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永祖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朱思涵系人大重阳实习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1日中新经纬APP。

5月4日零时起，余额宝正式“升级”，新接入博时、中欧基金公司旗下两只货币基金产品。天弘基金在余额宝“一只独大”的时代被终结，余额宝开启了分流模式。据媒体报道，这只是余额宝的第一步，余额宝未来或将引入第二批货币基金。从限购到引入新基金，背后是什么因素在推动？引入新基金对于降低风险有没有作用？

金融市场生态重构对余额宝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余额宝是蚂蚁金服旗下的余额增值服务和活期资金管理服务产品，自2013年上线后，因其自身操作简便、低门槛、零手续费、可随取随用等与传统金融不同的特点，5年间吸引用户超过4亿。目前，余额宝正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货币基金。

余额宝一直通过天弘基金的货币基金进行投资运作，通过吸收居民零散的闲置资金，从而形成超大资金池。我国货币基金投资方向比较集中，投资品种比较单一，50%以上的资金都投向银行存款。就余额宝来说，其90%左右的投资标的是银行同业存款，另外4-5%左右是利率债和高等级的信用债，剩余5%左右是现金。从中可以看出，余额宝的投资以控制风险为主，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其收益率面临天花板，难以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其增速受到一定影响。2018年其增速只有6.9%，创历史最低。

余额宝也在逐渐增加自己的投资渠道，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债券等方向，但这将同时增加风险。如果是投向某些利率高的企业债，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最近两年就发生多起民企债券违约事件。而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推动打破“刚性兑付”的魔咒，债券市场生态正在经历重构，这对余额宝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分散经营风险

余额宝是可以实时申购和赎回的，也就是所谓的“T+0”，用户发起提现，马上到账。这种交易模式对基金公司的流动性要求更高。虽然余额宝已经做过大量的模拟，现有的资金可以应对平时投资者的赎回请求，但是金融大环境的变化很可能让他们原来的模型失效。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数字看出一些端倪。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底，房贷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在2016年底达到了68.3%，2017年居民存款更是首次实现增长率为负。同时，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进程，央行在年初的时候也提高了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利率。所以说，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余额宝也要考虑其投资者都是散户，不能排除偶发事件触发“羊群效应”，导致大量客户赎回的可能。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自2018年2月1日起，余额宝设置了每日申购总额，还将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上限设定为10万元，单日购买额度上限设定为2万元。即使如此，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而言，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对于余额宝此次接入“博时现金收益货币A”、“中欧滚钱宝货币A”两只货币基金产品，其对应的基金公司，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适合转向成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零售型基金。这一举措有利于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主动控制规模增长，在系统层面降低了基金集中度风险。同时，三家基金公司使基金的经营管理团队队伍壮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管理者的压力，使得经营管理更加稳健，同时也是余额宝主动应对市场压力、加强风险管理之举。

治本还需监管、企业齐发力

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监管和企业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全新的金融环境对监管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监管者要主动应对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资金流动更加迅速的特点，加大对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对于资金流向有更加准确的追求，实现全覆盖、穿透式的监管。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使企业减少冒险冲动的经营行为，从源头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其次，在监管领域要善于运用新技术。通过动态、实时、互动的方式，运用金融大数据对金融系统内的行为和其潜在风险进行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的监管。同时，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分析各类数据相关关系，不断积累风险信号库、预警模型库，积极构建新模型，通过模型分析风险预警，辅助金融监管，做风险信用评估，使大数据应用在防控风险和监管层面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降低风险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新型金融机构要提高风险意识，重视风险管控方面的人才培养，增强管理者和经营者的风险意识，引入风险识别、风险监测、风险把控等环节的优秀人才。（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