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4日上海观察微信公众号。

　　2016年G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了。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从全球发展的四个“I”（创新、包容、协调、开放）等理念，到促进增长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都透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世界需要G20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G20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就是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大环境，一个基本稳定的世界经济市场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全球战略稳定”。这种稳定并不是现成就有的，而是要努力争取，甚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如果没有这个稳定，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欧盟稳定出了问题。英国退欧带来的震荡并没有引发地震，但是却是一个较长时间的不稳定性。至少需要三年时间的英欧谈判来解决二者关系中的各种法律程序和义务问题，有关市场通道和人员流动的欧盟待遇问题，还会牵涉到欧元和英镑的稳定问题。欧盟本身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南北欧之间的不均衡性和脆弱性随时可能引发欧盟内部的裂痕加深。外部导入的难民问题和暴恐问题还在有增无减，继续威胁着欧洲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欧洲对稳定的需要超过任何其他大陆，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头等大事。

　　中东稳定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土耳其的未遂政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清洗，使这个北约盟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与土耳其找到战略利益的结合点，这不仅在冷战时期没有过，甚至在几个世纪历史过程中也是罕见的。伊朗和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政治相互接近，已经引起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紧张。解决叙利亚和IS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时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教派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在更大范围输出、以至地区大国填补权力真空的冲动。可见，中东地区的稳定性问题较之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乌克兰问题为核心的欧亚地区，至今没有出现稳定的基本条件。由于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长期低迷，俄罗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又遇到西方制裁，其经济困难必然影响其对外政策，向西方示强是最有力的选择。乌克兰靠的是欧盟援助维持其国家运转，现在欧盟自身难保，不可能继续对乌克兰大规模输血。西方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大规模摊牌的可能性很低，却十分担心俄罗斯以突然方式在乌东部建立势力范围。俄、乌两家都有把国内问题向外转移的需要。一旦北约和欧盟稍有疏忽，新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没有大规模对抗，二者之间的和平在短期内也难以建立起来。

　　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面临挑战。东亚原本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但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东亚地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在韩国“萨德”部署将打破地区的战略平衡，可能引起的战略竞争将非常严重，而朝鲜不断进行核武器和导弹武器的试验，加剧东亚地区战略稳定呈现螺旋式下滑趋势。美国主导的盟国集团在南海地区集结军事力量，试图迫使中国接受所谓“仲裁案”，形成东亚地区稳定可能失控的另一个焦点。同时，日本安倍政府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台湾地区蔡英文当局试图抹煞“九二共识”，构成破坏地区稳定的两个潜在根源。由此而知，东亚地区的不稳定问题不仅已经上了桌面，而且可能比其他地区更不稳定。

　　再看美国，大选暴露出这个霸权国家的不稳定性。不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找不到为世界提供必要公共品的方向和能力，都提不出让世界秩序更加稳定的战略思维和措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入主白宫都难以使现有的不稳定性转化为稳定性。即使在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当前不满只是社会经济结构剧变的冰山一角，人口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的极不均衡将造成美国国内的长期不稳定。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命题，已是这次大选乱局的核心问题。看来一时半会解决不了。如果美国国内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结构，而且白宫也是越来越无力无能来解决这些不稳定性，世界还能不能指望美国来保持稳定？

　　世界范围不稳定问题的根源何在？首先是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上行阶段到2009年左右出现下行的拐点，由此产生全球范围的结构调整问题。一系列经济不稳定性导致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其次是全球化经济与全球治理不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流动性问题、财富悬殊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气候－低碳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有组织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疾病流行问题等等，急需控制却无法控制，显然原有国际秩序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再次是美国霸权与国际新秩序的矛盾。面对世界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巨变，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旧秩序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根本不考虑如何包容新兴经济体，如何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如何实现新旧规则体系的过渡。最后是旧的国际组织体系无法承担构建新的秩序使命。联合国并没有一个以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安理会，而G20尚不具备作为国际组织的形态和要素，它需要机制化常态化建设，联合国与G20之间需要建立稳定的联动、兼容乃至共同治理机制。其他区域性、功能性的国际机制也都普遍存在调整、改造、创新的问题，存在着与新的国际机制的融合问题。

　　出路何在？G20要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就是维护世界范围的大局稳定。首先要从20个最大经济体的自身稳定性做起，进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才能形成世界经济的宏观稳定和地缘政治的战略稳定。在全球治理机制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应先从单极霸权秩序向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治理机制转变，以此作为未来全球治理形态的过渡和雏形。例如，如何协调和保持世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管控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防止新的金融危机发生；如何共享低碳技术、防止气候变暖加速的趋势，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等。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能够构建大国合作稳定机制，那么在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同样可以建立起类似的稳定机制。稳定是一切合作机制的基础和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G20杭州峰会应当是大国稳定合作机制的开端，是世界从不稳定性走向相对稳定的转折点。G20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它们的稳定，就是世界稳定的基本前提和保证。杭州将排除干扰，在各种变数不断出现的2016年确保达成共识病付诸实施；它还将为G20的机制化常态化开辟道路，使全球治理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未来。这种稳定机制，需要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包容、开放、协调”，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集团排他思维等旧观念和旧战略。推动、促进、保障东亚、亚洲乃至全球稳定，是中国作为新型大国身体力行的责任和实践。（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