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纳身上的标签很多，美国亚裔学者、全球战略家、未来学家、世界主义者。作为一位出生于印度、成长于阿联酋、美国和德国，求学于美国和英国、任职于新加坡的年轻学者，他通过高产的论著、前瞻的论断和为亚洲的鼓与呼，为全球观察者所瞩目。

2008年，他在《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中将美国、欧盟和中国称为“超级大国”的全球中心，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正在兴起并完好运作的治理模式，值得各国予以尊重和研究。

2016，在《超级版图》中提出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取代了之前各国的军事和领土竞争，成为新的竞争焦点。2019，又在《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中预言，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即将终结，亚洲世纪已经来临。

今年4月，帕拉格·康纳的新书《新迁移：人口与资源的全球流动浪潮》中文版面世；在新冠疫情渐渐过去之时，本书似乎生逢其时。

帕拉格在书中断言“移动性决定命运”，而移动性正受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技术破坏和气候变化以及人口失衡等五大因素影响。他认为，人类大迁移活动的主角是年轻一代，当下是迄今为止首次出现全球千禧一代（80后和90后）和Z时代（00后）共享价值观的时代。

在他看来，全球化并没有退潮，民族主义也不能阻挡人类跨国迁移的加速。帕拉格认为一些专家宣称的“新民族主义”，结合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和对他者的偏见。他指出，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考验，很多国家的年轻人对服兵役毫无兴趣，今天的年轻人很难被视为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是“历史上最不爱国的一代人”。中国年轻人虽常年接受民族主义教育，但总的来说，更加崇尚物质主义，而非军事主义。

在比较各国年轻人面临的经济挑战后，帕拉格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境况远比其父辈想象得好”，“对城市里具备熟练技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篇充满机会的土地。”

那么，在当下全球人类的大迁移中，中国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观察者网于4月21日就其人口大迁移模型及中国的热点问题采访了帕拉格·康纳。

世界正在变成棕色

观察者网：是什么契机产生了写《新迁移》这本书的想法？是疫情促使你思考人类的迁移问题吗？

帕拉格·康纳：你知道，我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地理、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的书。我的所有书都贯穿着一个地理主题。我的另一本书《超级版图》（《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包括了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基础设施的实用地理。而《新迁移》是《超级版图》的续集，写的是最高层面的人文地理。

第二个原因是，人文地理的一大特征是流动性或者移动性。我想对人文地理的推动力做出预测。

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讽刺地形容那是一场”伟大的封锁“。有人预测，迁移、旅游和移民将会停止，全球化终止、移动性终结。于是，我再次修改了书稿，我坚持认为封锁仅仅是短期冻结了移动性；长期来看，移动性的主要推动力因素——气候变化、人口不平衡、战争与冲突、科技的发展和经济机遇，这些因素比疫情的影响更大。

因为我们可以证明，2022年人类国际间的流动，与2019年相比仍在持续向前，因此疫情仅仅是人类强劲的迁移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干扰因素。

观察者网：您提到海外的中国人比印度人要多，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世界似乎正在变成黄色；但是，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它无疑正在变成棕色。没错，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但是您引用的麦肯锡2015年数据显示，世界上Top10的人口流动，横跨东欧和中亚的苏联地区以2210万移民群体位居第一，中国不在Top10之列。联合国2020年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累计海外移民数是1040.46万，在全球移民来源国位列第四，似乎也不足以说世界正在变黄？

联合国2020年的世界移民报告

帕拉格·康纳：世界似乎正在变黄，我指的是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要远比印度强大，甚至日本也要比印度更强大。中国以PPP购买力平价标准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事实。由于中国的强大，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因此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正在使世界变成黄色。

但是，从人口统计学上来看，印度的人口更多更年轻。而且印度的国际移民人数比中国多得多，印度每年有50万人出境。中国每年出境的人口，很大一部分会回国，但是印度人不会。所以印度裔外国人将会多于中国裔外国人，而且他们更年轻，所以我说世界正变成棕色。

中国每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在快速增长

而且还有一点，不仅仅是印度人，还有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你知道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之前属于同一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他们肤色相同。比如我来自印度，我妻子来自巴基斯坦，我们是同一种人。如果加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总共有18亿人。数据显示，南亚的人口增长速度要超过东亚。因此，由于人口统计学的原因，将来世界的很多地方比如加拿大、美国、英国等等，都会变成棕色。

全球化浪潮仍然强劲

观察者网：您提到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迁移将不仅仅是简单的持续，而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并提到影响迁移加速有五个因素，包括人口特征、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气候因素。不过，说到中国的情况，可能您忽视了一个教育因素，这是中国人国内和国际迁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每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就达到70万人。您的理论模型如何解释中国的人口迁移？

帕拉格·康纳：谈到中国，我提到了几点：第一，传统上来说，中国一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多数华侨聚居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已经有100万中国人迁移到日本，在那边从事各种职业，从收营员到分析师，还有约25万人移居韩国。第三，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到2030年，中国接近15亿人口中的大约四分之一将是超过65岁的老年人。

第四，在中国，老人和年轻人，男性和女性之间已经出现严重失衡。没有一个地方，这么多年轻人要照顾如此之多的老年人。另外，迅猛的城市化，急速的工业自动化已经给年轻人造就了相当大的就业压力，政府不得不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我写的中国这部分的观点是认为，人才需要向服务部门调整，包括老人看护和教育等等。因为服务领域的改善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工资，以及应对来自其他人力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

这些关于中国的论述，都是真实存在的。我还谈到一带一路，中国人口策略的其中之一可能是要吸引女性移民，输出一部分没有就业机会的男性到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工程建设。

中国的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比较高，他们如果想要高收入，就不得不接受职业教育，使其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而引发迁移运动。所以教育是经济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

观察者网：大规模迁移加速是您的一个重要观点，您也对全球争夺青年才俊很乐观。不过这个结论有点令人怀疑，因为至少有两个因素在遏制迁移的发生。其一是地缘政治和反全球化潮流。你也知道美国在全方位地遏制中国，这导致了中国人前往美国留学和工作的意愿降低，其他一些传统的中国人移民和留学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在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第二，由于疫情原因，在过去几年，迁移出现了倒退。比如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数据显示，2021年近5万移民回到了自己的母国，比2022年增加了18%；中国国内也出现类似情况，有不少人因为疫情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您如何看当前这些阻碍国内和国际迁移的因素，以及未来这些因素对迁移的影响？

帕拉格·康纳：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是否落潮；二是人口统计学下的人类全球迁徙。

关于第一个问题，全球化浪潮仍然非常强，全球贸易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衡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是全球贸易与GDP的比例，虽然从2008年时的60.97%的峰值下降到了现在56.54%，但表现仍然非常强劲。之所以出现全球贸易占比下降的情况，是国内经济发展迅速的结果。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国内消费更多了，这是个好事，与全球化并不冲突。

1970-2021年全球贸易占GDP比例。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第二，服务贸易发展也很好，尤其是其中的数字产品贸易增长迅猛。根据WHO的数据，全球数字产品贸易已经达到了3.8万亿美元 。很多人只关注货物贸易，认为全球贸易下降了，其实这只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进出口商品贸易额是6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也已经达到6万亿人民币。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忽略了服务贸易，所以说全球化退潮这只是虚构的故事。

与此相关，反华不一定反全球化。现在一些人和势力是单纯的反华，比如有的美国投资者称，要准备把中国的工厂搬至越南或者印度，这仍是在参与全球化。

即便是有些美国人主张制造业回流，声称要在德克萨斯制造产品，但是他们不得不从中国进口零部件才能生产出他们要的产品。而且他们希望将产品卖往墨西哥、巴西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也仍然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所以全球化退潮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再来谈你提到的二个问题。从人口统计学上看迁移，所有的人口流动都是迁徙，无论是中国人移居美国还是从美国搬回中国。1970年以来，很多中国人从自己的小村庄移居到大城市，这也是迁徙；有些年轻人离开北上广，回到自己的老家，这也是迁徙。当印度人去阿联酋做建筑工人是迁徙，海外的印度人丢了工作回到印度，这也是迁徙。国界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决定迁移的最重要的因素。移动性是我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无论是否跨越国界。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运动，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内的人口流动，以及印度人在印度的人口流动。1970年代以来中国人内部的迁移运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海外华侨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所以我感兴趣的是移动性和世界经济的关系。

因此，你中提到因为疫情而返回母国或者回到家乡，与我的观点没有冲突，反而在支持我的观点。人们在不同地方之间迁徙，有时候人们想离开家，有时候想回家，目的都是想寻求更多机会。

中国年轻人尊重政府，不喜欢失序的社会

观察者网：您谈到民族主义的章节很有意思：新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西方）主要是满足了行将就木的老一代人的需求，也将随着这些人走向坟墓。您也提到今日的年轻人，很难被视作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并且用各国年轻人逃避兵役来证明，今天的年轻人是历史上最不爱国的一代人。比如，今天美国年轻人并不愿意相应战斗的号角，即便愿意，也有71%因为健康问题（如肥胖）、犯罪记录或者教育欠缺不具有服兵役资格。可否再做详细解释？

谈到中国时，你认为中国年轻人长年接受民族主义教育，但总的来说，他们更加崇尚物质主义，而不是军事主义的。您如何评价这些年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崛起？

2023年1月1日早晨，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迎接新年。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帕拉格·康纳：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持续很久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自豪感上升的表现。大概近十年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了，因为中国经济和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我认为有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有一部分是政治原因，也与中国人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有关。

当然还有语言问题，中国人有自己的语言、智慧和政治宇宙，来自海外的思想只是一个可选项。

在全球话语体系中，我们经常讨论中国，但是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球化话语体系中活跃的一部分。我知道这令人遗憾，因为中国对全球化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仅仅有很小一部分中国人可以用英语表达你们的想法，我指的以非政治的形式，以一种可以融合东西方想法的形式。

在我的书中，我就是在运用这种综合方法来沟通东方与西方，这是一本关于亚洲的书，世界的未来在亚洲。我一直认为，中国有太多东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无论是精英治理的特色，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社会主义等等。所以，我和你们是身处同一个战壕的。我们都相信中国人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话语体系。

当然，我认为这个世界也可以教会中国人很多。我相信这是一个双向车道，我的任务就是架起一个沟通东方与西方桥梁。

观察者网：谈到青年一代时，您提到2019年的美国联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深厚的金融市场、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活力，但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无精打采、储蓄率低，对未来缺乏信心。您提到中国年轻人时，您提到他们珍惜国家的稳定，这是实现可移动性的基础。您还引用了牛津大学拉纳·米特的观点，“很多中国年轻人被中国特点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您似乎对中国年轻人更加乐观，为什么？

帕拉格·康纳：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跟中国的年轻人交流非常多。我也在《亚洲世纪》和《新迁移》这本书里多次论及中国年轻人。尽管全球英语世界话语体系中缺失了他们的声音，但他们跟全球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抱怨城市房价太贵，工作压力大，他们想表达自己的心声，想放松自己，等等，全球年轻人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全球年轻人同样的心理状态，尽管他们彼此可能没见过。无论是中国年轻人，还是巴西、加拿大、德国、印度还是非洲年轻人，他们说得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重点关注年轻一代，包括千禧一代和Z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全球各地的年轻人之间比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加具有共同语言。这一点非常特别，所以这就是我关注年轻人的原因。

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学习各种技能，他们都非常努力，他们不想看到政治动乱，他们尊重政府，不想要失序的社会。这种对秩序的尊重很好，而且中国的年轻人广泛认可接受教育比不接受教育更好，认可努力工作比懒惰好。

对我个人而言，虽然中国年轻人工作不好找，抱怨房价很贵；但是我相信，就经济上而言，人力资本还是很宝贵的资源。就像我在书中提到的那样，全球都在争夺青年才俊。

中国年轻人，不要害怕

观察者网：《新迁移》的中文版刚刚发布，您最希望向中国读者传达哪些重要的信息？

帕拉格·康纳：我特别想对中国的年轻读者说，你们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但同时，你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的。我出生在印度，在美国读书，也在德国生活过，现在我是新加坡人。我为印度、美国、德国和新加坡感到骄傲。我能感受到自己和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的共同的特性，我支持他们，我也与他们有共鸣。

中国的年轻人也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有很多共同点。这是我期待中国年轻人看到的一点。

第二，我想对中国年轻人说，不要害怕。我希望他们走出来，与全球年轻人建立联系，分享知识，适应彼此不同的特性。我对中国情况了解得足够多，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中国人，可以为中国辩护。但是有没有一个中国人，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或者印度足够了解，也去为他辩护，并感谢他？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鼓励中国年轻人去这样做，这并不妨碍他们热爱中国。

我也希望中国的领导者们知道，没有哪个政府能够100%正确，他们做对了80%。

我对中国的投资非常看好。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我一直很支持中国。我说，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克服障碍，中国正在帮助拉美解锁资源，中国正在帮助欧亚大陆使得他们的贸易多元化。

我是一个政治理论家，我可以用辞藻华丽的语言写一部有关新自由主义、权威主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宏篇巨著，我博士就是读的这个方向，但是这个没有用。

有用的事情是，我可以提出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中国需要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我希望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样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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