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震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8日“黄震互联网金融”微信公号。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金融科技发展高地、中心、集聚区等想法和动议由来已久，各界的期待和呼声也很高。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北京市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金融科技创新中心。面对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特别是全球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形势下，北京如何通过规划指引其继续引领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更高远的站位、更切实的措施、更包容的制度。

对于北京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建议：

第一，定位问题。既然北京想建设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到底有哪几个？比如伦敦、纽约是否是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或者是否也想成为金融科技中心，并做了一些探索?硅谷、华尔街等的进展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北京定位是建设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那就不是跟国内的深圳、杭州对标，而应放眼全球，而且要比其他城市还要高出一筹才能引领未来。

伦敦和纽约过去作为金融中心引领了全球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如果能在未来金融科技创新过程中引领一段时间，至少在我们规划期内，规划期限是三至五年，还是五到十年，可能要明确下来。取法乎上，面向全球对标、比较金融科技中心，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有哪些?如新加坡、东京是否可能继续在金融科技领域搏一搏，比如这一轮区块链数字货币，很多资源被新加坡和日本吸纳过去了。

北京作为金融科技创新中心，跟国内其他几个准备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地方是否应该配合起来，与其他地方形成差异化定位并协同发展。

第二，创新问题。在新科技革命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金融科技的规划应该是面向未来的，但金融科技创新变化很大，某种程度具有不可预测性。过去我国一些规划被说成“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经常是规划的事物没有出现，没有规划的事物出现了，并大放异彩，这是比较尴尬的事情。未来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是不是我们规划的事情就能实现，没规划的事情出现了怎么办？这几年我国金融发展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科技、区块链等事物，都是当年没有写进规划的，却在规划期内爆发出来了，以致于如何应对有些困难。

如何让规划具有容纳可能我们未想的创新的空间?规划本身也需要有包容创新的机制，特别是重大的颠覆性技术，是不是又在3-5年爆发出来。目前我们看到具有核心性、基础性的技术是ABCD技术，未来几年是不是还有一两个新技术会爆发出来? 我们需要深入琢磨，让规划具有适当宽泛的包容机制。

中国的创新往往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死结，因此，对创新要结合监管、风控一起讲进来。这几年科技、金融、监管一体化、协同式的创新已形成，在北京市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中应该一体化规划、设计、实现，创新链的延展要能够闭环，创新链不能断裂。

第三，制度问题。我作为法学专家研究金融科技，这些年主要是从法学切入，最终要落到法学。别人看我关注技术，但是技术中太专业的问题还搞不明白。但从法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年中国的一些教训和经验，都和制度创新是不是能有容错、试错、纠错机制有关。当容错机制大一些的时候，创新就发展的好;当容错机制窄时，创新就抑制了。当不能纠错，一棍子打死的时候，没有试错时，就没创新了。所以，对于创新机制的设计，是不是可以打造成“中国特色的监管沙盒”机制?

在2013年我跟有关监管部门建议，是否能对互联网金融尝试进行“软法治理”“柔性监管”“动态合规”。在北京金融科技制度创新时，将来是不是可以试一试？以前在某些事件中尝试过，将来是否可变成一种制度化的、落地的长效机制?我这些年也在写监管沙盒的文章，我常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学者总是追着外国人的概念，我们中国人提出的概念没形成让外国人来研究的影响呢？为什么没推广出去呢?在互联网金融中提出的“观察期制度”，当时提的确实非常好，观察期结束后，过渡期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和概念值得继续探索。

北京在探索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过程应该集结人才和相关力量，将前期已经提出的技术方案、创新概念、试点制度，做更深入更持久的探索，在金融科技领域做出“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样板与典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