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19日参考消息网。

编者按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从封闭国门到打开国门、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40年。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中国外交官不仅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推动者。值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推出“外交官忆开放往事”大型融媒报道。通过外交官撰文讲述或对外交官访谈的形式，回顾他们亲历的开放往事，畅谈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积极参与全球化，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历程，纵论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意义和世界影响。敬请垂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世界大动荡、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自己，更影响了世界，国际秩序的调整和重塑也进入新的轨道。

中国外交这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维护总体安全的外部和平环境、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已经争取了4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奠定了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阻力再大、困难再多、风雨再密，中国发展的前途光明，势头不可阻挡。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外交提升“全面应对”能力

40年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服务，为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服务。为此，中国外交确定了四个板块：一是大国，二是周边国家，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四是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领域。这四个板块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

从外交角度看，自中国改革开放、积极投身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以来，纯粹属于双边的问题越来越少，这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特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区域问题，无论是贸易、气候变化，还是核不扩散、传染病防治，都具有跨国界、跨领域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逢全球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加上大国关系的强大“外溢效应”，要求中国外交必须加强全局和战略思维，具有综合试策、全面应对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创新和贡献，让马克思的《资本论》洛阳纸贵，并使西方的“历史终结论”销声匿迹。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现实意义，又通过文明交流与融合，充实了全球治理思想的宝库，使人类面对历史性挑战时，对世界未来充满信心。

新思想助力开放砥砺前行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过去西方看中国，无非是贫困落后，包括“器物、制度、观念”诸多方面的落后。如今中国奋发自强，改革开放，摆脱了积贫积弱，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30%，超过美、欧、日总和。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发展思想的先进和发展道路的成功。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契合现实逻辑和历史规律、继承与创新并举，对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砥砺前行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顺应全球化潮流，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达沃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培育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全球治理架构和模式的新思想、新方案，为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给出了中国特色的“答案”。

一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充分体现中国新的大国观、治理观，表明中国的强国之路不会搞侵略，不会称霸掠夺，中国将坚定不移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主张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始终成为历史主旋律。

二是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各领域治理中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些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结晶，植根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的地球村，建设“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三是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希望建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旨是结伴不结盟、合作不对抗，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世界的事情各国平等商量，不是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四是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加强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减少贫困，已经开始尽自身可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正在努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既向发达国家开放，更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打开大门，这将为国际社会全面深化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开创新的历史机遇。

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美建交40年几乎平行。中美总体合作的关系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发展带动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2008年中美与G20其他成员“同舟共济”，合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两国关系40年总体稳步前行。然而，近来美国确定中国为挑战其全球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合作与竞争并存局面出现竞争更加明显的新特征。这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是个考验。从两国关系40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只要中美战略利益找到共同点，相向而行，中美合作就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反之中美猜忌和矛盾就会增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为全球性大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越来越近。中国的上升势头及其“外溢效应”与美国希望长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主导地位，会发生难以理清的纠结。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已形成势头，中美作为亚太主要国家，从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的“战略模糊”，进入“战略清晰”的僵持阶段，即从“合作的对手”向“对手的合作”转变。其间，中美依然是合作与竞争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只是两国的摩擦和竞争会增多。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积极妥善应对，继续推动中美多双边各领域的合作。中国在上升期遭遇打压和阻力并不奇怪或突然。对目前强加于中国身上的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不得不打。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G20峰会机制发展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对两国根本利益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源于美国对资本管制的松懈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逐利。一直在世界经济事务呼风唤雨的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不得不求助于中国等新兴大国来共同应对危机。G20这个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诞生的部长级论坛应运而生，升格为元首级的全球经济治理磋商机制，以应对金融危机。G20之所以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接受，重要的是它涵盖了主要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强，组成平衡，而且规模相对较小，容易达成一致。

中国从2008年开始在G20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转折点之一，是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起点。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作用和深度，在G20齐心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由此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圈，初步形成了G20引领全球治理和协调世界经济事务的核心地位。2016年习近平主席作为G20主席国中国元首主持杭州G20峰会是G20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旗帜鲜明地支持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支持G20发挥主要经济治理平台的作用，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支持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逐步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中国的决心和努力没有动摇过。世界上有很多与中国“志同道合”的国家，今后全球治理领域国际合作的路会越走越宽广，这必将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营和有序调整。

努力塑造未来国际秩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高度一致，全球化把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中国外交在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方面一直承载着历史使命并努力实践。

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相对平衡的现有国际贸易、安全、经济、金融体系分叉发展，既面临新的整合协调提升的机遇，也受到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同时，调整或重新制定一些国际规则势在必行。这些年，中国正是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出发，来处理涉及体系团结和调整的大事。中国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是一例，针对全球安全治理的缺陷提出“新安全观”则是又一个例子。

人权领域的治理颇能说明中国对该领域治理的理念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西方不少国家的人权观一直没有把生存权、发展权，尤其把消灭贫困放在首位，而是一味突出政治公民权，起码他们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态度是如此。在起码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刻意突出政治公民权既不现实，也显虚伪。

笔者曾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中国代表，与西方国家使节有过很多这样的辩论。譬如，欧盟每年都会在人权理事会就斯里兰卡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提出决议草案，谴责斯里兰卡政府“违反人权”。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就问，难道打击反政府武装、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也是“违反人权”吗？每次斯里兰卡政府派高级官员来理事会申辩，斯里兰卡大使会找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代表商量应对之策。目睹斯里兰卡外交的困难，发展中国家深有同感。这种以文明优劣判高低的“救世主”态度凸显了西方国家信奉文明冲突的执拗，脱离了世界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涉及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习近平主席201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庄严地表示，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发展中国家定位。

总之，我们在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实践时，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梳理“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这样盘旋上升的思想和路径。圣奥格斯丁说过，我们面对的永远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纠缠的现实。新的世界秩序之形成和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表现得最充分、难题最多的就是改革开放的40年和以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40年或者更长时间。

历史时期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必然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有风险和“未知”，腾挪的空间也越大，这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有责任勇往直前，敢于探索、敢于思考、敢于实践，从建立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出发，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我们对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我们的选择，责无旁贷！（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