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敬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12月14日美国《侨报》。

　　 特朗普的美国税改法案引发了全球关注。甚至让欧盟担忧会引发全球性减税政策竞争。

　　美国减税法案，除了要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让美国跨国资本回国创业，这种逆全球化的政策思维，却引发了全球化的关切。这意味着，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已是全球大势。即使是特朗普，他在宣传其税改计划时，也引用错误的中国税负数据来证明美国减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美国也好，欧盟也罢，或者说其他市场，其逻辑思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减税，就会形成政策洼地，从而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减税，会让其他国家产生资本被虹吸的焦虑感，于是也不得不实施减税政策，以留住本国和外来资本。

　　似乎没有逻辑问题。但这对于刚刚走出危机阴霾的全球市场未必是好消息，新经济周期还是应该通过理性的政策设计和系统性的改革，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先于美国进行税改，而不是单纯意义的做减税的“减法”。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财税制度设计，并不是单纯的减税，当然也不是减税规模越大越好，税负越低越好。合理的税制设计，应是各方利益的平衡，即涵养国家财税，让企业负担适当，让民众尽享财税之利，让经济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方面不均衡，税改的意义都会打了折扣。

　　当然，这是理想的税制设计，即使是税制健全的国家，如美国，也会通过税负调整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共和党的里根到特朗普的减税以及民主党的加税，其目的或是基于经济刺激，或是为了民生目的。但是目的和效果往往并不合辙，里根税改效果不彰即是如此。再如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不仅牵涉到美国民众对其为富减税的道德质疑，而且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带来联邦政府停摆、地方政府破产、美国两党恶斗频繁的风险。

　　而且，缺乏财政基础的减税方案，也会影响特朗普执政的另一核心政策，即缺乏足够的财力去支撑他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

　　因而，特朗普的减税方案是很矛盾和焦虑的，受制于美国总统任期限制，特朗普只能选择核心的减税计划予以落实。所以，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不具有改革的系统性，而是短期功利性的选择。

　　中国税改具有结构性改革的性质。一方面，税制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之一，因而在税制设计时，改革节奏要符合改革的系统性要求，而且要形成稳定的制度根基。另一方面，中国税制改革具有政策延续性，不会因为政策换届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只会改变不完善的部分，让税制更完善。更重要的是，中国税制改革不是单纯的做减法，而是进行结构性地减负。

　　简言之，是既减税又降费。减税主要是通过营改增方式进行。数据显示，从2012年上海试点开始，到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累计减税已经超过1.7万亿元。再说降费，2017年全年我国合计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将超过万亿元规模。

　　中美两国税制不同，美国减税和中国税改无法用好坏来衡量。只要是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特朗普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如果他的任期内实现这一目的，减税的目标也就达到了。中国不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尚未完成，税制改革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既要减轻企业负担，也要完善财政智能，更要兼顾民生福祉，而且要留住全球企业，并实现稳增长的系统目标。所以，如果说美国减税法案是追求快速疗效的刺激剂或兴奋剂，中国税改则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尽管如此，美国减税还是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影响。譬如，或会刺激一些敏感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认为中国税负高于美国的企业，产生出走的市场冲动。再如，就像美联储首次加息一样，全球老大的政策波动，会对中国市场带来条件发射的效应。那么，市场担忧的美国减税，会导致在华资本和市场主体的出走美国潮吗?显然不可能。 ? ?中国资本和企业，已经有了全球化布局的经验教训。美国减税固然有吸引力，但是其他成本的累加或会抵消这种减税的吸引力。美国在华企业，也已经度过了追求成本的初级阶段，他们在华已经经营已经形成了稳定成熟的市场盈利模式。且中国市场的消费前景可观，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因此，美国减税或会引发全球性的减税政策竞争，但不会对中国税改政策带来影响，也不会对中国市场带来严重冲击。不过，由于美国减税政策带有典型的特朗普式特征，"美国优先"的功利色彩浓厚。因而，中国也好，全球也罢，还是应该对市场非理性的波动充分警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