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苏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本文刊于7月8日中国网。

　　近期，为配合所谓的“南海仲裁庭”公布仲裁结果，美军“约翰·斯坦尼斯”、“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和其他舰只在菲律宾海组成双航母编队，准备进行作战演习。尽管演习地点并不在南海，而是在菲律宾东侧海域，但是与南海仍然较为临近，不免让人产生联想。这说明，即便奥巴马离任在即，“亚太再平衡”仍是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当之无愧的新引擎。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淖。2009年以来，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推行“重返亚洲”（后改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减少对中东投入的同时，采取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手段强势参与乃至干预东亚（含东南亚）事务，以达到分享亚太增长红利、主导亚太政治的战略目标。

　　然而，笔者认为，这个战略背后，体现的是排他性、封闭性以及有特定保护性的安全观。具体表现为：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建立“高门槛”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简言之，就是化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为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政治、经贸网络。它没有立足于亚洲的现实，但却是亚太部分地区、特别是当前南海地区紧张局面之源。

　　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到“亚太再平衡”再到如今的“亚洲安全网络”，美国不断强化亚太地区的存在，包括越来越深地介入南海问题。此次七国集团（G7）峰会将触角伸向南海问题，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派军舰到南海海域航行，为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撑腰等等，都是为了强化美国在南海的存在。

　　从2014年开始，特别是从2015年以来，美国在南海的角色从幕后逐步走到了台前。美国已经意识到，继续躲在幕后靠东南亚国家来制衡中国是不现实的。美国“重返亚太”似乎正在进入“塑造亚太”的新阶段，目的是掌握亚太事务的主导权。

　　不过，奥巴马政府的最后几个月，美国强推“亚太再平衡”战略，必然要面对两大瓶颈，即道义瓶颈和财政瓶颈。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在美日等国的支持下推进的。然而，美国自己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却指望着以《公约》的权威压中国，这样的双重标准饱受质疑。“南海仲裁案”无视南海问题的基本事实，以“法治”之名违背国际法精神，已经影响到了南海的和平稳定。这是美国面临的道义瓶颈。

　　此外，美国还面临财政瓶颈，特别是来自国内的反对。美国为了谋取亚洲事务主导权，不断增加在亚太的军事投入。然而，美国国内经济仍难逃低迷，财政赤字仍然高企，债务不断上升，美国对外战略的能力与意愿之间树起一道鸿沟。更关键的是，美国民众对长期以来频繁的海外军事行动与外交干预已经厌烦了。一个表象就是，在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主张减少海外战略存在的候选人，如特朗普、桑德斯等，受到了热烈追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很多美国民众对继续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投出“反对票”。

　　把战略重心放在经济重心之所在——亚太地区，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对这个战略的理解，以及实施这个战略的手段，都带有明显的冷战对抗色彩，这加剧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的紧张局势。其实，美国若真的想如其高层所说，是为了“分享亚太增长的红利”，那么完全可以把中美合作当作“合作版亚太再平衡”的基石，与中国一道推进更为均衡包容的亚太自贸区（FTAAP）。如果美国不重新调整“亚太再平衡”的内涵与外延，就走不出霸权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期，在美国大选的背景下，既是高度敏感的时期，也是美国重新调整政策的一个时机。在此情势下，中国应当对美国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外交，尤其是推动双方核心智库和战略精英之间的交流，在不同场合阐述中国维护南海和平、促进亚太合作的安全观，避免在奥巴马政府最后时期出现中美对抗，促使美国战略精英以长远眼光重新审视“亚太再平衡”，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打下基础。（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