商业交易中，那些被称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因充分利用了其地理优势、人口优势、体制优势或历史优势而拥有起点优势地位，而那些被称为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家则处于劣势地位。商业的开放性和国际协定的签订使那些处于起点不公平环境下的国家取得了公平交易的机会。例如，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共同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实践证明其是促进它们之间商业和投资的有效工具。尽管墨西哥并不像这两个北方邻国那样拥有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而且农业生产效率和技术开发能力较低，但自达成该协定后，墨西哥对该协定的另外两个签字国的出口量增长了五倍，墨西哥对美国进口市场的参与程度也有巨大提高。

　　商业的开放性不仅对生产领域有利，而且能够使消费者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在封闭的经济体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北美地区的生产工艺和工业品质量实现了标准化，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更多种类的优质商品。

　　就体制而言，商业的开放性使更多的经济活动从事者从更具有竞争性和更透明的市场利益和激励角度审视和监督政府行为。在封闭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退出成本太高，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没有选择出价最高者/要价最低者进行交易的权利，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干预他们的经济活动，单方面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时甚至不惜损害公众的利益； 而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下，如某个国家机制效能低下，政府腐败严重，税收机制缺乏竞争力，经济活动从事者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寻求能够更有效地增进其利益的经济环境。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促进投资，将资本保留在本国范围内，这正是市场机制效能的体现。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形势严峻时期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障了宏观经济环境的总体稳定。

　　迄今为止，墨西哥已与44个国家签署12个自由贸易协定，28个相互促进和保投资协定，9个商业协定。由于商业的开放性，加之墨西哥拥有1亿多人口，其中4570万人处于工作年龄，墨西哥国内市场对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纷纷前往墨西哥投资创办企业。（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为1,260,914,660,977美元）。2008年，墨西哥经济规模名列世界第13位。根据高盛集团的预测，到2040年，墨西哥将成为世界上五个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基于该协定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该区域合计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70,260亿美元）。2014年的一项预测表明，该区域市场规模已达到207,460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25.6% 。

　　上述事实表明，商业的开放性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这个国家的举措妨碍着商业的开放性，其直接或间接建立起旨在防止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被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破坏的壁垒。经常出现的情况是：20国集团内的发达国家希望拥有全球性的开放市场，但仅限于希望，缺乏投身于真正全球化的明确具体的行动。

　　商业开放的设想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议程以及需要履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承诺。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提高经济开放程度所带来的益处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其公民往往都会存在抵触情绪。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来说，跨国自由流动无论在薪资还是生活质量方面所带来的利益都非常明显。对于发达国家的公民来说，虽然对外开放可以让他们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但相较于外来劳动者对工作的过高需求而言，这并不划算。

　　发达国家的作用及其所做出的承诺对于履行有关扩大商业开放的条约（包括经济条款和社会条款）来说至关重要，这些条约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差别待遇和种族歧视。就经济条款而言，资源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可以被公平交易所抵消，而为新兴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提供补贴则会阻碍这种抵消。就社会条款而言，建设国家分界墙不仅阻碍了各国人民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而且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导致两国人民之间出现种族歧视、偏狭以及意识形态两极化。虽然分界墙两边的人民仅相隔几公里，他们却使用不同的语言，面临着不同的现实情况。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在20年后一致同意促进跨越国界的区域认同、加强交流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状况，不分国籍。这就是不同国家议程影响商业条约的一个范例。我们发现：

　　●有关修筑分界墙的法律阻碍了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因此墨西哥及其北部邻国仍然在讨论此类法律。

　　●政府为农业部门提供的补贴阻碍了自由竞争，加深了美国、加拿大甚至墨西哥在地理及土壤肥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无论是由混凝土和金属丝制成的国界墙，它们让希望到发达国家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工人梦想破灭，还是意识形态和法律墙，这些证明合法性的条文仅以一定的表面现象为依据，它们一直都在世界各地阻碍人们的自由流动其实是一种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承诺促进真实的跨国竞争的缺失。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不允许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因为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保证能够从这些交易中获取利益。

　　在迁徙公共政策方面执行最佳实践的国家不仅担心时间周期的问题，还担心移民的特征和品质。例如，在新加坡，"外来工人"一词就与外籍工人和外国人才不同。外籍工人是指有一半合格或不合格的工人。外国人才是指那些来自海外的工人，他们具有专业素质或高级学位，可从事高级经济部门的工作。通过这种区别，新加坡政府能够制定不同的公共政策，以区分其接收的移民。该政策尽管听起来带有歧视性，但相较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已经非常开放。然而，要说开放度更大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因为这两个国家认为上述类别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会将其协调至经济、社会和政治实际能够容纳的程度。

　　对于第二点，目前应发展中国家（包括政府、农业组织和国际支持组织）的要求，一些商业国际谈判已经叫停，目的是让工业化国家减少针对其本国市场的农业支持计划，从而允许南半球国家与其公平竞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北方国家的农业补贴已超过每天10亿美元，平均来说，一头欧洲牛所获得的补贴已经超过一天收入2美元的30亿人所获得的补贴。

　　正如开始所述，真正的商业开放性在面对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或现实状况时鼓励公平交易。新兴经济体很难加入精密或科技商品和服务的竞争。更确切地说，他们能够交易的商品将很可能来自于第一产业，如原材料或科技含量较少的商品。发达国家政府为这些商品提供补贴的现象加剧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不平等现状，同时也阻碍了交易的公平性，并且很难使双方人民的生活状况达到最优。

　　仅寻求为客户提供特权的商业政策毫无意义。为了防止对外部投资的绝对依赖和不利环境的出现，致使竞争者无法在其中享有同等机会发展自身能力并且发挥更大效能，很有必要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为生产者提供特权的机制。有鉴于此，20国集团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加强各机构对这些商业条约的监管，防止他们做出侵害全球经济和商业交易的行为。

　　取消关键部门的补贴是使国家间交易更具竞争力的一个良好措施。然而，这一措施必须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实施。新兴经济体本身就处于劣势地位，取消其补贴将会让它们在谈判中更加不利。鉴于这种区分方式问题较多并且可能造成歧视，因此20国集团应该将任务从不允许实践的道德层面转移至可以自愿平均分配和现实状况对等并得以监管的务实层面。也就是说，20国集团应该实施那些不会相互约束的措施。各国应在实施商业开放的同时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公共政策会考虑到每一个国家，但它不是一个能够在每个国家都行之有效的充满魔力的万能方案。

　　但毫无疑问，无论一套商业开放政策多么完备，它仍无法保证会实现经济增长。要想参与全球竞争，应该在实施该政策的同时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正是我们作为新兴经济体没有做到的一点。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体制孱弱让我们很难判断社会所需的最佳公共政策，同时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个人利益从而导致腐败的发生。

　　在墨西哥，改良主义精神在两年前就已经出现，旨在改变经济萧条和社会不平等现状。借助《墨西哥协定》及其他协议，有活力的部门以及通讯部门主要通过一系列旨在扩大开放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强化对这些部门的监管而得以改善。今天，墨西哥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有可能在数十年被政府和私营垄断的部门进行投资。毫无疑问，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应该在上个世纪实施到一半的改革在21世纪才开始实施，腐败在许多机构中仍然很普遍，政府的暴力垄断受到该国许多地区的严重质疑，教育工会仍然限制着墨西哥人的智力素质，并且许多改革并未制定出真实、透明的问责政策，以确保公民缴纳的税款用于国家最紧急的问题。

　　无疑地，20国集团在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商业开发度方面努力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改善全人类的生活状况，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所有解决方案和措施一样，它可以不断完善但不会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案。该集团内的任何一个成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体制薄弱还是完善，形势有利还是不利，都必须相信从长远来看，通过各国的整体提高来进行商业竞争不会对它们造成损失，反而是进行良好交流的重大机遇并且会因此提高其本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各组国家肩负的任务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必须促进真实开放议程的实施，消除来自其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补贴，并保证人员的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则是在基于竞争优势和强大包容性的体制下大力进行结构改革，以期实现长期增长。(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