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立，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

　　苏联解体后，中俄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网络、太空、公海等全球公域问题突显，给国际社会的安全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难以区分。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发生在新疆等地的暴力恐怖事件，也非单纯的国内安全问题，而是具有国际“三股势力”的背景。一句话，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安全全球化挑战。

　　其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海上安全问题既可能是传统海上岛屿、岛礁领土争端引起，也可能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引发，原有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区分可能过时。

　　再次，安全防范与安全维护难以区分。网络安全突显就是典型例子，既有防范黑客攻击的难题，也有维护网络开放、安全、自由的矛盾。

　　最后，安全威胁来源与安全治理难以区分。传统上，猫和老鼠的游戏角色分明，逻辑清晰。

　　如今，网路恐怖袭击等行为表明，安全威胁来源，安全管理机制更复杂化、多元化。与此同时，国内安全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难以区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安全，在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这日益关系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一些国内外势力从攻击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出发，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安全。

　　其次，维稳与维权难以区分。钓鱼岛问题是外交维权问题，但受国内民意牵连。就钓鱼岛问题举行的反日示威，往往容易引发国内动乱和社会不稳，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再次，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难以区分。大规模卫生问题、恐怖袭击事关社会安全，由于其国内外联系，也往往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也因此交织在一起。

　　最后，海外安全与国内安全难以区分。中国企业、公民大量走出去，如何维护我海外利益，应对投资风险，是新时期突出的海外安全问题，也事关国内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为此，中国军队、外交在维护国际通道安全，维护海外公民、公司权益，责无旁贷。如何应对海外突发安全事件挑战，加强国际海上安全合作，成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严峻考验。

　　针对时代变迁，应对新的安全挑战，我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树立大安全观，升级安全机制，提升能力建设，积极为国内外社会提供可靠的安全公共产品。（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