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晨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本文刊于6月21日国际在线。

特朗普政府于20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Nikki Haley）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一决定，称该机构“伪善自私，愚弄人权”，“经年累月地持有反以色列的偏见”，如今已成“政治偏见的粪坑”。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站在她身侧，指责该机构“无耻伪善”，保护的是那些压制人权的国家，已是“进步与变革的阻碍”。

这一“退出”动作本身并不令人意外。自2017年初上台伊始，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人权理事会如不改革，美国就将退出。既往一年多，黑莉本人多次斥责，“人权理事会通过针对以色列的70多项协议，针对伊朗的仅7项，这两国人权记录天差地别，你明确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 到了一周前，路透社援引美国外交人士匿名透露的消息，称特朗普政府退出人权理事会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去留毫无悬念。20日的正式退出是对此前威胁的兑现。

这一动作背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思路，以及这一思路折射的美国处境令人深思。从执政思路看，在美国政治史中，与以往历届政府相比，特朗普时期的突出特征之一即是将所谓“价值观外交”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退出人权理事会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斥其“无法有效保护人权”、持有政治偏见、且相关成员国人权状况堪忧，当然仅是表象。

2017年5月3日，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对美国国务院全体诀员发表讲话时就已明确表达，“尽管自由、人权、尊严这些根本价值观引导美国外交政策，但这些只是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我们的政策。价值观不变，但政策会变，政策需要因地制宜。” 换句话说，所谓人权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踢出特朗普政府外交考量的优先项。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信号。蒂勒森在讲话中提到的将价值观外交边缘化、注重实利的务实主义信条，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颇有重叠之处。

特朗普“美国优先”目标在外交政策上的投射是什么呢？在当时的蒂勒森看来，是要公开打破美国外交叙事中的“政治正确”，摒弃价值观外交，聚焦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现实安全。蒂勒森、黑莉、以及副助理国务卿埃琳·巴克利（Erin Barclay）在2017年初都曾明确表态，美国希望人权理事会采取“相当程度的改革”，并且改革的诉求十分具体。以巴以问题为例，特朗普政府自上台起即游说人权理事会修订条例，剔除单拎出以色列人权问题的“议程第七项”（Item 7），维护以色列，推动契合美国利益的议程。如果这一诉求无法实现，美国直接走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执政思路与前任相比是颠覆性的。回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历史，自2006年成立伊始，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就拒绝加入。奥巴马上台后姿态反转，美国成为理事会成员国之一。如今特朗普政府主动退出，与小布什时期对人权理事会的不满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根本区别在于，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思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更漫长的历史视距中，从既往三十多年美国外交政策的脉胳看，在经济上实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政府，在政治上则第一次将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用于实践。里根政府出于冷战压力和对卡特外交的反思，将意识形态的征伐作为外交政策核心。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方向历经激辩，然而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间，新保守主义外交借由9·11事件进入黄金时代。奥巴马试图纠偏，但在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一根本目标上，奥巴马的战略与他的前任们始终一脉相承。

相形之下，特朗普的目标要极端得多。对于“价值观外交”他毫无兴致，更为极端的是，他要摒弃的，是国际体系规则本身，他要以实力取代规则，以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这是真正的、彻底的不按常理出牌。特朗普想要企及的，是最大限度地抛弃美国所谓“责任与义务”，该忽略的忽略，该分摊的分摊，降低成本，单刀直入，捞取美国利益，增加美国实力。这也正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可以单方面宣布退出，又在退出时留下余地：如若理事会启动改革，美国或可考虑返回理事会。换句话说，道德与规则皆是虚无的，利益契合与否才是唯一真理。

除了在与人权理事会的冲突上，“用绝对的利益取代规则，用绝对的美国优先取代全球考量”这一思维在亚洲、欧洲以及全球治理的多个领域一脉相承。在亚洲，特朗普强调与亚太盟友的防务分摊，强调将多个议题打包谈判。在欧洲，他抛出北约“过时论”，要求欧盟承担更多防务支出，宣告“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保护与被保护都只是一场交易。而在区域与全球治理领域，特朗普自上台以来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在巴以问题上同样与特朗普政府尖锐对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反建制姿态上台的特朗普，他的冲击力远大于他的建设性。他急于颠破，并且一路撤除不能将这种颠破高效执行的下属，包括他曾高调雇进白宫的蒂勒森，代之以更能执行他意志的蓬佩奥。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未来需直面的，是一切果真颠破之后，他希望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也恰恰是特朗普执政思路的悖论所在：面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权力转移，曾经陷入单极世界狂喜之中的帝国如今进退维谷，战略扩张已然难以为继，而退回孤立主义亦不可能。他需要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却希望盟友仍然对美国百分百俯首忠诚；他需要美国的实力优势，但不愿承担成本。而在这一切背后，他需要首先想清楚，如何克服美国可信度透支本身带来的关卡和矛盾。（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