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22日上海《新闻晨报》。

板球明星出身的巴基斯坦新总理伊姆兰·汗并非政治素人，在正义运动党（由伊姆兰·汗创立于1996年）入主伊斯兰堡之前，这个以反腐之名成立的政党就已经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西北边境省份有过不错的执政表现。外媒将伊姆兰·汗形容为反腐的改革者、民粹政客。他宣称要建立一个“伊斯兰福利国家”。伊姆兰·汗治下的巴基斯坦，和过去有啥不一样？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叶海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 鹏

坏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新闻晨报：巴基斯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债高筑和国际收支危机，这个国家在过去30年里似乎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这个问题，光是向IMF申请救助就已经有过14次，伊姆兰·汗在宣誓就职后的首次总理演讲中说：我们养成了依靠贷款和外援来生存的坏习惯。这个坏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叶海林：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几任民选政府在借债方面都不够节制。从1988年贝布托上台到现在的整整30年里，巴基斯坦债务比较良好的时期是穆沙拉夫执政时期，穆沙拉夫政府坚决顶住了压力，没有向IMF借款。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对IM F的借款有一种“谜之崇拜”，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IMF的借款更像是鸦片，抽上以后就非常麻烦，第一是利息较高，第二是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极小，第三是IMF的贷款有很多附带的改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出售国有企业、放松金融监管）会削弱这些国家在未来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却便于外来金融机构在打开大门之后“剪羊毛”。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伊姆兰·汗现在想采取和穆沙拉夫当年一样的做法，但是，和穆沙拉夫相比，他的处境并不有利。穆沙拉夫当年靠军政府的权威，强制性地推行了不向IMF借款的政策，“勒紧裤腰带”把钱还上，伊姆兰·汗能否如法炮制，需要国内外都具备有利的条件才行。

新闻晨报：王鹏先生刚从巴基斯坦考察归来，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有什么最新的感性认知？

王鹏：这次我们主要调研首都伊斯兰堡和第二大城市拉合尔。总体讲，巴基斯坦老百姓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但与此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

新政府和过去不一样？

新闻晨报：伊姆兰·汗誓言“要打破乞讨的碗”，宁愿自杀也不愿再接受贷款，为此，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敦促富人缴税、从总理府开始厉行节约，甚至把仆人数量从524个锐减到2人。怎么评价这些新政的作用与可行性？

叶海林：总理府的开支并不是症结所在，巴基斯坦全国最应该做的是艰苦奋斗。所谓的开源节流其实也节不出多少来，但是，这种新政带来的象征意义还是应当被高度评价，毕竟没有几任巴基斯坦总理愿意这么干。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非常讲排场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不缴税的国家，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财政状况就很难改变。

王鹏：所谓“厉行节约、不要贷款”恐怕只是新任领导人的某种例行公事的民族主义表态而已，不会有太多实质性举措。第一，这个国家消耗很大，经济基础孱弱，离不开外部援助。第二，削减政府开支、敦促富人缴税，都是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尤其是在巴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军方。试问，他有这样的胆略和能力去落实诺言吗？每个民族主义政客上台前后都会标榜自己政策的独立性，但一个国家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度并不是哪个政客个人能轻易改变的。

新闻晨报：有人说，伊姆兰·汗与其政党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反建制”群众运动的又一案例。

叶海林：这个说法纯属胡说八道，巴基斯坦的建制与反建制不可以这样划分。

王鹏：我们也采访过不少当地人，问他们投票给谁？或者为什么投票给伊姆兰·汗？他们把手机拿出来给我看。原来，巴基斯坦但凡买得起智能手机的人都会安装推特、脸书等社交软件，而伊姆兰·汗在竞选期间就最喜欢更新推特和脸书，并通过这种办法圈粉无数。应该说，伊姆兰·汗和特朗普一样，都是非常善于使用新媒体技术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

新闻晨报：新外长在宣誓就职中提到，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巴自身的利益，巴《黎明报》就此发表文章，题为“‘巴基斯坦优先’是巴外交政策的核心”。从中能否看出其外交走向？

叶海林：伊姆兰·汗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经验，而在于他的阵营本身是否牢固。他的背后的确有支持者，但是，支持者某种意义上也是约束者，而且他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很多内外政策不是他能决定。抛开巴国情不谈，仅看巴基斯坦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印巴关系上，印度不会改变对巴敌视政策，美巴关系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对巴敌对成了一种潮流，剩下的对外政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空间。（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