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人类世界的根本问题之一。不确定性的存在，常常决定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次优结果。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无法准确把握双方意图而致使各方受损的例子比比皆是。朝鲜战争中，早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前，中方就清楚表明，“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同样，在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总理也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然而，美国还是不相信三八线会是中国的底线，认为中国试图欺诈它，最终美国于当年10月7日跨过了三八线，导致中方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

　　另一个正面的例子则是越南战争。1965年初，美国考虑越过十七度线，扩大越南战争。周恩来总理通过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三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后来，美国的约翰逊政府在决定扩大战争时，形成了一条明确的自我底线，把战争行动限定在十七度线之内。美国深刻明白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底线，并严格恪守底线，不越雷池半步。

　　国家行为所传递出的信号，常常是缓解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例如，早在尼克松访华前，中美双方就有动机改善彼此关系。问题是，美国一直不知道中苏分裂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因此也就迟滞了对中国采取缓和的行动。直到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战役，才让美国看到中苏尽管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彼此已经彻底分裂，美国可以利用这一良好时机，推进中美关系的缓和。同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起初也同样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共产党人要搞经济开放，资本主义世界是不信的。”甚至有国际研究认为，中越战争是中国为改革开放而向欧美市场递交的“投名状”。

　　那么，什么样的信号能够使人类准确推断、获知他者不可直接观察到的内在品性（如善意、诚实等）和可信度？信号传递（signaling）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保证信号的“诚实”，亦即信号的有效性与可信性。早期研究发现，实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采取信号的成本随不同类型的行为体而变。具体来说，采取信号的成本与行为体的能力成反比。对于高能力的行为体来说，采取可信信号的成本很低，因此可以获利，而低能力的行为体采取可信信号的成本很高，得不偿失。第二，高能力的行为体愿意选择可信的信号方式。如果一个行为体不愿选择这种可信的信号方式，意味着该行为体的能力不高。如果一个信号是可用可不用的，那么这个信号就失去了有效性。

　　换言之，信号的可信度和信号成本息息相关。一个信号只有当它的产生被看作是理性的，并且产生它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个信号才是可信的。没有成本的信号是缺少可信度的。在国际政治中尤为如此。高成本的信号传递可能源于两种情形：一种是发出这一信号本身的代价高昂；另一种是虚假信号被识破，其严重后果会造成异常高昂的代价。由于这种行为具有很高的冒险性，理性之人通常会规避这样的风险，从而使这种行为所传递的信号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在国际政治中，将前一类成本称为沉没成本（sunk cost），后一类成本称为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沉没成本的产生源于发出某种信号本身所需要承担的代价。而观众成本并不是发出信号这一行为本身需要付出的成本，而是传递虚假信号如果被识破则需要承担的成本。例如，领导人先前公开的承诺，经过后续的事件检验表明，其承诺是虚假的，那么该领导人就要遭受名誉损失，甚至存在下台的危险。观众成本和沉没成本之间的区别在于，需要承担的代价是产生在信号发出之前还是之后。沉没成本产生在信号传递的过程中，而观众成本则产生在信号发出之后。

　　信号的可信度还与信号的清晰性存在密切联系。信号的清晰性是指信号包含的信息明确，而非含糊其辞。例如，1954年6月，法国主和派政治家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在上台之后公开宣布，如果他的政府不能在一个月内实现印度支那和平，那么他就辞职。很明显，孟戴斯·弗朗斯发出的这一信号十分明晰，因为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同时，国际政治中信号传递的可信度还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信号发送者的权力、利益，以及历史行为和信誉。首先，权力是国家兑现任何承诺的基础。其次，内在的利益也是信号传递可信度的重要标尺。人们常常分析说，美国不会为了保护台湾而与中国大陆一战，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利益，犯不着为台湾搭上过多的成本。再次，国家的历史行为也会影响信号传递的可信度。道理很简单，一个过去经常违背自己承诺的人，现在所作出的承诺是不会有人愿意相信的。

　　简言之，国际政治中的信号传递是缓解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皆有赖于信号传递。而这一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是，信号如何具有可信度。概括来说，可信度取决于：信号传递的成本代价；信号的清晰性；信号发送者的权力；信号发送者的利益关涉度；信号发送者的历史行为和信誉。（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