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8日丁刚看世界公众号。

新疆棉花事件再次暴露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软肋——标准。

设在瑞士的BCI凭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敢对中国棉花“下手”，就是因为标准在它手里。

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贸易运行的基本规则，标准和合格评定影响着全球80%的贸易。标准还是构成不同层级的生产体系的规则。

标准是经济的，但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一些重要标准的生成从来都有着“资本+国家力量”在背后的联手打造。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的全球史》一书描述了西方资本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残酷的战争、掠夺、殖民等手段，建立起了一个棉花生产、加工、贸易和销售的链条。王希教授在为此书撰写的前言中说：“在这个等级分明的棉花帝国主义秩序中，位于顶端的西方国家将始终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和收获最大比例的利润分成。”

今天，即使大多西方国家不再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有的也不再是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但其资本与国家力量却始终没有退出，仍然凭借品牌和市场，千方百计地维护着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定价权与标准认定权，继续最大限度地获取着利润。

美国的棉农在田间劳作。看到这张照片，很多人会以为这是100多年前奴隶制下的美国，其实这是一张摄于上世纪60年代的照片。

BCI全称为Better Cotton Initiative，中文为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官方解释说，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利益方共同管理组织，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并对符合标准的棉花农场进行认证。

这就是说，得到BCI的认证就打上了“良好棉花”的标签，就可以被品牌企业采用，还能获得市场认可。

截至2019年底，BCI拥有超过1,800个正式成员，其中包括168个零售商和品牌成员，比如H&M、Gap、 IKEA和Levi Strauss等著名品牌。西方主要品牌在其中占据优势。其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和丹麦国际开发署等。

BCI有“六大生产标准”：1、将对作物保护措施有害的影响降至最低；2、高效用水与保护水资源；3、重视土壤健康；4、保护自然栖息地；5、关心和保护纤维品质；6、提倡体面劳动（比如提倡保护棉农基本权利、反对利用童工等）。

这六条标准应当说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但是，由于BCI的成员有很多全球名牌，搞出这么个组织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从而控制上游并获取最大收益。而全球绝大多数棉花生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整个生产链的下游。

BCI发放标准认可实际上就可以向下游转移市场竞争的压力，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穷国棉农之间的激烈竞争。

对于品牌厂家来说，这是个赚多少钱的问题；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西方消费者来说，是个所谓的“人权”话语权的问题；而对于处于下游的棉农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尽管BCI宣称也在帮助棉农提高质量，但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大品牌可以靠优质棉赢得市场，赚取更多利润，但棉农们却并不能因此而提高收入。

更何况，棉花生产国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

主要生产国美国就是一直靠补贴维持其竞争力的。《棉花帝国》一书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贝宁的棉花种植者每天挣1美元或更少，而美国棉花种植业者在1995年至2010年期间一共获得了350多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最新的数据是，2019/20年度，美国对长绒棉的补贴达到790万美元。在此基础上再加上BCI的标准，显然确保了美国棉农的绝对优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总产量达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

中国企业用中国棉花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为全球，也为西方品牌提供着原料、辅料与成品。当然，中国棉花以及中国企业和品牌也开始成为全球市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也让西方某些政治力量看到了机会。

2020年3月下旬，BCI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棉花季暂停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工作，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棉花许可证，其声称的原因是来自于外部压力，即“持续存在的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报道和指控”。

看上去BCI似乎是迫于市场的压力，市场的压力又从何而来？

显然，这背后有西方政治力量在作怪。新疆棉花事件重现了政治与资本紧密携手的“棉花帝国”运行逻辑。

历史上的“棉花帝国”已经解体，但全球棉花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上游仍然是由西方的资本和国家主导。这不只存在于棉花生产销售与加工体系中。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制造的主体在诸多类似体系中，仍然处于中下游。我们缺少话语权，更缺少决策参与权。

新疆棉花事件又一次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标准为王的时代。

据统计，全球共有80多万种标准，而真正成为国际标准的只有大约2%。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际标准绝大多数是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的。

标准为王。

掌握标准，就等于掌握了市场的引领权和产品的规制权。否则，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所谓“三流公司做产品，二流公司卖技术，一流公司卖标准”。中国企业已经吃了不少“三流公司”的苦头。

我们以手机为例再来说说标准。

当年中国企业自主开发3G手机的技术标准时，《华盛顿邮报》就刊文预测，一旦中国能够成功地研发出自己的3G技术标准的话，它将不必再向国外公司支付巨额版税。据称，这一版税额将达到数亿美元。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听到刺耳的警报声。

2013年，笔者到巴西工作，得知华为多年前就已经在加勒比海和南美多国扎根布局，但有些分公司赢利并不多，甚至还有亏损。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听了一位华为主管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华为的着力点既是市场的开拓，更是5G的标准和云计算的研发，即市场+标准，这才体会到了华为的长远眼光。

从4.5到5G，华为死盯前沿技术标准，拼命铺设网络。他们与欧洲和拉美各国的运营商合作，不断向5G和云计算的制高点冲击，在美国的“后院”取得突破进展。

标准就是市场，就是核心技术，就是最好的品牌形象。

华为的成功就来自于对标准坚持不懈的追求。标准已经成为引领华为冲击行业高地和扩大市场、营收份额的一面旗帜。

德国专利信息分析机构IPLytics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2月，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华为、高通、中兴、三星电子和诺基亚。从专利申请份额来看，华为以15.39%的份额位居榜首，其次是高通（11.24%）、中兴（9.81%）、三星（9.67%）、诺基亚（9.01%）。

当华为在中国企业中领先取得成果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阻击战。

我们不可能推倒或颠覆原来的标准体系而重搞一套新体系。

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是在原有标准体系中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提升了原有标准，是延伸了原有的“轨道”。

未来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新标准的确立，在体系中增加我们的引领与主导能力，并促使体系做出调整改革。说白了，我们不是要把竞争对手干掉、吃掉，而是要争取到自己的决策参与权与话语权。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合作。这也是我们在与标准背后的西方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制造是跟随着国际标准走向世界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标准对中国制造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促进和拉升的作用。往前看，中国制造仍将继续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在全面提升的同时向上游靠拢，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突破。

现在的中国标准中，有些已经领先，这是在中国工业化不断加速和扩展的进程中取得的成果，既是原有的国际标准的延伸或升级，又包含着自己的创新。

2016年5月，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在京举行，中国当时已有189项标准提案成为ISO国际标准，特别是在高铁、核电、通信、汽车等领域，中国在国际标准上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

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虽然在一些关键领域或优势领域，重建了新标准，但运用这些新标准仍需与国际市场有更多、更长期的磨合。

中国国家电网在巴西美丽山电站的建设中运用了中国标准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显示出强大竞争力。

笔者多年来在对海外中资企业承包基建项目的调查中发现，中企在标准领域的突破非常艰难。

基础建设项目大多都是桥梁、水库、电站和公路铁路的建设工程。中企在国内大规模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很多技术创新，对不少国际标准都实现了超越。但是，每当中企在海外将这些中国标准运用于类似项目时，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

遇到这样的麻烦，中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往往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监理部门、发包方，并用实际效果来证实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可行。很多时候，还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国际标准上去。

现有的国际标准体系是长期形成的，我们对在标准领域的攀升应当具有足够的耐心与更长远的世界眼光。这不是一个“我的更好，你就得用”的简单问题，我们只能在一个个由西方创立的标准塑造而成的产业体系中探索前行。

中国标准面临的阻力是多重的。

从新疆棉花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中国产品的质量过硬，符合标准，但品牌受制于人，还是会被某些西方政治力量所利用。而从5G的情况看，我们越往上走，难度就会越大。

“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布了285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主导制定47项国际标准，涵盖了企业生产制造的全流程。而这一领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博弈的重点。

中国制造业需要努力达标，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国家能不能，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遵循中国人创造的新标准？

美国近年来不断出现要让制造业回归的呼声，但全链条的回归显然已无可能。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会将已经占据的价值链让出。

别看今天美国强调要增加对高科技投入，其实美国一直就没有放松对高端的投入。美国也在不断地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在核心技术与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加强对全球制造业和全球市场发展方向的引导。

在最近有关如何应对华为5G标准的辩论中，美国就出现了一种声音，提醒政府注意，美国已经在5G标准上落后，未来在6G的标准上绝不能再输了。

可以想见，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怎样充分发挥国家的设计与调控能力，在竞争与合作、开放与管理、维护利益与让渡利益之间作出权衡，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精密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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