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其是钓鱼岛争端以来，日本问题备受关注，其中，日本经济的作用及其评估至关重要。因为日本首先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中日关系历来具有“以经促政”、“政冷经热”等特点，经贸在中日之间基本上是一个积极的合作因素。安倍上台近一年来，日本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需要对其间的起伏、特征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作一评估。

      一、安倍经济学效应及日本经济评估

      观察近来的日本经济，必须从安倍经济学入手，因为它不仅对今天日本经济具有理论指导作用，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现实政策效应。

     （一）安倍经济学形成由来已久：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安倍晋三2012 年底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要有金融宽松（量宽）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吸引民间投资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战略三个方面。

      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始于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当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 实施了增加消费税率等货币紧缩政策，结果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提出日本可能掉入了“流动性陷阱”，提出日本应大量印发纸币，增加民间需求。实现经济复苏。这为安倍经济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从现实需求来看：自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成为日本经济的特征， 并由此引发综合经济效应，带来所谓“平成萧条”。2008 年之后，美国率先实施量化宽松货币（简称“量宽”）政策，又使日元面临升值压力。本来在2001 年， 日本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 就曾宣布实施“量宽”政策, 成为最先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但实际上因种种因素未能坚持。今年1 月，安倍为了走出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使日本经济走上适度增长及适度通胀的发展之路，又一次提出了“无限期量宽”对策，美欧在自身难保之下，当然难以对此提出非议，使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进程得以正式开启，日本经济及社会由此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尤其在今天中日关系微妙紧张之际，对中日两国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变数，值得关注。

      （二）安倍经济学对日本并非灵丹妙药

      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目前只有第一支箭——“量宽”政策真正取得了一些效果。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从78 比1 降至100 比1 左右，日经平均指数从8000 点飚升至1.4 万多点。以汽车业为代表的出口行业业绩大幅好转。2013 年4 月，日本央行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后，通过大规模货币投放和资产购买， 力争在两年内实现2% 的通胀率。金融市场的景气带动住宅和奢侈品等消费数据向好。

      但是，量宽政策实质上是在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情况下，以印钞方式向市场输入流动性。这是针对市场信心缺失、投资萎缩的一种对策。一旦经济好转，投资信心恢复，过度释放的流动性即可能转化为通胀。但日本当前的主要问题并非流动性不足，而是需求不足，即由于日本民众对经济前景之不安，企业投资和国民消费同时疲软，这是量宽政策难以改变的。

      经过半年多的实践，量宽及安倍经济学已经表现出其政策上的局限性。

      首先是不能维持经济增长效果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由于安倍真正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和促进国内投资的有力措施并未出台见效， 因量宽造成的预期效果不可能长期维持，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即出现减速及波动： 日本政府8月12日发布，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正增长。但日本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仅为2.6%，低于第一季度经修正后的3.8%，也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3.2%。尽管9月9日内阁府又将第二季度GDP 上调为较上季度增长0.9%，按年率换算增长3.8%，比初值上调1.2%。但也令人质疑这是要进一步印证经济复苏渐稳迹象，为安倍出台上调消费税提供依据。

      果然，日本经济产业省9月30日公布数据就显示，日本8月份工矿业生产指数为97.2，环比下降0.7%，为当天股市带来消极因素，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走高，令出口概念股承压，丰田、日产以及马自达等汽车股遭抛盘。日经股指盘中跌至14425.82 点，早盘结束时下跌1.72%。

      午盘时，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的消息刺激中国股市上扬，加上日本政府下调企业法人税的预期升温，日经股指跌幅一度收窄。但随着美国逼近10月1日政府部分关闭的最后期限，市场忧虑再度加深，尾盘两大股指跌幅加大。

      当天，电力业等股票领涨，钢铁业、海运业等股票跌幅靠前。收盘时，日经股指下跌304.27点，收于14455.80点；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23.42点， 收于1194.10点，跌幅为1.92%。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近来起伏不定的东京股市再次大跌，是对经济数据利空、美国股市下跌、日元汇率走高等多重因素打压的反映。这说明仅靠“量宽”， 经济景气包括股市都难以持续。

      同时，“量宽”政策副作用也陆续显现：中小企业业绩并未改善，设备投资持续减少；居民工资没有增加，反而要承受因日元贬值带来的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现在又要面对消费税上调的压力。

      其次是难以实现刺激生产性投资的目的。

      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的“核心”是刺激投资，但目前也陷入尴尬的境地。日本政策投资银行8 月5 日发布称，根据对资本金10 亿日元以上3237家大企业6月实施的调查，其中68%（2205家）回答的2013年度设备投资计划显示，虽然随经济景气有所回升，设备投资计划有所扩展，全产业的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约为15.9454万亿日元，比2012年度实际业绩增长10.3%。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对非制造业如零售与不动产等的计划增投占大头，为10.1264万亿日元，是自1991年度以来、时隔22年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增速。投资意愿是“对应消费者心理改善与消费形态变化的投资”。

      但制造业计划增投依然不振，只有5.8190万亿日元。而且，制造业计划增投目的为“维持•补修”的企业今年第一次超过了希望“增强能力”的企业。丰田汽车等企业大都认为“生产能力增强要考虑长期需求，主要面向海外”。对日本国内收益及环境等并不看好。

      第二是上述投资只是“计划”，并非实际业绩。上年度日本国内设备投资计划增长12.2%，实际业绩只增了2.9%。今年计划增速只有10.3%，还低于去年， 可见安倍经济学在投资上的作用并不乐观。

      与此同时，海外企业对日本新增直接投资也在减少。日本政府统计显示，今年1 到6 月新增海外投资创10 年来最低水平。海外对日本新增直接投资为1.3903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同期减少18.5%。相比创近期新高的2008年上半年( 约4.7万亿日元) 减少了70%。由于外资企业撤出日本市场的趋势已告一段落，以新增投资减去撤资额的净投资略微增长，对日投资余额约为18万亿日元，与上一年基本持平。

      由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举措，看好日本政策转变的海外投资资金开始流入日本。1到6月日本股票净买入额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6倍，达到9.36万亿日元。其中主要的是机构投资者为获得收益而购买日本有价证券。

      据报道称，要实施与业务基地和工厂扩建有关的直接投资，需要更高度的经营判断。同时，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也需要时间。此外，认为在人口正在减少的日本即使投资也难以判断能否获得充分收益的看法依然根深蒂固，这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据提供并购(M ＆A) 顾问服务的Recof公司统计显示，外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投资在1到6月为1211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0%。虽然有中国大型纺织企业对RENOWN公司的收购、以及美国半导体企业对富士通旗下MCU业务的收购，但大规模的案例很少。

      可见，“安倍经济学”虽然从海外吸引到了短期股票投资，但未能吸引到可带来工厂和销售基地建设的长期直接投资。安倍要实现对日直接投资余额翻一番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安倍自己应该清楚，投资是发展之源。不能改善日本的投资环境，不能进行真正吸引投资的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即使可以短期刺激经济表面景气的活跃， 但不能成为真正解决日本经济难题的灵丹妙药。而且，如果经济依然停滞，日本可能尚未引发贸易战，自己先陷入“滞胀”等困境。造成更大的经济风险。

      （三）日本经济的病症何在

      安倍经济学说到底是希望走出一条为日本经济“解困”的新路，但它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准确诊断日本经济的病症根源所在，因此无法对症下药。从刺激流动性等皮毛入手，实践证明是难以持久的。那么，日本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所处发展周期问题

      日本的经济发展周期问题是综合性的。首先是长周期弱势。日本在自身经济发展长周期与整个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格局中，是处于“弱势”（或称弱轮）状态。因为日本经历了“起飞”、“高速成长”，已进入了“成熟”、“提高生活质量” 的阶段，呈现出长周期意义上的“饱和”特征。这里包括消费饱和、由此导致的生产与经营饱和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外移、外贸（国际分工）、收入等结构上的变化。尽管日本的海外资产与产业的强势有目共睹，但由于国内很难恢复过去那种高收益的经营状态，资金等自然外流，国内产业必然空洞化，海外投资收益又因运营模式及理念的陈旧，既不能直接缓解国内的就业等压力，也不能积极为刺激内需提供动力。因此使得日本长周期的“饱和”不得缓解，反而越发严重。只有等待新技术增长点或新需求增长点的出现。而日本不但暂时看不到这样的增长点，反而还雪上加霜，又受到长期萧条及“高龄化”、“少子化”带来的“消极消费心理”及日本特有文化传统中的“节俭积累习俗”等“抑制点”的制约，更加凸现出“饱和”的特征。

      其次，日本在周期发展上还存在政治经济不调甚至相克的矛盾。今天日本经济上并非没有机会，例如最近东京申办奥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中长周期”增长点， 对于日本有很积极的刺激意义。东京申奥成功，现在已经被列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完全被解读为一个经济问题。因奥运从准备的7年到举办后10年都是“奥运”周期，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资本运作收益期，无论是号称300 亿美元的奥运直接经济效应还是15万个就业机会，都会给日本注入活力。但是，这个奥运周期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氛围下才能顺畅演进，尤其是与周边参赛大国、广告大国、观众大国——中国、韩国等密切配合，才会如愿以偿。可是日本政府正在构思自己的政治发展周期——松绑集体自卫权、修宪、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这在今天的东亚与世界，不可能是“静悄悄的变革”，一定会与奥运周期发生碰撞。中韩不可能一边与日本军队在战场“夺岛厮杀”，一边与日本球队在赛场友好切磋。日本选择了“申奥”，就走上了这条绿色的和平发展合作之路，很难回头。这也是中国支持日本申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对日本一种正面的周期性引领，利人利已利大家。但是从目前来看，日本举办奥运这个绝好的周期性增长点，很可能会受到政治周期的些许干扰，这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是日本社会面对的重要矛盾：即政治大国化意愿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同在一个中长周期之中的相互矛盾，日本必须摆脱这个矛盾的束缚。

      这样的长周期大格局问题，显然不是安倍经济学或“量宽”政策能够解决的。

      第二，日本经济的结构问题

      日本经济的结构问题更是综合性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国家， 开始，它也是一种“两头在外”的模式，随着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加工”日益提升“高附加价值”水平，并逐渐适时地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形成以研发、资本运作为中心的跨国分工新模式。特别是这20年来，日本的海外资产与产业借助强势日元迅速扩张，有学者估算，在日本本土之外，还存在“1.8个日本”。这“1.8个日本”就是指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尽管具体数据还有待斟酌，但是，日本是冷战后全球一体化的红利获得者，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必须面对日益开放的国际经济走势，推动日本的结构改革，以新的理念与模式统筹今天日本的内外市场，使日本真正全面融入今天的世界，特别是东亚经济大格局，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呼声，更是日本自身发展的需求。

      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的矛盾在于，虽然已经在经济与金融规律驱动下走入了开放的格局，但仍存在着本质上的缺陷：主要是日本的岛国特性，单一民族、均质性强但排外，发展空间小，内部梯次及纵深发展上缺少潜力与经验。民族性格的埋头肯干与保守内向，使得日本尤其不善与外界进行复杂博弈及高层次的融合，更没有积极与时俱进推动结构改革。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尤其跨国公司）微观运营中的“排外”体制，而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处处展现出不适合开放经济运营的弊端，更有甚者，在政治发展中还出现了倒行逆施的“闭关锁国”倾向。本来，在上世纪60年代东亚就有了“雁阵”等模式，日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取得了很大的利益。但到了冷战后的今天，日本反而“逆潮流而动”，不想方设法与中韩等东亚各国求同化异，以同中韩等东亚各国融合，弥补日本结构上的不足。相反却越发作起了自外于东亚及国际社会的“军事大国梦”，尤其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制造事端，引发冲突，把本来最具合作互补魅力及整体发展活力的东亚，搞的麻烦不断，也使自己落入四面楚歌的窘境。

      当然，日本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日本战后60多年社会政经矛盾结构合乎逻辑的病态演进，并非近日突发形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安倍经济学或“量宽”政策就好像一杯温水，很难实现其整体的长期效应。

      除了上述周期性、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之外，日本社会长期积累的高龄化、少子化等“发达病”，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刚性制约，都在呼唤日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走向与东亚融合的方向。因为，日本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更广阔、更开放的经济发展系统中，才能突破“饱和”的制约，具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东亚， 足以吸纳日本的过剩产能与经营资源，可以使日本拥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舞台。日本的高龄化可以由东亚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弥补，克服自然灾害也有了更大的空间。而且，这本身就是世界三大经济圈鼎足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东亚整合的必然趋势， 对日本，对东亚，对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利益。安倍经济学如果不能从这样的高度审视日本经济，就不会找到真正的“灵丹妙药”。

      二、安倍经济学对中国有利有弊

      近来，由于中日关系恶化，凡是日本的举措都被贴上“反中”的标签。其实， 安倍经济学包括“量宽”对中国并没有那么敏感的政治效应。

      例如大家议论较多的“量宽”。首先，日元在全球金融储备资产中仅占3.9%， 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其次，“量宽”最直接的后果是日元贬值，由此导致日本出口增长。但正如日元升值从1985年“广场协定”开始就是日本与美欧的博弈，今天日本扩大出口，从出口产品结构看，主要仍是与欧美产品相争，在亚洲则主要是与韩国等厮杀。而中日两国出口重合度较低，因而不致形成明显的直接挤占效应。日本是中国最重要、最具互补性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日本这次真能走出20 年经济萧条的困境，对中国当然是利大于弊。

      但是，量宽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例如，在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刺激出口的同时，它还会恶化中国等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势，导致贸易摩擦等。日元贬值会让日本国内的资金输出减少，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来自国内的投资减少，会让整个亚洲经济增长受到威胁。同时短期内，在日元贬值和日本未来进一步量宽的预期推动下，国际短期资本会加速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流入，引起这些国家货币升值和通胀预期升温。日本激进的量宽政策导致日元急剧贬值时，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影响不仅在于对国际贸易价格的调整，还在于日元快速贬值容易导致巨大的汇率风险。这种影响与冲击很快就会传导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只能设法降低由此带来的风险。

      三、安倍经济学对中日关系是一个新变数

      应该说，安倍两次“入相”，在他眼中中日关系时隔6 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国经济总量的逆转。6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一半，而6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而且差距以不可逆的趋势不断拉大。这对微妙、紧张的中日关系及安倍的影响及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与政治相比， 经济才是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最大的变数。

      安倍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安倍希望模仿其外祖父岸信介，在政治强势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建立一个“长期执政的支撑点”。安倍实际上处在一个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实现建设政治大国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日本毕竟是一个经济大国，日本民众对政权的支持主要是由经济效果决定的。因此，他必须找到经济上的“复兴”之路。不然，什么政治理念可能都是空谈。

      对于中日关系，安倍也面临着矛盾的选择：要建设政治军事大国，似乎需要恶化中日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样才能逼美国支持日本的主张；但实现经济复兴，又必须缓和中日关系，搭中国经济的快车或至少不要因中日紧张导致经济受损。安倍需要兼顾这看似矛盾的一体两面。

      目前，涉及中日关系，安倍在经济上至少有两大难题。第一是中日韩FTA 与TPP 的选择。

      日本近日至少面对三大经济合作机遇（或称经济合作平台）——中日韩FTA 谈判、美国主导的TPP 以及东盟提出的10+6 自贸区协定。这当然是今天东亚合作的大势所趋，说明东亚经贸发展火爆，是全球利益交汇点。同时也是日本根本出路之所在，说明任何国家都要面对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选择，过去那种“自顾自” 的格局已经不合时宜。

      在这些合作机制中，处处显现出中美博弈的影子。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中日韩FTA 与TPP 之间，日本将何去何从？

      从经济收益角度看，中日韩FTA 给日本带来的利益高于TPP。然而从非经济收益方面来看，特别在国家安全环境上看，加入TPP 的收益似乎要高于中日韩FTA。当然，这里还有日本如何定位自身国家安全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上，经济收益也是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美国拉日本搞TPP，肯定也是经济考虑更多。因为真正构建政治军事框架，有现成的日美安保体系，不必舍近求远地搞TPP。关键还在于安倍对此的评估以及今后的战略。目前日本是采取中日韩FTA 和TPP 同步走的策略。但仍存在几个变数：

      一是美国的政经情势变化。这次美国国会的干扰使政府机构部分关门，导致奥巴马2009 年就任总统后第三度因国内事务推迟访问亚洲国家。尤其这次不仅是一般访问（可以延期），还有APEC 与TPP，都等着美国展示领导能力，但他却因家事爽约。日媒称习近平主席成为会上“最受关注主角”。加上日前美国在叙利亚的示弱与近日来美国国债违约威胁逼近的消息引人注目，这也事关美国“领导能力”的评估。国债违约中国一定首当其冲，但也可能会为中美“共克时艰” 创造机会。而日益衰落的国力会使美国既要从TPP 借力，又要面对自身的力不从心，这些都是影响TPP 的最主要因素。这次奥巴马缺席APEC 与TPP，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都指责美国放弃“领导责任”， TPP 磋商也未达成共识。美国出现“自身难保”的困境并影响TPP，这可能会超出日本的预判及掌控范围。

      二是中韩尤其中国对TPP 的姿态。如果中国以当年加入WTO 的积极态度对待TPP，并与美国等逐渐达成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共识，形势也可能会为之一变， 主动权可能会易手，中美日会形成新的格局。

      三是中日关系转圜的可能。这是操之在中日之手的机会，更直接检验中国的主导性及执政能力。今年6 月启动的人民币与日元互换就是个好机会。而上述美国国债违约威胁及中美互动等变化，都会对日本构成冲击，因为日本持有美国国债与中国不相上下，风险相当，这也可能会为中日“对话”创造契机。双方应该把握这些机会。

      安倍在经济上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如何直接对应今天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

      日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首先需要与中国建立稳定、和谐的双边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推动经济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协调地缘关系上，与日本有这样高度的互补性。

      对于中国这样的近邻大国，日本必须奉行“亲善睦邻”的方针，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中国的发展潜力会吸纳日本的“饱和性”；中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及国土空间，会缓解日本高龄化、少子化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压力。日本要摆脱今天的经济困境，就要从大处着眼，全面改革开放，尤其是向中国等周边国家开放，形成人财物良性循环的大市场机制。而这就必须建立正常、稳定的中日关系。有了这样的中日关系，安倍经济学包括量宽政策等，可能就会成为促进经贸发展的积极因素。日本需要的人力、能源、资源与发展活力就会源源而来，日资企业物美价廉的产品才会源源而出。日本的资金、技术才能有高效率的“用武之地”。但如果搞不好中日关系，周边纠纷不断，缺少互信，仅靠现在的量宽政策、日元贬值等操作，则可能会事与愿违，反而形成“以邻为壑” 的局面。寻求“宽松”的政策，反而导致“紧张”的后果。

      最近，日本媒体盛传两个新闻，一是中国的经济景气出现改善迹象。二是中日经贸额出现下跌。

      英国汇丰银行（HSBC）8月22日发布的8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速报值为50.1，自4月份以来时隔4个月首次超过判断景气度好坏标准的50 的荣枯线。中国政府从7 月份陆续出台促进铁路建设等推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刺激政策，从7 月份主要统计数据看，除了工业生产指数时隔3 个月转为上升外， 出口也转为5.1% 的正增长，持续减速的经济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

但与此同时，中日贸易额出现下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上半年（1～6 月）中日贸易额同比减少了10.8%，减至1472.7413亿美元。

      这是上半年该数据4 年来首次出现减少。

      日本的对华出口额同比减少了16.7%，减至614.3317亿美元，连续2年出现减少。金属加工机械、工程机械和半导体等均出现下滑。

      日本从中国进口额同比减少了6.1%，为858.4096亿美元，4年来首次减少。其中，钢铁和普通机械等主要品目出现减少。

      对此，日方较多认为是受中国经济减速及政府更加重视经济结构改革等因素影响，因此预计2013 年全年日本对华出口的下滑倾向将持续下去。中方则进而提及中日关系恶化造成的负面效应，应该说，双方的认知都各有道理。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持续发展与中日相互依存的合作，是很难被政治纠纷所改变的。这一点，尤其日本方面，可能需要有更深刻、   更客观的认识。

      例如，最近因中日关系恶化，很多日本企业正在考虑并实施所谓“中国＋1” 战略，把部分对中国投资移向海外，尤其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作为新的被投资国备受关注。但这种战略仍然是以“中国”作为基数，在“中国”基础上进行“＋1”运作。可见日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另外，上述三国的经济规模与中国也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2012年中国的GDP 总量（82502.41 亿美元）相当于巴西、印度、俄罗斯总和（63253.72 亿美元）的1.3 倍，是巴西（24250.52亿美元）的3.4 倍、印度（19467.65 亿美元）的4.2倍、俄罗斯（19535.55亿美元）的4.2倍；中国的贸易规模是巴西、印度、俄罗斯总和的1.7倍。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总量(进出口合计)，是对巴西、印度、俄罗斯贸易量总和的5倍。可见，尤其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很难被替代。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随着中日关系逐渐平稳，安倍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不断碰壁后，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会引导日本政府重新思考中日经济关系乃至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这会成为一个正面的变数，对整个中日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