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17日多维网。

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作为非洲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继承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开展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援助，携手非洲兄弟国家共同发展。

在经历了以“赤脚医生”、“坦赞铁路”等为代表的共和国早期的对非援助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外援体制改革期，中国逐步摸索出一条既有自身特色，又受到非洲国家广泛欢迎的新型合作与发展援助模式。

作为中非合力打造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首创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已经走过十八个年头，从无到有，互利合作由浅入深，国际影响从弱到强，见证了中非携手共进的历程。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的成功召开，正式向世人宣告，“成年”的中非论坛和中非关系，不仅开创了南南合作的典范，而且已经成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平台。

然而，就在中国和非洲兄弟国家们都在为共同的事业取得新成就而欢欣鼓舞时，来自西方世界的一些不和谐声音不时地沉渣泛起，甚至充斥于一些所谓的“国际主流”媒体，混淆视听，甚至妄图在中非关系中“掺沙子”。对此，有分辨力的人们尽管不屑，但从维护国家利益与中非友谊的角度讲，中非学者都有责任通过深入分析、实地调研，辨明是非、澄清事实。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本文试图系统总结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媒体、智库在中非关系领域上的“系统性造谣”，从而为中非人民明辨是非、“系统性辟谣”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中国在非滥用“锐实力”之说

在所有有关中非关系、中非合作的谣言中，最近有一种“锐实力”的说法甚嚣尘上，配合传统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试图混淆是非。

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是美欧政客学者联手打造的一款“话语武器”。它的发明人之一是曾任美国驻日大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任院长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以发明“软实力”（soft power）理念而受到热捧。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属性，即在一定的学术性之外，可能更多地是暗示出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至少从客观效果看，“软实力”这一饱含褒义的概念的传播，在世界舆论场扮演了美国政府、美式民主、美国模式的吹鼓手的角色。

然而，二十多年后，同一位学者面对类似的现象——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援助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却硬是生造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贬义词“锐实力”，这就不能从学术的逻辑来理解了。唯一能够解释这一所谓“学术现象”的应该是政治的逻辑，即奈急于为美国模式背书、为抹黑中国建言献策的“政治冲动”，彻底压垮了他的学术自觉与良知底线。

在奈和其他所谓“锐实力”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同样一件事情，譬如美国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捐款，或者推销好莱坞的影片、传播美国文化，这些都叫做“软实力”的体现——通过魅力、吸引而非暴力、强制使当地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

然而，当中国在非洲采取比美国更公平、平等、人道的模式“授人以渔”时，西方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坐不住了，于是急不可耐地给中非合作贴上种种标签。譬如，美国的《外交事务》、英国《经济学人》等主流杂志，配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先后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非洲乃至世界各地强推“锐实力”。这股风潮迅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等国引起效仿。同样的事情，甚至中国做的更好，更受非洲当地政府和人民欢迎，却成为西方媒体中北京以“锐实力”在非洲搞政权颠覆、官员收买、恃强凌弱、压迫百姓、操纵媒体的“罪行”。

中国在非推行“债务外交”之说

与“锐实力”似乎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在非推行“债务外交”之说。

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对非援助讲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通过“输血”与“造血”两结合，从根本上提升非洲国家的发展能力，而非简单地提供食物、药品。

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模式下的对非援助动用了国际社会的大量资源，却依然无法改变非洲贫穷落后的面貌，甚至有的国家是“越扶越贫”，不仅没有走上发展、致富的康庄大道，反而陷入饥饿与内战的深渊。而中国的“造血”式援助，抓住问题的根本，那就是从全面提升非洲国家的基础社会入手，辅以对当地员工、人才的系统性培训，从而帮助当地国家、社区内生出新的发展原动力。上述根本性的差别，不仅很好地解释中、西方不同援非模式取得完全不同结果的深层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选择中国模式，亲近中国道路，愿意携手中国人走合作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对此，显然西方政客和媒体、智库是嫉恨的。这种积郁的不满在最近两年直接爆发在对中国援非模式的所谓“债务外交”的指责上。按照这一话语的逻辑，中国在非的“造血”式减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阴谋”。因为北京早已预料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虽然基建能够为一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治理升级源源不断地提供后续动力，但在开发的早期阶段，它是不挣钱、只烧钱的。因此中国就利用非洲国家基础社会落后且缺乏资金的不利条件，“假意”许诺援建，却实际上在输出本国过剩产能的同时，让非洲国家对华欠下巨额外债。而一旦对方无力偿还，则北京便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地要求对方在政治、外交甚至领土主权等领域向中国做出让步。

对这样的“污名化”策略，最好的驳斥就来自非洲国家自己。就在中非合作论坛举办期间，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Ahcene Boukhelfa）在人民大学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中阿自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合作。阿国人民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在对非援助领域所做的巨大贡献，并认为中非合作为国际开发提供了新的模式和方法，有全球性的借鉴意义。

无独有偶，苏丹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纳赛尔丁•阿普杜拉（Nasreldin Abdalla M. A.）则强调，中国的繁荣是非洲的福音，因为它同时也带动了非洲的繁荣。中非的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未来中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满了挑战，需要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努力。

他尤其驳斥了当下流行的“债务陷阱论”，强调通过借贷来控制借款人，这恰恰是西方国家和他们的金融集团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习惯于对非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事实上，非洲很多国家的的主要债权方并非中国，而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所累积、遗留的。如今这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妄图把这样的并不存在的罪名安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为“老朋友”、“好兄弟”，无论是苏丹还是其他的非洲国家，都不会答应，会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澄清事实。

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还有句古训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在非洲究竟做了什么，究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什么，当地人民最清楚，因而最有发言权。中非人民的大规模友好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而新中国建立后，在中非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的精心呵护下，牢不可破的中非友谊从此得意建立。

如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八大行动”涵盖了中非合作的方方面面，举措实、接地气，完全是为非洲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中非合作的现实需要量身定做。非洲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非洲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经济多元化、现代化，确实是需要资金的。非洲发展需要资金，但是非洲缺乏资金，缺乏人才，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所以这三大瓶颈长期以来制约着非洲的发展。中非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有人才、资金、设备、装备这些方面的优势，所以在这些方面可以补充非洲的短板。

综上所述，无论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如何百般生造词汇，都无法破坏中非人民之间的真挚情谊，也无法阻挠中非平等互利合作的开展。中非携手，突破瓶颈，不仅能够使双方合作、互信再上新台阶，更能够为30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与幸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