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为刘伟做客CCTV2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的部分核心内容，刊于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公众号。

以GDP为核心指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发展思路，在此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从贫困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如此有效的发展指标，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为什么不再处于唯一重要的核心位置？发展中的种种困境与弊端显示出GDP怎样的缺陷？下一步，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需要建立怎样的评价体系？

GDP的增长与跨越贫困的陷阱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人均GDP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979年末，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问邓小平同志，中国开启了一个改革开放新时代，要实现新的发展战略你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和目标？邓小平同志当时讲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

战略提出后，大平正芳问邓小平，这“三步走”的战略以什么为指标？以什么为标志？如何知道中国的每一步是否实现了？大平正芳的问题让邓小平同志深思。在一番考虑之后，邓小平回答，“三步走”的战略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八十年代所谓基本解决温饱，用十年的时间，把人均GDP翻一番。当时中国的人均GDP是260几美元，翻一番就是500美元；第二步实现初步小康，以什么为指标呢？人均GDP再翻一番，达到或接近1000美元；第三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赶上呢？是人均GDP的水平。这就开启了中国围绕着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核心指标制定高速增长发展战略的一个时代。

GDP这个理论本身并不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也不是他提出来的，应当说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二战后，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相当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就开始重新研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以就形成了后来联合国对全球发布的SNA核算体系。这套核算体系一经提出之后，人们认为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萨缪尔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套方法刚刚公布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说，GDP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是从贫困出发的，所谓贫困，也是以GDP高低为标准的。四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从占世界GDP总量1.7%上升为15%，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提升。2010年，我们GDP的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回顾这个历史来看，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世界普遍尊重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成功地跨越了贫困的陷阱。

GDP的局限与中等收入的困扰

老龄化时代开启，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生态环境承载接近极限，关键核心技术不占优势，再加上需求疲软，使我们面临着高通胀、高失业、经济停滞的风险，这些与GDP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实现现代化？

马克思有一句话，“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什么意思？这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就是看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区别于另一个时代的问题。那么总书记讲话里也提到，叫“时代是出卷人”，实际上讲的也是不同时代总会给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提出来不同的问题。

我们说，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它们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十二年零四个月。其中大国——就是人口超过一千万人以上的国家，有20个，它们平均用的时间短，用了十一年零九个月。

我们说世界上还有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实际上有一些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它不是经过十几年，十一、二年时间实现穿越，它几十年它穿越不过去。你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这十几个国家，人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拉美漩涡”。还有一个表现比较典型，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三十多年了，它们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倒退，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泡沫”。还有第三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像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等，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没有可持续的能力，遇到了尖锐的挑战，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一些其它矛盾，像社会政治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甚至军事冲突问题那么现在就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人们把这个叫做“西亚北非危机”。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面对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它们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仍然在沿袭贫困时期的那种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不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因此经济不具有可持续的能力，所以就深深地陷在这个地方。

我们国家2010年以后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根本改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要改变，当然首先就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所以这样党的十八大就系统地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如果我们还沿用过去传统的以GDP为核心高速增长翻番式的倍增计划，那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GDP它有四大局限：

①注重数量和规模，不注重质量和结构；

GDP强调的是数量，翻番嘛，它容易忽视经济结构，不同的结构完全可以有不同的GDP水平。

②容易导致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短板”；

GDP只能考核核算经过市场交易的量、交易的经济活动、交易的资源配置，因为它按价格统计来核算，但是人类社会很多活动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但是社会又需要的。

③容易导致经济活动的目标短期化；

GDP以一年为时间期限，跨年度的这种穿越式的财富积累和资本积累它核算不进来，以GDP为核心，它就可能使经济行为超短期化、年度化。

④难以体现“幸福”和“绿色”。

GDP不能全面地去衡量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绿色”这个先进理念，就是发展中的环境成本，难以核算；还有人们的幸福，因为现代化最后是要人本化。

GDP的增长与现代化的新征程

自2013年以来，在中央屡次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中国多个省份已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中国正在告别“唯GDP论”时代，“淡化GDP，重视民生”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导向。给GDP松绑，还需要我们树立怎样的新的发展观？

我们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那么转变发展方式其实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公平，让大家能够充分地、公平地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另外一个就是效率，就是经济发展的效率、要素效率、全要素效率来推动增长。公平没有解决好，社会不稳定；效率没有解决好，经济不能持续，社会不能持续发展。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从过去的单纯或者主要追求GDP快速增长的这个模式，要脱胎换骨地改造，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怎么树立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呢？十九大的报告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实现“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目标，是我们闯过关口，也就是闯过中等收入这样的历史阶段，实现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安排。那么很重要的制度创新，恐怕是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市场，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接下来，就是要加快推动法制化，而法制的特点是什么？是私权保护、公权制约，也就是对市场竞争主体——所谓私权，法律上要保护，保护它的权、责、利，调动它的积极性。但政府的公权要有约束，要有规范，按总书记的话，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制化、市场化，在现代治理结构当中，如果解决不好的社会很难获得公平和效率。

所以中国现在要实现现代化，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保障，而制度保障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法制化建设等等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保障发展理念的调整，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这样才能把握我们历史的机遇，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地实现。（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