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5 作者: 刘元春
大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储蓄太高了,事实上政府的储蓄以及类政府的国有企业、大型公司的储蓄更高。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才是强制性储蓄和投资的核心。
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11月14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CMF。
大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储蓄太高了,事实上政府的储蓄以及类政府的国有企业、大型公司的储蓄更高。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才是强制性储蓄和投资的核心。
而过度偏重投资,又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社保支出上不充分、不平衡,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
因此,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改变其内生性的投资转化体系。
过度刺激短期消费可能导致跨期紊乱、通货膨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对于当前广泛讨论的促进消费问题,实际上大家短期关注的是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中期则是消费率过低,也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消费在整个经济增长的动能中占比过低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把消费不足和消费率过低这两个概念混淆了,从而对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些思路性的混乱,认为要抄作业,尤其是抄美国作业,通过大水漫灌和天上掉馅饼解决现在消费低迷的问题。
消费不足导致总需求短期不足,可以通过逆周期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对冲。但是,由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消费率过低,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用短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为严峻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度刺激短期消费有可能导致跨期紊乱、通货膨胀。
按照抄作业的方式,也许我们未来的通货膨胀可能就是两位数,不仅治疗不了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反而引来更大的问题。
中国居民消费增速2000-2019年平均为8.24%,而美国是2.36%,欧元区是1.09%。且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每年的消费提升都是世界上最快的。如果说消费不行,不能这样讲。
但是,从反映消费不足的第一指标——被动存货投资和价格水平来看,目前存货占资本形成的比重在下降,同时CPI、PPI也在下降。“这个双降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不仅是需求端在收缩,供给端也在收缩。这同时反映的一个情况是,短期疲软可能引发了一些中期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也在同步下降,这是最近要关注的。”
另一个反映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显示,疫情冲击下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现象明显。
今年的产能过剩是我们面临的老的新问题,产能过剩虽然好像是老问题,但新问题是,第一,房地产产能过剩又出来了;第二,钢铁、水泥的产能过剩也出来了;第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飙升得更厉害。
因此,中国消费不足并没有科学的参照系,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形成出口-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目前接近2位数的消费增长是适宜的。但是,近期消费修复存在很大的差距,存货上扬和物价下跌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凸显,所以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的短期问题值得关注。
目前消费率过低是一个“双低”格局
但同时,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消费不足,总需求与总供给复苏的不平衡,同时也表现为消费率过低。
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GDP)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目前中国最终消费率是56%,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是80%,印度和泰国是66%、67%,甚至越南已经达到了74%。
不过,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出口-投资驱动型色彩在淡化,消费对GDP的贡献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
这主要因为是我国出口下滑和投资低迷导致,并不足以改变消费率过低的判断。
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但居民消费占比较低。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8%,远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
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实际是一个“双低”格局:一是总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二是家庭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低。
什么原因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也持续下降。
在国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同时,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与调整,对消费带来了很剧烈的影响。
目前房地产的调整到底对下一步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要积极研究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一定会挤占消费基金,一定会导致更加差异化的财富基尼系数,从而导致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滑。
不过,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存量分化对中国消费率过低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唯一核心的因素。
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过低、居民所得过低,而实质性原因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强制性储蓄过高。
这其中,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和投资核心。而过度偏重投资,又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社保支出不充分、不平衡,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
数据显示,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从下降幅度来看,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平均值下降了40%,但中国仅下降了12.3%。
如何解题?政府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消费率过低,是难以构建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
而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
政府、国有企业的强制投资决定了储蓄率过低,因此对于政府功能、行为的改革,是调整的一个重点,同时也要进行国有企业分类性的改革。
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而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对于目前既有短期消费不足、消费恢复乏力,又有消费率过低的状况,刘元春表示,中国目前需要组合式扩消费的政策,既要应对短期问题,也要应对中期问题;要在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上着力。
需要用相关的组合模式、新的鸡尾酒疗法,而不是一项政策打天下,一招鲜的时代已经过去。
关注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及其信心的修复;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不同阶段以不同主体为主;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进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极其重要,社会安全网是核心;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主体在国内十分重要;逆周期政策必须快速推进,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也需要重点推出。
消费率、投资率的转变,需要依靠净出口率的变化。“宏观动态平衡依然是判断最优消费率的可信性依据,而不是拍脑袋就能够出来的。”对于目前的投资过剩,这依赖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依赖于深层次的改革,同时也依赖于在扩内需中弥补外需下滑的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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