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4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

 

　　受访人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

 

　　访谈嘉宾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著《“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机遇与风险》）

 

　　访谈动机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热词。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2015年3月中国发布第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政府白皮书—《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倡议到规划再到展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了“中国速度”与“中国魅力”。

 

　　在3月28日的博鳌论坛年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根据公布的这份愿景与行动的政府白皮书，可以看到，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是四大共建原则，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五大合作重点，完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是制度保障。

 

　　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但与此同时，针对“一带一路”的担忧与质疑，也随之而来。今年以来，中国一些海外项目遭遇波折，尽管其中原因不尽相同，但这无疑给予了国人几分冷静与警醒—建成“一带一路”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家之力所能实现。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有人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塑造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开始，这不仅片面曲解了“一带一路”真正涵义，还给予了“一带一路”所不能承受之重。“一带一路”无疑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如果得以实现，那么每一个沿线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不仅可以做大各自的蛋糕，还能共享由此形成的安全红利。

 

　　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现实利益与矛盾盘综错杂，加上某些地区持续动荡的地缘政治局势，都预示着“一带一路”并非坦途，这需要各国政治家与人民的智慧与勇气。

 

　　先驱语录

 

　　“一带一路”的生命力在哪里？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对公共产品的日益增长需要和落后的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先不论政治安全利益，如果“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得以实现，那也是相当伟大的。这不能只靠中国一家之力能得以实现，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众人划桨开大船

　

　“一带一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所做的还只是一个铺垫。如果要给一个年限的话，那可能要到2049年才能基本实现，与中国的三步走战略同步

 

　　是合作倡议，也是公共产品

 

　　《国际先驱导报》：您理解的“一带一路”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王义桅：

 

　　就个人的理解，“一带一路”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合作倡议，二是公共产品。为什么要合作？有个背景值得一提：金融危机之后，投资与经济增长乏力，每个国家都在执行自己的计划，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中国则是中国制造2025，与此同时也加速了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谈判，TTIP、TPP等，推动制订更高标准的全球化规则。“一带一路”倡议与FTAAP（亚太自贸区）就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倡议。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就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互联互通。中国一方面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是中国具有相当的技术能力，比如高铁技术、核电技术等。

 

　　另外，中国具有丰富的相关运营与管理经营经验，目前中国运营与管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高铁网络，中国的这些经验能力经得起考验。中国还具有庞大的人力资源，每年毕业700多万大学生，其中大多数都可以成长为工程师，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因为搞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技术的基础设施，没有充足的人才供应是支撑不起来的，从研发到建设到管理，每个环节都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队伍。中国的这些人才队伍同样可以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为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不仅仅局限于修桥架路的交通设施，还包括油气管道、电力供应网络以及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硬软件的互联互通，这里面蕴含着新一轮的投资方向，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而言，一些国内优质富裕产能可以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既发展了自己，又造福了他人。

　

　　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世界都有这个需求，尤其是对于亚洲国家而言。“一带一路”的生命力在哪里？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对公共产品的日益增长需要和落后的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世界有需要，但却明显的供给不足。在亚洲有个亚洲开发银行，它主要以扶贫开发为主，但实际贯彻的还是美国与日本的理念，包括人权、环保标准、政府透明指数等一系列门槛，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同样如此。而中国人讲发展才是硬道理，没发展如何减贫？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最大经验，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主要经验之一。

　

　　事实上，不管国际社会有人怎么唱衰中国经济新常态，但国际上没有人比中国更加成功。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魅力始终无法抵挡，它们会思考：既然中国能成功，我为何不能成功？而中国可以帮助它们，鼓励它们，因此，这个就打破了原先只有美国一条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

 

　　不能仅靠中国一家之力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中国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王义桅：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实际上有三个出发点：

　

　　一是拓展中国市场。国内市场已经不够，改革开放受益的主要是沿海地区，丝绸之路则可以盘活西部地区，通过互联互通跟中亚与欧洲联系起来，因此，这是中国新一轮地方跟外部世界的接触，内陆地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活力不可低估。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市场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欧亚大市场，甚至还可能连到非洲。现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犹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有技术优势，有产品优势，有人才优势，还有经验优势，只要人家愿意做，中国都可以帮助它们做。如果欧亚大陆建设好了，市场上连成了一片，那美国就是成了一个“孤岛”，实际上，美国人已经感到焦虑了，欧亚大陆如此大的市场规模，美国两面靠洋，都离得足够远，而欧亚大陆一旦通过高铁网络联通起来，市场形成一个整体，那么海洋与陆地的地缘格局就会发生改变，由海洋抑制大陆的格局转换为大陆优先于海洋。

 

　　“一带一路”是海上与陆上并行的，它们连接起来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环，一个可以互联互通的环，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如果整个欧亚大陆实现路通、管道通、互联网通、货币通、人心通，其迸发的活力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需要大家一起配合，不是中国一厢情愿就能够可以实现的。中国有危机感，中国如此高的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外汇储备，如果不寻求投资出路，迟早都会被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等方式给耗掉的。

 

　　第二个目的，就是实现欧亚大陆的振兴，带动人类文明回归到世界文明中心这个原来的位置。美国文明的世界地位建立在继承西方的遗产上，它原本就是短暂的，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欧亚大陆要振兴，中国搞好周边很重要，带动亚洲，促进全球平衡。

 

　　这是一个大战略。当然，怎么做到这一点，尤其是欧亚大陆有如此多且复杂的矛盾冲突点，这是一个大考验，但相信通过“一带一路”五个方面的互联互通，是可以达到化解安全困境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下的互联互通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些利益是美国那套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些国家首先要做的是仿效中国搞经济建设的经验。

 

　　欧洲搞一体化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经济整合，搞大市场，联合自强；二是实现欧洲和平，化解安全困境，这当中包括如何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但现实的情况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乏力。欧洲一体化到现在的规模也就是相当于中国60%的面积，在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困境，欧元遭受美元打压。如果欧亚大陆打通，那么欧洲一体化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实现的目标，就更有可能得以实现了。现在的中国具有打通欧亚大陆市场的实力，那欧洲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个目的是开创新的全球化模式，全面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只要欧亚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就没有美国什么事情了，美国就没有机会在玩平衡，利用欧亚大陆的冲突点搞博弈下棋局。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可能一步到位，这里面对中国外交能力、安全维护能力以及地缘政治规划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当然，先不论政治安全利益，如果“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得以实现，那也是相当伟大的。这不能只靠中国一家之力能得以实现，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众人划桨开大船，如果“一带一路”上的65个国家都能走到一起划桨，那这艘大船哪有不快的道理。

 

　　四大风险不可低估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出钱出力帮他国搞互联互通，尽管这是一种投资行为，但投资的回报率难以确定，当中的风险不可低估。您如何看待当中的风险？

 

　　王义桅：

 

　　第一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途与沿岸地区，存在众多不稳定因素。比如，乌克兰东部危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中东“伊斯兰国”问题等等，都伴随着种种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美国与俄罗斯在相关地区与国家的较量。

 

　　第二是非传统安全风险。在“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区域，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三股势力有再度抬头的可能性；另外，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水资源冲突等也可能将中国卷入进去。

　

　　第三是传统安全风险。基础设施投资大、收益慢，多具有战略性与长期性，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如果当地国家发生政治争斗甚至颜色革命等突发事件，尤其是可能遭他国利用、挑拨与干扰对华关系，那势必会影响到“一带一路”的进程。“一带一路”沿岸与沿途有65个国家，其中一部分国家只是希望能从中国这儿得到收益与好处，并未真正准备好投入，不排除一些国家配合外界干扰，因为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导致立场的逆转。

 

　　另外，中国自身也面临在东海与南海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海上安全威胁日益严峻，这些都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利的。

 

　　第四是法律与道德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是因为“一带一路”所涉及国家多、差异大、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亦格外复杂。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工期长、工程大，涉及利益面广，很容易遭遇吃力不讨好的境地，如果事情做得好，人家还说你干得好，但一旦出了点问题，比如安全事故、环保问题等，人家可能就说你坏，花了很大力气树立的良好形象，很可能就毁于一旦。

 

　　因此，“一带一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所做的只是一个铺垫。如果要给一个年限的话，那可能要到2049年才能基本实现，与中国的三步走战略同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