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3日“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号。

 

2017年是中国经济外交全面发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面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革命”这两起“黑天鹅事件”，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理念，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方向引导下，在多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经济外交，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引领全球经济秩序转型。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务实经济合作的形式和世界分享本国发展的红利，并且积极推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的经济治理。

 

2017年12月11日，联合国发布了《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一。这说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外交成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影响、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覆盖范围广泛，所涉内容极其丰富。中国立足东亚和周边，紧紧抓住亚太和欧亚大陆两个核心区域，并向非洲和南美洲地区辐射，全球多个地区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存在和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外交、自贸区谈判、参与和引领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与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外交和经济制裁外交等方面都表现突出，本报告主要总结2017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并对2018年的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一些展望。

 

一、“带路”外交全面发力

 

2013年9-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自此，以“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一带一路”倡议便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落地实施的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与深化，中国“带路”外交在中国整体经济外交乃至整个大外交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2017年正是中国“带路”外交全面发力、成效显著的一年。

 

（一）“带路”外交成就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2017年，在国家高层的引领及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一带一路”经济外交取得新进展，中国首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发世界瞩目，“一带一路”在顶层设计、战略对接、资金保障、项目落地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

 

第一，高峰论坛助力“一带一路”合作。2017年5月，中国首次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包容开放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首次峰会吸引了29位国家元首出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参会。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讲话中指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对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

 

峰会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同与会国领导举行多场双边会晤，积极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推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峰会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收获270余项成果。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真正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考，以项目合作制为基础，给予沿线国家及域外国家参与国际合作新平台，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

 

第二，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支持性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工作机制。2015年中国已成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工作，2017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外交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了“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通过完善顶层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二是出台“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方案。2017年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这是自2015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就推进“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提出中国方案，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领导人成果之一。

 

三是推动建立中老经济走廊，并拟建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建设以六大经济走廊为核心，在推进这六大经济走廊过程中，2017年中国又先后同老挝和缅甸达成了共建中老经济走廊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的共识，以作为对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细化。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3日在万象同老挝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提出共建中老经济走廊，并签署了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文件，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此外，中方还提议与缅甸共建中缅经济走廊，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内比都与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会谈时，提议与缅方共同探讨建设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的“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这两大新经济走廊的提出将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并突出了中南半岛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持续推进战略对接，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国家领导人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国际场合倡议“一带一路”，将“一带一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相对接，深化双边及地区合作。截至2017年10月，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30多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签订产能合作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朋友圈也逐步吸引了原本持犹豫和怀疑态度的美国和日本。5月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率团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换更为明显，11月以来，日本领导人在中日首脑会晤等场合多次表示，中日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日本政府还计划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日民间合作项目（包括节能环保、产业结构优化、跨欧亚大陆物流等三大领域）提供金融服务。

 

第四，完善“一带一路”融资平台。丝路基金、亚投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区域融资平台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将为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丝路基金主要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企业“走出去”，截至2017年12月，已签约17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70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8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续扩容，截至12月，2017年共增加27个成员国，成员国数量增至84个。截至目前，亚投行已实施24个项目，撬动185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2017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均设立基础设施等专项贷款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此外，区域融资平台进一步发展，例如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已完成设立，募集资金10亿美元；新成立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国开行将提供20亿等值欧元开发行金融合作贷款；等等。

 

第五，不断推动合作项目落地。2017年“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多个项目落地实施。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在以走廊建设为核心，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布局建设中取得突破，例如，能源类17个优先项目中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已于2017年投入运营，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首批投产的能源项目，其他项目也将在2019年完工。

 

2017年中蒙俄经济走廊快速推进，如4月中国石油进入俄罗斯市场的第一个项目——阿穆尔气体处理厂项目——第二标段正式启动，这也是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工程领域承揽的单体最大项目；9月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方一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标志着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进入全面施工建设阶段；等等。

 

此外，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交通、能源等基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如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进入实施阶段，中泰铁路也将正式开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中，中欧班列最引人注目，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已突破3000列，创中欧班列年度开行数量历史新高此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也在持续推动。

 

（二）“带路”外交遭遇的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但由于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缘政治冲突热点地带，“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面临着地缘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等多重风险，倡议推动四年来，包括墨西哥高铁、比雷埃夫斯港口等在内的多个项目遭受了停工、取消等挫折，给中国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2017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动，不过由于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势、地缘政治、东道国国情等因素，“一带一路”倡议也遭遇了风险和挑战。

 

首先，地缘政治风险仍然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首要威胁。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不乏政治环境和安全形势严峻的地区，政治危机、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影响项目推进。2017年中东地区发生卡塔尔断交危机、非洲津巴布韦发生政治危机，突发政治事件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对外投资带来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参与国可能面临地缘战略困境，表现最为突出的即南亚地区，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同地区大国印度关系复杂，在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时，这些国家不得不顾及印度态度，导致“一带一路”合作不畅；而中印洞朗对峙进一步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较深的疑虑。

 

第二，经济金融风险制约“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一带一路”框架下多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一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不充分，财政支付能力有限，对中国的资金要求较高，项目建设很可能由双方合作演变为中国单方面“做慈善”，这会对中国经济金融带来较大负担；另一方面，基建项目耗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沿线国家经济又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影响，一旦发生经济震荡，项目可能面临资金短缺、甚至终止的风险，前期投入付诸东流，此前中铁在委内瑞拉投资的高铁项目就因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而遭受严重损失。

 

第三，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针对我国企业尤其是央企“走出去”的法律壁垒逐渐增多，2017年2月中国承建的匈塞高铁遭到欧委会调查，目的是调查中国投资是否符合欧盟法律。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外投资还需充分考虑当地法律，避免因法律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影响项目推进。

 

二、自贸区外交稳中有进

 

在区域和双边层次展开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自贸区网络建设，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的重点内容。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就积极推动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提出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详细提出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战略布局；再到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上看，2017年中国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丰厚成果。不论是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入发展，还是力图提升双边经贸合作水平以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自贸区外交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一）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取得新进展

 

在区域层面，中国大力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向前发展，并力图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契机以实现自身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引领地区发展导向的大国抱负。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了每一次的RCEP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既希望通过RCEP的制度平台在经济上加强与地区伙伴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同时也以期借此掌握未来的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在各方努力下， RCEP谈判在本年度进展显著，各方细化谈判领域，加紧推进货物、服务、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市场准入问题和各领域案文磋商，使谈判逐步进入更加实质化、具体化的阶段。2月、5月、7月、10月，RCEP分别举行了第17轮、第18轮、第19轮、第20轮谈判。11月14日，国家总理李克强出席了RCEP领导人会议。此次会议是自2012年RCEP谈判机制启动以来，有关各国就此项议题举行的首次领导人会议，表明相关各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热切愿望，各国领导人表示将致力于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和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协定，以支持一个开放和具有促进作用的区域贸易和投资环境。

 

从机制定位上看，RCEP谈判旨在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一揽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平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差异化的经济利益需求，又要满足各成员国对高标准规则的迫切追求。两相拉锯之下，各国在RCEP具体议题规则往往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因此，尽管RCEP在2017年接连进行了四轮谈判，谈判回合总数已达20轮；“RCEP有望年底达成”的呼声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17年；各成员国也反复表示要加倍努力，化政治承诺为实际行动，推动谈判顺利结束，但RCEP仍未能在2017年顺利进入收尾阶段。对中国而言，由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退出后难有起色，先前被大肆渲染的“TPP围堵中国发展”的论调似有平息的趋势，但对未来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仍在继续，中国作为力图争取规则主动地位的经济大国，推动RCEP尽快结束实质性谈判是国家发展的利益所在。在自身动力和地区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未来中国在RCEP谈判中的表现仍备受期待。

 

第二，中日韩自贸区在2017年进行了第11轮和第12轮谈判。中日韩三方都表示对谈判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尽早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具有独特价值的自贸协定，但事实上，三方在贸易自由化框架方面的分歧比较大，难以有效地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具体到每轮谈判的内容来看，三方在2017年的两轮谈判中都是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虽然在谈判中也涉及到三方工作组会议，但似乎更多只是起到相互接触和政策交流的效果。于中国而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有助于打通中日韩三国市场渠道并整合三方产业价值链，进而有利于中国国内GDP增长率；同时，由于日韩在自贸区建设方面有比较先进的经验，这对于中国未来进一步打造自贸区网络来说也颇有借鉴意义。因此，如何促使中日韩自贸区达成一些实质性成果，这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可能是2018年中国在地区自由贸易建设方面需要努力的一个重点。

 

此外，在更广泛意义上，中国也多次强调了要坚持在APEC合作框架下开展亚太自贸区建设，重点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助推亚太地区的新一轮大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二）双边自贸协定日益扩大与深化

 

在双边层面，中国在2017年不仅致力于扩大自贸伙伴“朋友圈”，还着手提升自身的“朋友圈”质量；不仅与富有的伙伴共同挖掘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也与欠发达的伙伴探索深化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首先，从自贸协定的自身进度来看，2017年，中国和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并且和智利顺利达成了升级版的自贸协议，这三个自贸协定从谈判启动到协议签署只用了较短的1-2年时间，这使得已签订协议的中国自贸区数量到2017年年底达到16个。中国还在和斯里兰卡、以色列、挪威、巴基斯坦、新加坡（升级版）、新西兰（升级版）持续进行自贸协议或升级版谈判，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和挪威、巴基斯坦（第二阶段谈判）已谈判的时间较长，但因期间多种因素影响，谈判未能持续进行并达成一致。中国还有启动了和加拿大、毛里求斯、蒙古、瑞士（升级版）、巴勒斯坦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版谈判的可行性联合研究，其中中国-加拿大、中国-毛里求斯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基本完成，中国与毛里求斯还签订了启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详见表），为下一步的谈判启动做好基础。可以看出，2017年中国拓展自贸朋友圈的对象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体现出中国对南南合作与交往的高度重视；但中国升级朋友圈质量的对象则更多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瑞士等，这体现出中国对吸取先进经验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2月，中国-加拿大自贸协定原本被寄予了很高期望，被指有望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期间正式启动中加自贸谈判，但这最终未能成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加方希望将环境、劳工、性别等问题纳入讨论框架并体现加拿大的价值观，但中方却更希望这是偏向纯粹经济的一项协定。尽管美国重谈北美自贸区的冲击给中加在经济上带来亲近的机会，此次双方却未能如愿达成一致、启动自贸谈判。这再次证明，自贸协定并非纯粹的经济产物，它也被赋加了政治意味，双边自贸协定尤为如此。加拿大是中国首次与七国集团成员探讨签订自贸协定的对象，如若能最终成行，那将能为中国打开与主流发达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大门提供有利经验。

 

其次，从自贸伙伴的地区分布上看，中国既有的自贸协定网络主要集中在东亚乃至亚太，但通过观察2017年中国的自贸区外交的布局可以发现，中国选择的自贸对象国，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布局相契合。例如，新加坡、新西兰、蒙古、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格鲁吉亚等，这些国家都位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带上，体现出自贸区建设与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通过重点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仅能为自贸区网络的搭建节省宣传与政策成本，还能使两者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格局，使中国自贸区建设辐射“一带一路”，共同助力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总体上看，2017年中国实施的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及相关外交实践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日渐展现出了中国日益凸显的开放自信。随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在着力构建一个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过程中正愈发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

三、积极推动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

 

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还体现在其对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的参与、推动和引领上。在2017年，中国在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2017年见证了中国由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到引领者角色转变。

 

（一）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为2017年度二十国集团（G20）“三驾马车”之一，中国积极推动G20在杭州峰会多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后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已经从金融治理外溢至各个领域的治理。2017年，中国协助轮值主席国德国设定会议议程并助推共识决议落实，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月，中国参加了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会议和农业部长会议；3月，中国参加了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4月，中国参加了外交部长会议和第二次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7月，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汉堡峰会，并就贸易、金融、能源、气候变化、发展、非洲、等议题阐释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大力推动国际合作，并借助此次峰会大力推介了“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进入“G20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始终重视G20框架下的各级别会议，在该机制下积极参与各项多边合作与治理实践。

 

另外，中国担任2017年度金砖国家系列会议的轮值主席国，除了筹备领导人峰会之外还先后组织了多场部长级会议，并开创性地提出并实践了“金砖+”模式，推动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月17日，首次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德国巴登举行。6月7日，第二届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探讨了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和能源研究合作平台建设。6月16日，第七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在南京召开，各国围绕“创新与共享，共同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6月19日，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在北京举行。6月19日，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的第二次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第三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在天津举办，各国就环境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于在中国厦门举行，习近平主席主持了峰会并强调在金砖机制下就贸易、金融、气候、能源等多个领域开展治理合作。“金砖+”模式的提出和实践更是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金砖治理的框架和议程之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助力。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向来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平台，2017年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出席了第72届联合国大会，参与了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参加了中非外长第四次联大政治磋商和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等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王毅在联合国大会等系列会议上重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等一系列重要构想，承诺积极履行气候治理、环境治理、发展治理等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王毅利用此次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积极推销了“一带一路”，力推“一带一路”在各国落地实施，为全球治理注入源自中国的新动能。

 

即便面临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负面冲击，中国仍然积极参与并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2017年6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全球气候治理因此蒙上了阴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1月中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恩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率团参加了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大会召开期间，解振华等会见了基础四国的其他各方，就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2020年前承诺和行动等问题进行了沟通。解振华还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与来自孟加拉国、巴西、埃塞俄比亚、马尔代夫、蒙古国等国的代表交换了意见。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召开期间，解振华表示中国正在探索出一条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与实现经济增长多赢的发展路径，在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一定百分之百兑现自己的承诺，充分展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在中国等国的推动下，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一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强大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始终坚定地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及治理多边进程的维护者。

 

此外，中国还通过其他多项机制全方位地推动全球治理进程。2017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在主旨演讲中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提出中国的应对方案。2月，外交部长王毅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坚定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为契机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他指出虽然中国仍重点关注解决国内问题，但同样致力于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坚定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同期，周小川在参加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36届会议时还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与风险、全球政策议程和基金组织改革等涉及全球金融治理的议题，重申了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积极意愿。

 

最后，中国还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合作。2017年12月，WTO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两年一度的部长会议。此次WTO部长会议并没有针对全球贸易形成实质性的共识，这再次凸显出了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尴尬。此次会议上，中国在农业议题、渔业补贴议题、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议题、电子商务议题以及投资便利化和中小微企业等新议题方面，都建设性地积极参与谈判磋商，为推动各成员增进共识、减少分歧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次WTO部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钟山明确提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极大鼓舞了各方信心，为会议奠定了良好基调。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

 

总之，2017年中国参与了涉及贸易、金融、投资等多个全球治理机制，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鲜明信号，提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与区域经济治理

 

在区域层次上，中国以多种形式积极地投入区域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中，为区域经济治理提供公共物品，在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中亚及南亚等区域展示着一个大国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推动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的担当与决心。

 

1、东亚区域合作

 

东亚是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最核心区域。2017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区域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进成员国在各种制度框架的合作提质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更为紧密的区域命运共同体。这一年间，在东亚峰会、中国-东盟（10+1）峰会、东盟-中日韩（10+3）峰会等在内的东亚系列峰会上，中国都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治理主张。

 

2017年5月，中国分别参加了第20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23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东盟与中日韩（10+3）高官会、东亚峰会（EAS）高官会和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6月，第15届东亚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7月,中国参加了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8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先后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9月，中国参加了第15次东盟-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第17届东盟与中日韩（10+3）农林部长会议。通过上述交流平台，东亚各国就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对于促进共识的形成和推动务实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11月12日至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分别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和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中方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并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要秉持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宗旨；坚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协商一致、开放包容、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两个原则。这展示出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并在区域治理中承担责任的意愿和决心。

 

在东亚合作的大框架下，澜湄合作是中国在东南亚中南半岛地区积极发挥作用的重要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是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的，2016年3月，在海南三亚召开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目前这一机制在贸易、投资、产业、基础设施、资源、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果。12月15日，澜湄合作机制第三次外长会在中国大理举行，在会后的《联合公报》中指出，首次领导人会议确定的45个早收项目大多已经完成或取得实质进展，外长们就《澜湄合作五年行动（2018-2022）》原则达成一致，并且确保2018年1月在柬埔寨举行的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取得成功。澜湄合作机制正在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新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

 

2、亚太经济合作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目前亚太地区比较成熟的大规模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在区域性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经济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秉持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原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成员国的身份积极推动APEC机制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及成员间经贸合作的深化。

 

5月，第23届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通过了《第23届贸易部长会议共同行动》。10-11月，第24届APEC财长会和第29届外交和贸易部长级会议在越南举行，与会各国就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及创新和包容增长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并就APEC同东盟合作提出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共同推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三点建议。习近平还出席了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谋求创新增长、加强互联互通、强经济发展包容性等四点建议。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专门指出，“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是亚太工商界多年的梦想。2006年，正是在工商界呼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河内首次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确立为远景目标。2014年，我们在北京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全面深入落实北京路线图，向着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不断迈进，为开放型亚太经济提供机制保障”。上述建议得到与会国家的积极回应与支持，表明关于亚太区域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

 

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南亚地区的主要政府间合作机构，其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沿线国家，近年来其合作领域从安全逐渐向经济延伸。2017年，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推动区域合作与各国战略发展对接，以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国际目标。

 

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结合中方担任主席国工作设想，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举措，包括商签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打击“三股势力”未来3年合作纲要、贸易便利化协定、支持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倡议成立媒体合作机制，以及开展多领域论坛和活动等，引起与会各方广泛反响和积极支持。

 

6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日”招待会时表示，在担任主席国期间，计划举行58项大型活动及数百场配套活动，推动商签近20份合作文件，与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促进本组织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机制建设六大领域合作取得新成就。

 

11月30日-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在俄罗斯城市索契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这是印度、巴基斯坦在获得成员国地位后八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会晤。本次会次重点讨论了经贸合作等问题。李克强在发言中强调加快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另外，就如何推动上合组织地区务实合作，李克强提出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构建快捷便利的联通格局、提升产能合作水平、挖掘创新合作机遇等重要主张。本次总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批准了《2017-2021年上合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涵盖贸易、投资、海关、农业等7大领域的38项措施，各项多边合作倡议落地实施，有利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贸易、产能、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推动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欧亚经济联盟是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所组成经济联盟。2017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互动频繁，1月和4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第二轮和第三轮经贸合作协议谈判，双方就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竞争、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法律与机制条款、政府采购和部门合作等9个议题文本进行了深入磋商，进一步交换信息，并就部分条款达成共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四、双边经济外交深入推进

 

2017年，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双边经济外交，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外交。中美元首互访为两国开展深入的经贸合作奠定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中欧、中俄在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深化，以及中日经贸关系的回暖创造契机。不过，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依然存在，未来还可能随着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扩大与深化而日益增多，因此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一）中美经济外交

 

2017年，中美经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威胁对中国产品施加高关税，中美存在爆发“贸易战”的危险。随后，中美开展了频繁的经济外交活动，通过三次元首会晤、多次元首通话以及副总理级的全面经济对话和其他层次的各种谈判，有效管控中美经贸分歧、改善中美经贸关系。不过，受制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