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希淼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本文刊于1月4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05年，世界银行小额信贷年会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也称“包容性金融”。

2013年11月，我们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5年12月，我国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正式明确：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概念。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精准扶贫等。

近年来，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大中型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普惠金融在我国获得较快发展。

但同时，我国普惠金融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全面推进普惠金融面临着较大挑战。普惠金融领域消费者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如何做到“成本可覆盖”“风险可控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金融消费者的知识和素养尚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金融业态，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迫在眉睫。此外，我国金融基础设施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征信市场不健全，信用数据碎片化和单一化，“信息孤岛”等影响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要改变上述局面，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做好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还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来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8年9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也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数字普惠金融优于传统的普惠金融，其原因在于其运用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可得性和可控性。目前，应用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数字技术主要有“ABCD”，即：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大数据（Big Data）。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将为普惠金融带来三个方面的帮助：

首先，数字技术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目前农村地区的移动信号已实现全覆盖。随着智能手机广泛普及，手机银行等业务得到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我国手机银行业务成本，是面对面处理业务所需成本的1/5左右，是网点和代理点成本的1/35。

随着移动数字技术的发展，基于手机端的数字支付产品操作难度不断降低，增加了服务对象获得可持续金融服务的现实可能。如中国建设银行开发“建行惠懂你”APP，推出“互联网获客+全线上信贷业务流程”业务新模式，集成了额度试算、预约开户、贷款申请、支用还款等功能。

其次，数字技术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能性。我国现有的信用报告范围覆盖不足，超过一半的人群因为缺乏信用数据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借助数字技术，搭建开放平台，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维度信息，一方面链接到在线场景和用户，一方面链接到各类金融机构，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这部分人群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如四川新网银行借助数字技术，通过自身科技能力，特别是互联网运营和连接能力，搭建起一条条通往小微企业和个人“白户”的“金融毛细血管”，打通金融输血实体经济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最后，数字技术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控性。“校园贷”“现金贷”深陷“高利贷”漩涡，其原因之一是相关平台风控能力的缺乏，企图通过高利率覆盖高风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风险监测、预警以及反欺诈，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风控能力。如多家银行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出智能信贷产品，主要为无抵押无担保的个人提供短期小额信用贷款。该模式下，所有流程都在线上完成，从风控、授信到贷后管理，均由系统自动完成；一般情况下，人工不干预这个信贷流程，有助于降低风控等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应该说，随着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和深入推进，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性均有所改善。未来，坚持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原则，加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完善和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普惠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多方发力，共同施策，推动普惠金融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