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佳筠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09年10月19日《文化纵横》，首发于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

　　前言

　　七十七国集团外加中国正在进行当前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在其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中最重要的排放国，国际义务要求中国削减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中国当前正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中国也要担负其国内的责任，满足成千上百万人口的人类发展需要，这些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一直以来就在碳排放这一指标上超越其他国家。据估计，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7%到14%是为了供应美国消费市场。几乎每一件便宜产品，衣服、鞋子、日用小工具、计算机等等，我们这些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从中国的产品中购买的。一轮又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地带。

　　本文是应景而发的，意在配合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争论，并期望有助于全球性的对气候正义的寻求。2009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会，这次会议是带有批评性质的，这将使人们重新将眼光聚焦于寻求一个气候治理的体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实在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巨大的。当前的经济危机既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同样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在动员政治意愿以迎合或者实施战略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施加了格外的困难，但是，若没有这些政策，我们就无法回应来自气候、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方面的挑战。

　　本文试图讨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处身其中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的影响。文章分析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历数了截止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列举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许诺以及中国政府保证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文章尝试解释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它的论辩和顾虑，这些都涉及到它对国际共同体所承担的角色；同时也会谈到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内压力时所要承担的责任，这涉及到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全球贸易和技术问题。

　　中国的许多人士认为，气候变化对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这恰恰为中国解决自己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契机。有些人也看到了有必要严肃地将气候问题同有关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发展道路问题联系起来。本文作者也描述并分析了专家和公众的当前思维、中国国内的市民社会团体的种种立场和种种动机，这些团体正是在这些立场和动机的促动下来向公众传达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信息并动员公众的看法。

　　《聚焦南半球》将致力于就中国在气候和能源问题方面的角色所进行的地区性质的和国际性质的讨论，将会就此问题发布一系列的出版物、讲座、会议和对话。我们将聚集起专家和众多的相关个人，探索达成气候和能源正义的潜力，以便直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众多挑战，并扭转当前的灾难性进程。

　　气候变化已经作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浮现出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聚集量到2007年已经增加到383ppm，较之1750年工业革命初期的280ppm，增幅达到37%。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量也达到了人类历史六万五千年来的最高值，很可能也是过去的两百万年的最高值。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年均增长率也在增长，从2006年的1.8ppm增加到2007年的2.2ppm。从2000年到2007年，平均增幅达到2.0ppm，而在过去的几年间，年均增幅为1.5ppm。这一二氧化碳聚集量的加速增长趋势表明，我们正在向2007年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所描绘的最坏场景进发。为了阻止气候灾难，没有谁能象往常那样继续他的生意；发达国家必须大幅度地砍掉排放量以阻止气候灾难的发生，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以同样的力度参与其中。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超越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考虑到他们巨大的人口量——几乎覆盖了全世界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二，国际能源机构毫不令人奇怪地估计到：截止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在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占据45%的份额。国际能源机构同时也预测，中印两国也将在世界煤炭需求的增长中占据80%的份额，中印两国将顺理成章地首先依赖煤炭来解决他们扩张中的能源需求，因为煤炭是最便宜的、也是最脏的石化燃料。我们如何将发展的需要和权利同一个行得通的气候未来的正当要求联系起来呢？本文将讨论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也讨论在中国已经感觉得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持续的努力，不同部门就此问题所持的不同观点，也会涉及到就目前一些争议性问题所做的分析，比如关税调整、技术转让等，人们在讨论中国和气候变化问题时通常会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本文也会就目前的一些政策建议提出一些问题，比如种种市场和技术固定的解决办法。

　　第一部分：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同时作为危害者和受害者的中国

　　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所享有的经济增长堪称壮观，9%的年均增长率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在能源的利用效率方面有所改善，但能源的需求则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能源部门所获得的增速超越了GDP。在年均能源消耗方面的跳跃式增长甚至频繁地超越了中国政府及其规划机构的预期。这造成了滚动性的BLACKOUTS，由于能源供应的短缺，这已经成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常态。

　　中国在200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比国际能源机构早前所做的预期还要提前数年。

　　就累积排放量而言，从1904到2004年，在来自石化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国只占同期全世界排放量的8%，每人均的累积排放量排列全世界的第92位。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尽管在排放总量上有巨大增长，但涉及到每人均的排放量，他仅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仅仅是欧洲标准的60%而已。

　　促成中国碳排放量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更确切地说，是“一座被全世界所拥有的工厂”。众多的公司，其中包括对环境最为不利的公司，都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分包人或者就是其直接的下属公司。他们正为西方的消费者吞吐着越来越便宜的消费品，同时大部分的利润由这些跨国公司一手聚集起来，正是他们控制着分支公司以及分配渠道。在本质上，中国成了厨房，而西方国家成了餐厅。

　　据苏克塞斯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廷代尔中心的王涛估计，2004中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达到了1490百万吨，同时由于进口而得意减免的碳排放量是381百万吨。这表明，中国有23%的碳排放量来自净出口。这一估计要低于一些政府官员和研究者的估计，他们认为中国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是来自出口产品。

　　2007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问题发表了如下评论：“发达国家把许多制造型工业迁移到中国……你们吃穿用的许多东西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一方面你们要增加在中国的产量，你们却在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在削减碳排放量问题上努力不够。”下面的图表表示出中国的碳排放量是何以从2000年开始连同出口一起飙升的。这不仅提出了“谁是中国碳排放的拥有者”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表明了精英环保主义者的那种“只要不在我家后院”心态的失败。确实，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非常成功地将制造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与之相伴的就是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由于我们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只要温室气体无法通过月球也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面对。

　　第二部分：气候变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在碳排放国和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分布上的不对等。碳排放在各个地方之间大为不同，这归因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以及富裕程度的不同。在2000年，全球28%的碳排放量来自北美地区；只有0.09%来自中非地区。然而，气候变暖却是在中非招致了最惨重的人间灾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这一进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在2000年，气候变化本身已经在每百万人口中招致了四十到一百二十不等的额外死亡。

　　在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在某些地区变得明显可知了。以青藏高原为例，许多当地人注意到，“冰川在融化，温度在升高，雨季开始变得不稳定。”对当地的一些城市居民来说，一个更温暖、更舒适的气候可能是值得欢迎的，但对当地的生态和经济来说，这却是不祥的阴影。青海默多县是黄河起源的地方，以往拥有超过一千的小湖，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不超过三百了。湖泊消失的罪魁祸首，根据我最近采访的一个当地环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气候变暖。据他说，“许多这样的湖泊都是季节性的、不稳定的。它们的来去取决于当地的雪量和雨量。随着季节和年份变迁，一些湖泊会消失，另一些则会随之在另一些地方出现。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今天的湖泊数量已经远远少于三十年前了。现在的天气更热了，雪量更少了。”高原湿地的消失以及草地高度的下降已经使一些游牧人群丧失了生计。在默多县，据估计已经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牧民成了生态难民，他们不得不接受重新安置并完全依靠政府福利度日。

　　青藏高原的人口本就很少，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为生态难民提供救济。但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情况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喜马拉雅地区拥有仅次于南极的冰川储量。它们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的冰塔或者水塔。亚洲最大的七条河流，GANGES, 印度河、雅鲁藏布江、SAVWEENA、MEKONG、长江以及黄河，都是以喜马拉雅融化的冰川为母体喂养起来的。而且，这些河流为亚洲大约三十亿的人口提供了灌溉、工业以及日用之所需。喜马拉雅冰川群也是世界上萎缩速度最快的冰川。许多冰川的萎缩速度之迅速达到了每年15-25米。“艾文斯山的加热速度是中国平均速度的两倍，几乎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三倍。”一位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言人说。IPCC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喜马拉雅80%的冰川都将融化，如果全球变暖的速度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受害者将不仅仅是居住在周围地区的那些人口。如果这些冰川融化并消失，水资源将衰减，水本身的不稳定性将增加，而这将对世界一半的人口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这将进一步恶化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中国即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就每人均来衡量，中国的平均淡水供应量只有世界平均量的35%。水资源分配也极为不均衡。这个国家在这方面分化为两个地区:“干燥的北方”，泛指长江流域以北的所有地区，和“湿润的南方”，包括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所有地区。北方拥有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农作物产地和五分之一的水资源，而南方拥有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农作物产地和五分之四的水资源。气候变化将加重这种不平衡。气候变化模式预测指出，全球变暖将削减北中国的降水，同时增加南中国的降水。这项预测得到了近年来观察数据的支持。黄河花园口观测站的数据显示出流量正在以每十年5.7%的速度减少。自198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就一直经历着持续的干旱，而洪灾在南中国的发生频率则趋于高涨。19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除了水资源危机之外，气候变化也危及中国的食物安全。如果科学家们最糟糕的预测成真，那么全球变暖将在未来的20到80年间造成中国水稻、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下降20%到37%，这是200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的。在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者提出警告，温度升高、水资源短缺以及可耕地的减少，将在2050年造成中国的食物总供应量减少14%到23%。

　　2008年，一系列雪灾影响到南部和中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暴雪、冰块和低温造成了范围广泛的破坏。这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冬季。2009年初春，发生在北中国的一场严重旱灾击垮了43%的冬麦作物，而这一地区向来是中国的粮仓。萎缩的收成预期也抬高了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于全球变暖的趋势变迁：更为极端的气候条件、以及干燥北方的更多的干旱。这预示了一场动荡的气候未来。

　　第三部分：中国政府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些持续的影响以及预测中的中国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地位，并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200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大纲”，这是中国的第一项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动议。其中，政府规划各种举措，包括法律、经济、管理以及技术等方面，目标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让整个国家做好削减和调整的准备。2008年12月，政府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白皮书，书中总结了中国政府为同气候变化作斗争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同时也廓清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

　　由于中国和美国同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常常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借口，表现消极。但与通常的印象相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内容广泛并富有激进精神的能源政策，以应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下面总结了中国政府在面对气候问题上的一些当前的目标和举措，但并不完全。

　　截止到2010年，将全国能源密集度削减为2005年的80%

　　由于工业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能源消耗部门，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政策的重心就是大力强调提高工业效率，以减少排放量。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寻求新的石化燃料之前，首先应注重能源的节约和利用效率。

　　“千家企业工程”明确了1008家大耗能企业，它们占据全国总能耗的33%，并提供了刺激以便这些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削减100百万吨的煤炭消耗，对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削减了5%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这项工程实际相当于政府和工业之间签订的契约，或者说是一项带有承诺性质的协商目标和时间表，涉及到所有的参与方。一些政府的部门和实体也进入了千家企业工程，包括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部，这个部门的作用是推进中国的能源节约，也包括国家统计局，这个部门负责收集并管理在中国企业的统计数据，还包括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这个部门负责管理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当然也包括了国家能源办公厅领导小组以及质量监督和防疫部门。

　　中国正在用新的单位取代低效率的陈旧电厂和工厂。2007年，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十三家企业宣布了时间表，关闭落后的生产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在最后一次五年规划时期留下的。小火力发电厂也在2007年停工了，这些单位曾拥有14.38百万千瓦的发电量。同时也削减了46.59百万吨的化铁能力、37.47百万吨的化钢能力和52百万吨的水泥生产能力。有超越两千家的重污染造纸厂、化工厂、印刷和染色厂被勒令停工，与此相伴的还有一万一千两百家小煤矿。

　　政府最近也改革了公交车的税务体制，以鼓励生产和购买小型发动机车辆，并撤销了给予机动车辆的优惠税。针对摩托车辆的油耗标准也变得越来越严厉。正如图表9里面所表明的，中国的CAFé标准落后于日本和欧洲，日本和欧洲在这方面领袖世界，但却远远高于美国。

　　中国政府也为改进节能照明设施而制定了目标并采取了措施。因为有了政府的补贴，有大约五千万的节能灯泡进入了各个家庭，在未来的三年内，还会有超过一亿五千万的节能灯进入中国家庭。

　　绿色建筑动议也已上路。截止2007年的10月，全国97%的城市新建筑达到了设计阶段的节能标准，71%的新建筑达到了建筑阶段的节能标准，分别比上一年，也就是2006年提高了1%和17%。针对现存建筑的节能改造也开始执行，针对不同地区下达了各自的任务，安装经过测验的取暖设备和整套的节能改造设备，涉及的建筑面积达一亿五千万平方米。

　　在初级能源供应中增加可更新能源的比例，截止2010年增加10%，截止2020年增加15%

　　2005年，中国确立了两步走的风力发电目标，到2010年达到5GW，到2020年达30GW，但中国一直就超越了这个速度。2005年建成了500MW的新型风力发电厂。建设速度在2006年进一步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一年建设了发电能力达1.3GW的风力发电厂，相当于过去二十年的总和。截止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5GW的目标，中国政府因此将2020年的建设目标提高为100GW。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风力发电国。

　　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也在迅速进展。中国的太阳能供应2007年占世界的35%，高于2006年的20%，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其他市场。中国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生产和使用已经占据全世界的70%。

　　在可更新能源的生产能力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袖，2005年达到42GW，这还不包括水利发电工程。2005年，中国与德国达成了最庞大的国家投资，用于可更新能源的开发，不包括大型的水利发电工程，总额达七十亿美元。这笔投资主要用于小型的水利发电工程以及太阳能热水工程。

　　其他的政策目标包括截止2010年森林覆盖率增加20%、以及截止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之2005年减少50百万吨。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采取具体措施与气候变化进行斗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单边措施往往不为西方国家所知，这些措施一旦得到实施，将会实质性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即使同在东京议定书的第一附加条款签字国所做的那些承诺相比，也是如此。

　　CCAP发布了标题为“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温室气体削减：最近的努力及其效果”的报告，其中宣布：

　　“中国和巴西在2000和2005年末所采取的单边举措，如果得到充分实施，其在2010年所产生的效果要超过美国自愿的碳密度削减目标，同时也将接近15个欧盟国家在东京议定书下所许诺的国内削减量目标的40%。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这些国家自2005年末以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额外的举措，这将进一步削减碳排放量。与发达国家在种种承诺和协议下所作出的削减相比，这些国家的削减量都是巨大的。”

　　这项报告接着指出：

　　“这些举措一旦得到充分实施，连同早期报告中的其他措施，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带来的碳排放年度削减量将超越东京议定书（不包括美国）中的年度削减量、以及欧盟在2020年所要达到的削减承诺、同时也超过美国在早些年的立法建议中希望达成的削减量，其削减总量将达到2100MMTCO2e。”

　　第四部分：排放削减，是不是义务约束？共同的但是有所区分的责任和地缘政治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采取立场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UNFCCC所描述的那种“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不妨引用2008年中国政府工作白皮书，在其中中国坚持以下原则以应对气候变化：

　　“支持‘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这是UNFCCC的核心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义务减缓气候变化，并对此作出调整。但是各个国家所负历史责任的程度、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作出贡献的能力和方式有所分别。发达国家应当为累积性的和人均高排放量负责，并带头进行削减，此外，他们还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当中，也正在与贫困作战，应当积极采取调整措施，把排放量削减到最低程度，并履行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的义务。”

　　但是，如何在实践的层面上解释“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在2008年12月波茨坦的气候谈判上，中国代表提出了“人均累积排放量集合”的概念，以之作为平衡原则。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强调，发达国家在履行其财政承诺方面继续保持失败的记录，并在技术转让方面拖了他们的后退，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们向发达国家施加压力，希望发达国家履行财政和技术转让金方面的承诺，这些也都是UNFCCC规划过的，并且也是对其他问题进行严肃讨论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这些问题正是发达国家希望推进的。

　　然而，考虑到中国作为最大排放国的地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日益增长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单方面承诺有约束性的排放削减，这是不需要前提条件的。中国人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

　　胡鞍钢，清华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他认为中国应当接受国际目标的约束力，无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如REUTERS在2008年9月所报道的那样，胡鞍钢对中国领导人的建议以及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只要中国保证削减来自工业、农业和交通方面的温室气体，中国就能够成为经济和外交上的赢家，这些温室气体正在把大气中的太阳热量拉升至危险的水平。“接受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目标正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这不仅仅是国际利益所在。”根据他最近发表在《当代亚太研究》上的文章，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继续保持增长，这一势头将延续到2020年前后。到那时，国家会“大幅度”削减气体排放，到2030年可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可削减到一半于1990年的水平。

　　在中国，胡代表的是少数派的观点，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的学者和气候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者当中，我还没遇到过赞同此一观点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同意中国应当尽其所能地削减排放，并尽快探索一条低碳消耗量的发展道路。发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解。在与REUTERS所进行的同一次访谈中，胡解释了他作此倡议的另一个原因。“正如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气候问题也应当被当作是国际压力，迫使我们作出我们自己的转变。”他毫无疑问地认为中国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看法。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谈判中，在一些部门作出过巨大的让步。比如，一旦规定的关税削减措施充分实施，中国的农业部门将比日本和韩国更为开放。在2000年2002年之间，42%的农民家庭的收入绝对量减少了，而中国是在2001年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招致了中国农业部门的这段痛苦的流亡之旅，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人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保持在8%的底限，唯此方能克制住大规模失业现象的爆发。

　　考虑到这些事实，那么也就毫不奇怪，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存在着大量争议。抛开国内争议不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产生的国际争议也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根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第三世界贸易活动家所说，欧洲、美国和日本在进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总是以中国为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作出更多的让步，共通的论辩是：既然中国都同意了这一条或者那一条，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呢？

　　考虑到这些国内和国际的背景，许多学者和活动家都认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应当避免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准入谈判时所犯的那些错误，这是很重要的，相反，人们不应当再重复胡鞍钢教授所感受到的那种“成功”。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官方立场在中国的气候研究者和活跃分子当中产生了众多的争议。就国内来说，他们都同意胡鞍钢的看法，认为如果气候危机不得到缓解，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们强烈支持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削减排放的措施，许多人甚至试图推进更为剧烈的举措。就国际方面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国家，应当在倡议发展权和平衡原则方面采取强硬立场，以便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政策空间。而且，中国也应当运用他的力量迫使发达国家履行已有的承诺并获得进一步的承诺。不管怎么说，发达国家的GHG排放量占总量的75%，而他们只承受了其中20%的损害。作为最大的累积排放国和人均排放国，美国却退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气候协定。欧洲和日本的排放量也在继续攀升，尽管东京议定书自有其约束力。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逆转，即使发展中国家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将其排放量削减到零，气候的未来也已经注定了。

　　第五部分：来自市民社会的公共舆论和声音

　　从早前的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容许了大量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可以肯定，中国政府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公共教育方面的空白，并有助于使整个国家面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环保非政府组织迅速地进入了新开放的政治空间。如今，环保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非政府组织了。许多国际环保组织，比如自然保护组织、国际保护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以及绿色和平组织等等，也都在中国建立了工作机构。

　　环保非政府组织在节能运动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比如，2007年7月，四十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了“20%公民节能行动”，作为对政府所提议的到2020年节能20%的目标的回应。2007年3月，八个非政府组织，包括自然之友、OXFAM HONGKONG、绿色和平组织、AAC、GVB、WWF、绿色地球志愿者组织、公共与环境事务组织等，联合发动了一项工程，他们称之为“中国市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共识和战略”。此项工程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平，增强中国市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寻求共同立场和战略，并呼吁共同行动以对抗气候变化。超过两百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调查，数十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数轮的会谈和工作组。

　　这项工程发布了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中国市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反映的可行性研究”，这份报告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各个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和观点，以便立足于中国的处境和现实，帮助中国市民社会形成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战略；第二份报告是“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市民社会的思考和行动”，这份报告尝试就气候问题为中国市民社会确立一个共同的看法。在第二份报告中，所有参与进来的非政府组织就全球变暖问题所采取的共识立场表述如下。

　　中国市民社会的立场

　　为了避免气候变迁的最坏影响，世界各国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中国市民社会因此呼吁如下：

　　立场1：世界各国政府应当在联合国环境变化条约框架的指导下，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

　　立场2：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同责任。

　　发达国家应当带头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发达国家应当在技术转让以及有效机制下的资金支持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探索低碳耗、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立场3：中国政府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努力，担负起全球气候保护的责任，同时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权。

　　中国政府应当改革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其能源结构，以实施节能目标，并推进可更新能源的更快发展，由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立场4：在起草和实施调整和削减政策时，运用社会公正原则；提高脆弱人群和地区在调整战略中的能力和处境；阻止并削弱政策、技术和市场机制对当地环境的负面作用，同时缓解气候变化。

　　立场5：中国政府应当鼓励和保证市民社会在气候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并监督这一过程。

　　环保组织和发展组织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应当受到赞扬和鼓励，但人们也应当意识到这些组织在公共领域所处身的模糊位置。一方面，环保意识正在增强，绿色环保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被指责为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外国代理人，尤其是当他们在进行公共论辩时。这样的指控几乎与事实无关，但对国际资助的严重依赖使许多环保活跃分子在面对这样的指控时很难捍卫自己。这样的指控，有些其实是来自公共领域的另外一些部分，这就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它提醒人们非赢利仅仅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而非公民社会的典型。

　　象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这样的用词在许多环境中经常互换使用，人们也总是倾向于认定非赢利组织代表了非政府组织。另一个经常性的假设是认为，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可以培养更多的责任心和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并由此导向某种自由民主。不行的是，这些假设并不必然成立。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风趣地评论说，“并非所有来自市民社会的组织都是好的或者是进步的。举一个极端例子来说，黑手党也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形式。”

　　中国公民的自我组织正在迅速发展。上面所提到关于气候问题的共同陈述代表了市民社会中好的部分，并且也是鼓舞人心的，不过在中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中也存在相反的例子。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关汽油价格问题所进行的持续争论。随着最近石油价格的回落，人们开始谈论最终将得到执行的燃油税。这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中引发了众多的怨恨和有组织的反对，许多人认为模仿美国的生活风格是他们天赋的权利，正如同布什总统在1992年的全球峰会上宣称的那样，“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是不需要商量的。”2008年11月，一家北京法律事务所组织了1773名私家车主向政府递交了一封申诉信，信中抱怨说，目前的汽油价格不像美国那样便宜，并试图作为院外游说集团反对规划中的燃油税。他们要求油价“也应当同世界接轨”，这是改革年代经常使用的标语，意指中国应当复制西方的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标语也被用作“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这确实是有问题的偏见。而这些车主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的就是世界的。他们并不把汽油价格同日本或者欧洲进行比较，日本和欧洲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其他的资源限制，因而可比性要更强一些。在2008年的早些时候，中国的汽油价格要比美国便宜得多，他们似乎对此也并无怨言。当时原油价格从每桶70美元飙升至140美元，而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只增长了20%，是政府通过直接补贴以及国有石油公司的损失承担机制的联合作用，才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政府试图采取积极措施以缓解冲击波。

　　这1773名私家车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得到充分组织以游说政府。而在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只有十名教授和个别能源专家站出来支持燃油税，没有任何环保组织采取立场，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侵犯开车的私家车主中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英阶层，尽管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五。

　　正是因为这种精英地位，私家车主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共领域中最有组织和最具发言权的部分。随着私家车主阶层当中众多媒体专业人士部分的迅速加入，他们成为了随后持续的燃油税争论中最具压倒性的声音。而在中国的新闻形象中，这1773位私家车主往往被描绘成为捍卫公共利益而对抗邪恶政府或者邪恶国有石油公司的英雄。在互联网上，也有许多观点是批评汽车产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比如一些中国网民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主张百分之百的汽车购买税，并主张把这笔钱用来支持公交系统，不过在纸面媒体则很少读到这样的想法。

　　考虑到这一切，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2008年的下半年关于全球变暖这一主题的畅销书的标题就是“全球变暖：不合理的恐惧”。原书出自两个美国作家登尼斯.阿弗里和弗雷德.辛格，而原书的标题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变暖：1500年一轮”。他们声称，全球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或者全部是出于自然循环，而这并不是那么危险，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中产阶级很高兴读到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相反，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需要知道的现实。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精英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充耳不闻，对他们来说，这顶多意味着某种不方便，如果不说是赤裸裸的阴谋的话。

　　一旦人们意识到已经有多少的中国人遭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一压倒性的精英集团所抱的忽略态度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青藏高原的大量牧民不得不抛弃他们原本的生计，而变成被救济者。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人们正被干旱和入侵的沙漠从一个地方驱赶到下一个地方。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在报告着日益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以及更为不稳定的降雨状况，而这一切都深深伤害了农业生产。不幸的是，这部分人民中的许多人并不懂得将他们的当地问题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比如气候变化，更别提能把问题本身讲清楚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中，中国的牧民和农民逐渐边缘化了。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把这部分人民看作是环境问题的组成部分。迄今，大部分环保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机构设在北京的组织，都将他们的注意力灌注于意识更为明确的城市精英阶层身上，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观念。如果他们能够抵达远离舒适的中产阶级巢穴的地区，抵达正在承受环境变化之灾难性后果的真实草根阶层，他们无疑会获得更大的支持，同时也能改进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包括全球变暖。

　　第六部分：边境税调整

　　受到绿色劳工联盟的影响，美国气候团体的一个核心要求便是实施单边的关税调整以保护工作。有人声称，美国工人正在失去制造业方面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都去了中国，这是常常被人用到的一项论辩。我们首先要审视一下这种说法的前提。中国是不是真的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偷走了工作岗位？没错，确实有大量的制造业输出到了中国。如同早先解释过的那样，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迅猛增长的主因之一便是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平台。但是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在制造业工作岗位方面创造出净增长。相反，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失业。从1995到2002年，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15%，从九千八百万减少到八千三百万。

　　这一表面矛盾的现象是由下述原因所致：

　　机器取代了劳动。中国以往确实拥有一个机械工具的产业，这一产业适合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比如，同西方的机器相比，中国的纺织器械所雇佣的工人十倍于西方，同时也对原始资本投入的要求也少得多，能源密集度也相应地小得多。但在改革年代对效率和利润的无情追逐中，外国机器，大部分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日益得到青睐。1997年，前总理朱镕基命令对本地制造机器进行大规模的销毁。作为这样一场转型的结果，大量纺织工人下岗了，与其同时，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在全世界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剥削的密集化。在以往的国有企业中，八小时工作日是标准，工人们每周休息一天。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血汗工厂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沿海地区，十二小时工作日成为标准，工人们如果幸运的话可一个月休息一天。

　　在1996到2002这段时期，制造业工作岗位在全球减少了两千两百万。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量达到一千五百万，占全世界总缩水额的三分之二。除大规模的工作岗位净损失之外，中国转型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平台，这为跨国公司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不是为自己的公民：尽管许多制造活动是在中国进行的，收获大块份额的却是西方的公司。不妨再以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中国纺织工业为例，中国的厂家所获取的利润额不足10%，超过90%的利润流入了控制着分支和附属公司的跨国公司手中。我们不能怪罪中国偷走了工作岗位，相反，我们应当多去了解依据新自由主义原则而进行的全球产业重构，了解这样的重构是如何摧毁全球范围的工作岗位的。依据这一思路，就不应当被视为当前发展模式的罪犯，而只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参与者：一小部分的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全世界范围的精英集团，而工人阶级则正如全世界各处所发生的那样，被边缘化了。

　　美国的大众媒体常常因为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损失而谴责中国。然而，美国的统治精英则完全清楚其中的事实要素。在2005年5月的一次国会证言中，William H. Overholt，来自保守派智囊兰德公司的亚洲政策研究主任，承认：

　　“中国迅速的全球化要求压力强大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数减少了四千四百万。中国已经丢失了两千五百万的制造业岗位。”

　　他列举的数字甚至要比上面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还要高，因为他所指涉的是长期的架构。

　　这确实可悲，美国劳工组织不是仔细审查这些事实要素并分析系统究竟在哪里出了错，相反，他们频繁地购买误导的说法，谴责其他国家的工人，认为是他们偷走了工作。中国的一位劳工活跃分子曾这样评论全球劳动运动中这一悲剧性的事实，“情况似乎是大资本家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最多的东西，他们通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团结在一起，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则经常彼此搏杀。”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工会组织所倡导的BTA举措只不过是又一次膝跳反应，而不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

　　如果BTA的目标是防止就业外流，那么这些保护主义的举措在不触及上述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将何以产生效果，这是大有疑问的。而且，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保护工作岗位。比如，美国工人大可以支持中国的政策建议，消除跨国公司的优惠待遇。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实施了许多倾向性优惠措施，比如较之国内企业的低税率。

　　削减或者消除跨国公司在许多部门所享受的超级公民待遇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工会组织能够支持这样的努力，这将对太平洋两岸的工人造成双赢的形势。只要减少工厂迁移方面的税收刺激，美国劳工就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工人而言，一个更大比例的利润份额将留在自己的团体内部，而不是被吸走。关键是全球工人阶级要找到办法，进行通力合作，以使资本变得更负责人，也更稳定，而不是象往常那样自相残杀。

　　如果BTA的目标是组织碳外流，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问题。首先，如何定义外流？实地数据暗示，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新的能源密集型设备，比如钢铁、化工、水泥等方面，都比发达国家现有的设备更有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基准线要比发达国家的基准线低。其次，BTA措施摧毁了共同但有所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感受中，这将成为某种暗箱操作手段，以迫使他们也接受同样的排放削减量。这将有害于信心的建立。有聪明得多也持久得多的方法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碳密集型或者能源密集型工业进入国际交易。

　　2007年，诸如钢铁和水泥这样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强大的资源压力，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首先采取了削减税收回扣，接着又对这方面的出口增加了税幅。是税收当局主动采取了这一BTA举措，当然也有来自环保署的建议，这一举措大幅度降低了目标产品的出口额，某些部类的产品出口降低了40%。现在，环保署正在研究全面绿色税收的可行性。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充分的鼓励去实施这样的举措。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发达国家所担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这也将在长期上使发展中国家得益。毕竟，就人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基础要比发达国家脆弱，因此资源的大批量出口以及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即使在某种狭隘的经济意义上，生产更有效率了。

　　不过，在某一时间框架内，这些举措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政策空间以便自行决策，而不是被迫承担同等但早熟的削减责任。进口国所采取的BTA措施只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而出现，也就是说，用来对付美国，一旦他仍然拒绝承担其作为东京议定书第一附加条款签字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者用来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的宽限期后仍然拒绝采取主动措施。没必要采取目前所建议的政策措施，相反，如果这一体制能够在UNFCCC的框架下得以实施，那么情况将会更有效率，也更为平稳。BTA举措所获得的款项应当进入一项普遍性质的基金，通过这个基金，这笔钱应当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削减和调整举措。

　　第七部分：为了气候而进行的开放资源运动在哪里？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转让

　　西方的知识产权倡导者们常常声称，知识产权将为革新提供动力，同时也为人们采用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提供刺激。但事实上，有大量的例子只不过表明了相反的情况。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份更为成功的国际环境协议。在不破坏臭氧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申请冷冻剂专利。这份议定书没有规定强制性的授权义务，以便技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迅速推广，相反，公司可以继续为其专利产品索要高价，而这样的价格是发展中国家出不起的。同时，在专利期过后，应当作出妥协，以延长专利期限。比如，就HCFCs来说，第五条款签字国，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2016年1月1日冻结其产品，并在2040年1月1日销毁其全部产品，以换取对公司专利的无条件保护。某些类型HCFCs，比如HCFC-141B、HCFC-142B、HCFC-22，在今年来获得迅速推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冰箱使用量的迅速增加。结果，2006年就见证了历史上最糟糕的臭氧层消耗。这些类型的HCFCs也是最强大的致暖气体，其能量超过二氧化碳数万倍。在一种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蒙特利尔议定书甚至可以看作是双赢的妥协：西方公司可以继续享有垄断性专利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享受低成本的HCFCS直到2016年。输家是环境本身和我们这个星球。

　　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所创造的障碍而受到伤害。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就是ENERCON，它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风力能源公司，也是世界第三大通风管制造商，在许多年里都是德国的市场领袖。它的重要发明之一就是无齿轮通风管连同一个环状发动机。在传统的通风管中，齿轮盒要负责大部分的down time，因此，这项新设计大大改进了效率并减少了保养需求。然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裁定，ENERCON被禁止在2010年前向美国出口其通风管，据说是因为ENERCON被控侵犯了KENETECH公司在美国申请的5083039号专利技术。ENERCON宣称，是KENETECH公司盗取了他们的专利权，抢在他们之前在美国注册了专利。在欧洲议会进行调查期间，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披露说，关于ENERCON的详细信息是通过ECHELON传给KENETECH公司的。2008年早些时候，ENERCON公司同他的竞争者通用电气公司达成了交叉专利协议。这是一部有关国际间谍和法律斗争的长剧，在此期间，无论是KENETECH公司还是通用电器公司都未建造或者安装任何以争议中的技术为基础的直接驱动通风管设备，而KENETECH公司则于1997年宣布破产。简言之，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专利的规则所创造的一切无非就是阻止使用这一对气候有利的技术，一直到现在。再一次，环境成为输家。

　　知识和观念之美，其一就在于它们是非竞争性的、非排他性的，这使它们不像大部门物质材料。如果你有一只苹果，我有一只梨，我们作个交换，那么我就只有一只苹果，你也只有一只梨。如果你有一个观念，而我有另一项观念，我们作个交换，那么结果我们就都有两项观念了。我使用一项技术，这并不能阻碍你也使用同一技术。但是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把知识作为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资源来使用：如果我为一项观念申请了专利，那么别人就无法再运用这一观念了，除非他们付得起垄断价格。有更好的办法去刺激发明创新并运用技术，犯不着以这样的方式把知识商品化并将其垄断。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IT产业的公开来源和免费软件运动。免费软件和公开来源运动拥有数百万的追随者，这些人们自愿并无报酬地贡献他们的时间。这一运动所造就的一系列技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LINUX和公开办公室。这些产品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了成本极低或者干脆零成本消费选择，这些产品都是可行的替代产品，以避开象微软这样的公司在产业垄断体制下生产的软件。与传统的版权或者知识产权相反，免费软件往往运用“剩余版权”的原则，这意味着：

　　1、 免费使用和研究产品，

　　2、 免费复制并同其他人分享产品，

　　3、 免费调整产品，

　　4、 免费分配调整后的、因此也是衍生性的产品，

　　5、 所有衍生产品都应当在同样的或者对等的“剩余版权”原则下进行分配。

　　这一切都推进了观念和知识的自由分享、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有效实施对知识的垄断。

　　我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尝试说服我的中国朋友，气候变化是一场真实的威胁，而不是富裕国家发动的又一场阴谋，意图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努力往往给我带来挫败感，但也自有其奖赏。我偶尔也会被问到一些尖刻但能激发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这样的问题来自我的一个从事IT产业的朋友。他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辩，就像下面说的那样：

　　“如果全球变暖确实象您说的那样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威胁，那么针对气候问题的开放来源运动又在哪里呢？我们免费软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每周我都把超过十个小时的业余时间贡献于此，就像全世界范围数百万的其他技术同行那样。我们都明白，我们帮助创造并分配的免费软件很可能伤害到整个IT产业的利润边际。但是同不计一切代价赚钱相比，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做的，我们想使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更公正一些。除非我能在气候领域看到一场类似的运动，否则我始终会怀疑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又一个利益集团，全部有关气候变化的事情归结到一起，很可能就是西方所采取的某种手段，用来贩卖你们的知识产权技术。”

　　我无法辩驳他的这种怀疑：他和他的运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而气候团体的人们主要还是在夸夸其谈。UNFCCC框架下的技术转让机制所容纳的也仅仅是把某个零部件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一个“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一个有着CEO领导的全球组织，拥有大约两百个会员公司，专门处理商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在2008年早些时候，这个委员会确实确立了一项经济专利共享工程，凭借这项工程，各个公司保证那些对经济有利的专利向公共领域开放。这些公司可以选择各自的专利，将其向公共领域投放，只需投放一个专利就可以获得准入，并获得荣誉标记。迄今已有七家公司参与其中，包括IBM、NOKIA、BOSCH、XEROX、DUPONT、PITNEY BOWES、SONY等，但是这些公司投放的专利称不上有什么突破性，也不具备潜在销售市场。在2008年12月波茨坦谈判期间，这个委员会的代表称，一个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协定竟然包括强制性的专利扩散条款，这“是产业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期望技术转让仅仅发生在他们所促成的那些工程体制内，也就是说要求跨国公司的参与。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委员会的初衷打了水漂，情况甚至更糟糕，这种工程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犬儒派的尝试，意图驱逐强制性的专利扩散框架。

　　“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开来源运动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出自环保运动的局外人之口，这足以成为对所有参与环境问题的人们的挑战，无论是政府部门、商业圈还是非政府组织。除非有一天我们也能在气候领域造就出类似LINUS TORVALDS、RICHARD STALLMAN这样的技术，除非有一天经济上有利的技术能够向公共领域投放，否则人们针对环保团体作为又一个利益集团的怀疑就会继续在许多人内心徘徊下去。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的去证明。全球变暖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巨大危机，我们需要集体的努力和现实的态度去重建这一共识。“剩余版权”原则所体现的观念互惠性更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相反，目前的国际专利体制所推行的进一步商品化举措，则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除了国际专利体制所设置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障碍也阻止了人们就气候和技术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谈判，这一障碍就是，有太多的人觉得在“气候公众”得到分享的观念主要是来自高端技术的职业人士，比如向LINUS TORVALDS或者类似我那位IT界朋友那样的人，而他们都有足够的利他心里，把时间和精力贡献给公开来源运动。事实上，等待分享的观念和技术并不一定就是高端技术，他们大可以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各个团体：印度河谷的农民精炼了他们传统的非碳耗的灌溉系统，巴西农民正在着手恢复并推进他们的混合农业，中国农民正在利用沼气池把垃圾转化为可燃气体和绿色肥料，英国的过渡城镇等等。目前的问题是，这里所指的国际层面的技术转让，实际上意味着取消或者拔除这样的专利技术，对于这些技术，西方国家只是希望卖给世界的其他地方。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农民当然没有为他们的技术申请什么专利，因此他们的这些技术都可免费获取，然而这些技术都被压制了，往往是被一些国际气候组织自己所压制，这其中就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外国投资等等，因为未能交换给世界的其他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让这些基于团体的知识和技术服务更多的人们呢？不妨同制药厂的本土知识进行平行类比。将这样的知识纳入目前的知识产权体制的尝试往往以强盗行径和剥夺准入权为结局收场。如果我们希望阻止基于团体的生态技术遭受同样的命运，就必须挑战知识产权体制下的垄断。

　　第八部分：超越技术固定体制：美国梦仍然是可能的吗，或者仍然值得向往吗？探索低碳耗经济的真实可能性

　　同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采取了更多具体而脚踏实地的措施，培育清洁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等等。这样的努力是值得欢迎的，人们也只能希望美国将追随这样的举措，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问：这种技术固定体制足以应对当前的巨大挑战吗？我们需要审查一些事实。

　　全球变暖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因此就必须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中国大力强调能源效率和技术固定体制，这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有其意识形态根源，这是一项出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观念，是一种乐观的、改革导向的环保理论。这一理论将信心置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至上，也就是说，通过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方面的技术，可以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同时也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部双赢的变奏曲。

　　一旦给定这一理论，人们就可以期待，发达国家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不幸的是，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很明显，美国并没有遵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在2006年发布了一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报告，根据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人们可以作如下的推算，假如中国人民以美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需要的星球就不止这一个了。如果所有人都象美国人那样消费，我们恐怕得需要五个这样的星球。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的生态脚印就已经超越了地球的生命载重，到2003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5%。象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也是过度消耗资源的典范。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间，瑞典、芬兰和挪威确实维持着一种适度生存的模式：他们的生态扩张力要小于他们的生态能力。不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低人口密度以及很高的人均生态能力。这些国家的人均生态范围处在5.8公顷和7.6公顷之间，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8公顷。如果我们都达到瑞典的消费水平，则我们还需要三个这样的星球。因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复制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很高的人口密度。

　　下面这张来自《生存星球报告》的图表显示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谓可持续发展乃是一项承诺，承诺“生活在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运输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关于“福利”的一项广为接受的衡量指标就是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生态扩张能力是一项用于衡量人类对生物圈所提要求的指标。如果HDI数值高于0.8，就意味着适度生存。同样，如果生态扩张能力低于全球平均的1.8公顷，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水平的可持续性，此处的这项假设实际上忽略的野生物种的需求。成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个世界同时在这两个指标上达到最低值，同时各个国家也都如图表中所示的那样，移动到了右下面的蓝色象限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欧盟和北美已经跨越了人类高度发展的门槛，这一成就是通过使用更多的资源来达成的，他们的资源消耗超过了人均生态能力的世界平均水平。唯一达到可持续标准最低值的国家是古巴。

　　在2008年的波茨坦谈判上，中国代表指出，发展本身就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巨大贡献。因此应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但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主流讨论遗漏了一件事情，无论这一主流见解的发起者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哪种类型的发展？不妨就以生物燃料为例。目前有关生物燃料的讨论中，甚至仅就语言和选择而论，也都透露出明显的北方偏见。关于生物燃料的可能性，我们听到的一切都只是关涉到达到工业生产规模的BIOETHANOL或者BIOMASS GENERATED ELECTRICITY。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北方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电力是必须的，而不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一项改善，人们当然需要ETHANOL，因为它能驱动汽车。相反，几乎没有人提到利用生物能源的其他方式，比如直接燃烧生物粪便、或者沼气装置。世界上有超过三个亿的家庭仍然依赖于直接燃烧生物粪便以便取得热能，主要是用来烹煮食物，他们占据了全部人口的20%。其中大部分人都使用明火或者简单地用三块石头支撑起来的灶台，这些办法的效能是非常低的。由此产生的烟雾和有害气体每年导致160万人的死亡。在许多地方，人们寻求用木材作燃料，这也导致了植被的减少和气体排放的增加。然而，迅速改善这一切的技术已经存在了。涉及恰当的炉灶设备，都取材于当地材料和劳动，可以节约燃料消费达80%，同时也可大幅度减少烟雾和有机扩散性气体的排放。当我们谈论生物能源的开发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调整炉灶设备的设计，使之适应当地条件，并相应地研制出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技术，以便于这20%最为穷困的人口能够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环境，同时也实现他们的发展需求。然而，当人们思考发展和技术进步时，几乎没有谁想过节能的木灶或其他恰当的装置。相反，通常的影像就是电器产品、消费品以及汽车等等。

　　关于汽车的问题，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中，中国已经抛弃了它以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和自行车的关注，转而鼓励私家车导向的生活风格。古巴在199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数百万辆的自行车和数条自行车生产线，这部分是为了对因前苏联解体而造成的能源危机作出反应，但无论如何都与当前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在此一时期却从西方进口了数百万辆汽车和多条汽车生产线。2004年，中国成为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私家车拥有者的数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着。

　　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同时气体排放也日益增加，除此之外，私家车消费的大规模爆炸也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受害最深的还是穷人。公共汽车由于交通堵塞而变得越来越慢了。比如说，北京公交车在1980年代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十英里；在1990年代，这个数字减小到5英里。今天则进一步减小到2.5英里，差不多是在爬行。越来越多的道路对自行车关闭了，以便给汽车腾出空间，高速路和城市交通网吞噬了大片的土地，这造就了大量的无地农民。今天无地农民的数字据估计在四千万到七千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