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剑辉系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30日能源评论。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实现自身转型并引领全球和平发展的战略抓手，意义重大，同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前所未有。设立集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于一体的战略性平台公司，为战略实施提供了一条可行性路径。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呈现为明显的“C”字型，东面面对太平洋，北、西、南则都是陆地国家，是全球少有的既有众多陆地邻国，又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

　　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地是被动利用好外部机遇，包括“冷战”时期中美关系改善以及后来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出口量剧增等。充分利用了“C”的开口部位，在沿海地区设立对外开放窗口，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已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成为制造业第一、出口第一、能源消费第一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巨大，加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都非常严峻，传统发展方式已现疲态，被动跟随策略显然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近年来，美国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又导致中国东海、南海方向压力骤增。为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确保国内资源与能源供应安全，中国必须突破“长城思维”，充分利用陆上疆界，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既具备了依靠自身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也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而且已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大家庭之中。所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针，是中国势在必行的选择。展望未来10～15年，中国所拥有的机遇，更多的是一种在开放条件下“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主动发展机遇。

　　若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与领域进行分解，可以看到在新一轮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海外投资等将成为发展新引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有利于将中国与邻国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引领全球和平发展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凡是强国都是全球化的。所以中国意欲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更加广泛地融入全球化是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促进和引领全球和平发展的战略抓手。

　　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已由2008年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呈日益分化格局。除美、英等少数国家经济复苏较为强劲之外，其他国家均增长乏力。由此带来了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可能，金融市场波动会进一步加剧，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那么，如何才能助推全球经济，尤其是亚非拉落后地区的经济重新回到发展快车道呢？除了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输出，中国丰富的外汇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输出显然是更加靠谱的选择。

　　一是在全球跨境投资总体趋缓背景下，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将成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依靠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望获得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进步的资金支持，工业发展又将进一步带动对全球钢铁、水泥、能源等的需求，从而让全球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发展循环。

　　二是中国拥有适应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基建能力。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全球最为强大的基建力量与丰富的基建经验。因为发展阶段相似，中国这些基建力量与经验，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和后消费时代的同类产品，会更加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情况。在中国资本输出过程中，这些基建力量与经验可以没有摩擦地移植到多数发展中国家。

　　构建国际化战略框架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意义重大，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前所未有，既需要政府部门和智库共同设计总体框架，也需要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各行动主体转换思维方式，构建国际视角和国际思维。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内外有别，不能按照国内思维来做国际业务，需具备全球视野、国际理念，采用国际模式，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推进。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将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包容性思维。实际可理解为以中国为中心，对外没有明确的起点终点，而是根据时代需要，按照时代特征来推进，既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又要实现亚洲梦、世界梦。

　　当前，国内各省市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与战略，国家层面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需注意将其与各省战略结合起来，将各省、各区域战略与国际化战略融为一体。比如说，新疆喀什距离江苏连云港有2400公里，而距离巴基斯坦的巴达尔港只有600公里。目前，喀什的货物运往欧洲，需要先通过陆路千里迢迢运往连云港，然后装船绕过马六甲海峡再前往欧洲。如果能够打通中巴铁路交通，将货物直接由喀什运往巴达尔港装船，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将大幅压缩，势必会增加喀什货物的竞争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设立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也要有新理念、新模式，不能简单地模仿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以金砖银行为例，要从理念、定位、体制和机制层面全方位创新，构建“事业部”与区域性合作“子银行”相结合模式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金砖银行上海总部与投资所在地政府合资成立子银行的运作形式，不仅可以有效缓解金砖银行自有资金规模对其发展的限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当地的经营与治理积极性，保证经营效率与投资安全。从防范风险扩散的角度看，母子银行模式也具有优势，一旦某地区的投资项目出现巨额坏账，由当地子银行承担，对上海总部以及其他子银行不至于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设立战略性平台公司

　　“一带一路”战略主打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的高资本成本导致投资具有很高的潜在风险，这决定了其投资主体必然主要是政府。但是，对于亚非拉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财力薄弱，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而来自世界银行的贷款又如杯水车薪，不能满足需求。更要命的是，世行的贷款模式存在问题，其贷款对象为各国政府，且资金多数投入到非营利性项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关国家造血能力弱的现状，反而容易使其陷入外债累积的恶性循环。

　　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实现既降低投资风险，又利用国外资源的目标，则需要探索更加可行的投资运作模式。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平台公司投资模式和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运作模式，设立中国与投资所在国合资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

　　具体操作方法是，由中资企业以美元或人民币现金投资发起、当地政府授权企业以矿产资源入股，本着互利共赢、平等合作原则设立合资公司，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只对这些合资公司进行贷款投资。这样把高收益的资源产业与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合资公司可以将资源开发所得利润用于偿还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回报低、融资难的困境。管理模式上，尝试引入多级政府协调工作机制，先从政府高层就优惠政策、资源整合等难点问题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然后交由执行层落实相关具体工作。

　　此运营方案融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考虑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各方的利益和诉求，发挥了中国与投资所在国各自的比较优势，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中国政府，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经济外交，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并提高收益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于中国企业，有利于争取项目，先期锁定国外资源，确保国内资源、能源供应安全。对于投资所在国，在不增加债务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问题，提高了自身造血能力，有利于未来经济腾飞。对于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能够提升对国内外高端客户的影响力，同时减少贷款风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