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中国投资》2018年8月。

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是近几年以来发展经济学界最新崛起的巨擘，他的一系列作品已经纷纷进入了主要高校专业参考书的范围。不过，很不好意思的说，其实我这几年来最喜欢没事翻翻的，却是他的两本看起来最不“专业”的小册子——《富国的伪善》和《富国的陷阱》。尤其是前者，总被我出差的时候踹到包里，辗转各种交通工具。真是轻松又有趣的好文字！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浩浩荡荡，如何选择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通常，我会给青年学生们推荐从亚当斯密、汉密尔顿、格申克龙等经典著作，加上Jeffery Sachs、Paul Collier、速水佑次郎到阿西莫格鲁的晚近作品来阅读。张夏准的著作，其实还是需要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大厦有一个全局了解之后，作为启发性和反思性的阅读较好。尤其是《富国的陷阱》一书，用辛辣（cynical）的笔触几乎解构了整个发展经济学的体系，最好还是跨越不同文献来解读较好。这么想着，我就计划针对性的跨文本分析一下张夏准是如何看待IMF贷款和穷国发展问题的。

一，国际多边减债机制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同一时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双子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也建立了起来。这样，当代发展援助的两大基本形式：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双边援助，和以世界银行与IMF各项目为代表的多边援助就登上了历史舞台。自1956年阿根廷危机开始，为了应对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国际债务危机，发达国家以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为核心，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协调方，实施了大量的减债方案，尤其是80年代末开始的“重债穷国”（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和“多边减债倡议”（Multinational Debt Reduction Initiative）为发展中国家减少了上千亿美元的债务。

同时，IMF建立了“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tical Framework），以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扩张水平，也防止它们通过国际借贷来大规模发展公用事业，被克鲁格曼称为“金色紧身裤”。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发展理论的金科玉律，世界银行和IMF不仅全盘接受了这一思想，而且在多边发展援助中身先士卒地推进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受援国必须接受削减政府预算、推行私有化和对外国开放投资等条件才能够获得来自两机构的援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自拉美发端，后来又扩展到非洲的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大背景下，受援国往往别无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带有强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方案。

二、IMF是发达国家维护战后形成的世界体系的核心机制

建立于二战以后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二者的最初目的分别在于为战后急需重建的各国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和稳定国际货币汇率市场，但是二者的运行规则都不是基于大小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原则，而是基于各国注资比例而形成的差别性的投票权。多边发展援助虽然通过多边开发机构来执行，但是其本质仍然与双边发展援助是一致的。自然而然的，富裕的发达国家在两个组织中也具备了远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这样，世界银行和IMF在经营中往往为发达国家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IMF的援助为什么要有条件？

假如西方援助只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国际慈善行为，那么使用援助就不应该附加政治条件。正是由于其发达国家的重要政策工具属性，因此当代的发展援助的实际操作当中，一般都要求受援国执行一些援助国所要求的条件，比如国企私有化、放开资本管制等等。因此，除去“三要件和一原则”这些本质属性之外，ODA还隐含着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行为规范：援助条件性（Conditionality or Aid with Conditions）。发达援助国主要依赖这些援助条件来保证ODA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服务。如果是贷款性援助，为了保障还款而设定一些条件是合理的，也是常见的商业贷款安排。但是ODA援助所附加的条件往往会延伸到与贷款本金安全几乎没有关系的领域，比如对于“生育政策、种族融合、性别平等到文化价值”的要求等等。张夏准评价道“这种逻辑的延伸一旦开始，就没有了终点。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方面都可以成为一种条件。”援助国提出这些条件的目的就在于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影响受援国的内部政策，从而为自己争取或短期或长远的利益。

可见，貌似公平的国际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也同样属于ODA的范畴，有着一样的发达国家政策工具属性。赞比亚裔经济学家Dambisa Moyo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经济凋敝、人民困苦的局面，西方援助国却将“民主视作非洲经济的救世主”。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最终受益人是本国的人民，因而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理应是本国人民所选择的政府，而非千万里之外的发达国家或者国际机构。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以及其所包含的各种援助条件，援助国集团攫取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权，而受援国则逐渐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酿成了“大部分非洲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实际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的荒谬局面。

四，IMF援助真的能够解决债务问题并且保证发展么？

随着来自发达国家的贷款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的情况逐渐为西方普通民众所了解，以及东非（主要是埃赛俄比亚）持续饥荒所推动的国际民间运动的兴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逐渐形成了国际共识和一股强大的公民社会力量，从而帮助了“重债穷国”和“多边减债”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其债务总体水平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得以走向平稳甚至于降低，国际支付困境得到了缓解。然而，发展而非减债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债务问题的缓解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由于巴黎俱乐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非洲国家债务状况的严格监控，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国家政府吸纳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能力。

在新自由主义的引领下，IMF领导了被称为“结构调整”（structure adjustment）的国际潮流，在提供各项发展援助的过程中使用各种条件来要求发展中国家执行放开汇率、停止资本管制、削减政府预算和国企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总体来说，自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对外援助的重点转向了农业、社会、民主以及好政府等等，再也没有回归到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的方向。这一点实际上是对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数百年积淀的背离，终于在上世纪末导致了非洲，甚至于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极度缺乏的恶果。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再次改写了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整个援助国团体开始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下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但是，张夏准通过计量研究发现，西方援助国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破坏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努力。他发现整体发展中世界在盛行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战略（大量贸易保护措施）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了每年3％；而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结构调整”的时期，这些地区的收入增长即陷入停滞；整个1960-7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收入增长仅为1.0-2.0%；而到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后，非洲地区的人均收入竟然出现了下降趋势。相反，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坚决采取工业化和保护民族工业的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实事求是的说，IMF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把自己的政治议程通过种种方式渗透到IMF的行为当中去，IMF的发展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成为了西方的政策工具和经济理论的试验场。另一位亚洲发展经济学大师速水佑次郎就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程度极低，部分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执行“小政府”改革不仅没有改善市场信息的流通，反而破坏了原有的政府支持的道路、电力、学校、医院、法院、警察局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导致经济增长成为无源之水。于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富国们的“伪善”经过IMF的输出，造成了穷国的悲剧。（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