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实习员，本文刊于3月18日光明网。

　　2017年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中，以赞成2782票、反对30票、弃权21票的结果，表决通过民法总则草案，这意味着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这一天，也将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光辉时刻。

　　纵观大陆法国家的近代历史，民法典的编纂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符号，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开始的理论研习，到准备、起草、编纂的全部过程，促成一个国家的法治现代化与法律职业化，在民族复兴、社会转型、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凝聚本国民族的文明精神，为全人类的智慧宝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法国到德国，围绕民法典编纂而展开的广泛讨论影响了整个时代。1804年，拿破仑颁布了《法国民法典》，并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预”的立法精神，确立了现代法典编纂的基本范式。1900年，讨论了半个世纪并历时23年编纂而成的《德国民法典》开始实施，前承罗马法传统，在法典化上可谓登峰造极。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背后，深刻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20世纪工业社会规模化生产的不同时代主题。可以看到，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组织形式与人民的物质基础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一部精品的民法典必须能够回应这种变化，调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凝聚共识，反映当代精神。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曾编纂过自己的民法典。但是由于当时刚经历两千年帝制转型，新生的中华民国迫切需要追赶世界潮流，出于尽快融入国际体系的考虑，当时迅速编纂的民法典成为一个各国立法的大杂烩，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本国本民族社会生活的实践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我国先后共4次启动民法典制定工作，但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不得不中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法制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民事法律的制定与修正贯穿整个时代的发展，民事法律的制定形成“由批发改零售”的方针，即根据具体社会实践的需要，逐步制定单行法律，颁布了包括《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形成较为完备的基本框架。

　　而在21世纪，全球经贸格局的重大变化使中国形成了极富活力的工业生态体系，逐步成为世界供应链的中心。发达的商业贸易与经济为民事法律的研究提供了富矿，同时也需要一个更加科学的系统性民事法律体系，总结中国大地上的民事实践，呈现当代中国的民法原理，传承中华法系优秀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法典的编纂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大脑”，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应当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在制定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慧星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关于具体条款与编纂体例都展开过详细的讨论。

　　王利明教授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法典》的编纂要高度关注人格权保护。在互联网时代，由于受众的无限性和超地域性，极易对人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再加上传统民法存在着“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各分则对财产权(物权、债权)和身份权(亲属、继承等)都有明确规定，而人身权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人格权并没有具体体现。

　　因此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在深入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专家建议稿》，作为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的王利明教授在《民法总则》草案形成的过程中，使重视人格权的原则得到体现。草案随后经人大论证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数易其稿，最后形成的草案最终版经历了较为广泛的民主讨论，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切实需求。

　　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曾有名言：“法律与语言、风俗一样，有与特定民族对应的特征，来自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确信。”新鲜出炉的《民法总则》身处于一个互联网高度发达、注重保护个人权利的时代，诸多条款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

　　民法总则颁行以后，就将展开多个分编的立法程序，争取在2020年形成一部完备的《民法典》。对于中国《民法典》来说，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外在衡量，更核心的要素在于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生活和理想提供法律庇护，作为重要的文明载体，融入我们的民族性格，塑造我们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特征。《民法典》的编纂，将与其他法律制度构建出一个完备的、科学的法律体系，共同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启中国法治道路的崭新时代。（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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