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敬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27日美国《侨报》。

第七轮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实质行进展。据2月25日新华社报道，进展包括六个方面，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

前五个方面很正常，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汇率”出现其中，观察家们难免会将中美一直纠结的汇率问题联系起来。在特朗普经常提起的“汇率操纵国”名单里，中国赫然列在第一位，然后是日本和德国。因此，汇率问题出现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实质进展”中，释放出中美已经解决了汇率这个困扰中美的结构性难题。就有分析者认为，这是否美国逼迫中国签下汇率“新广场协议”？

其实，这是伪命题。

“广场协议”是1985年9月22日五个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的货币协议，即通过引导主要货币对美元贬值的方式，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广场协议”是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在美国淫威下，通过本币升值让美元贬值。当时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日元升值首当其冲。五国签订“广场协议”短短数月，日元升值20%左右。由于日本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日元升值打击了日本出口贸易，随后日本又潜入“失落20年”。因此，“广场协议”也成为美国利用汇率武器打压其他其他伙伴的典型案例。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中美贸易摩擦的强度，和当年美日之间的贸易博弈，确有相似之处。但时移世易，中美之间显然不可能再签署美国逼人民币升值的“新广场协议”。

一方面，当年美国和上述五国属于盟国，又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对其他四国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一切为了美国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共识，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西方国家也形成了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习惯。另一方面，当时美日贸易失衡，美国曾经担忧日本买下整个美国。在此情势下，要平衡美日贸易，让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不仅是美国所期，日本为了缓和对美贸易摩擦，也要在汇率上做出让步。

 “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有日元升值的因素，但也不能全部归咎于汇率因素。日本经济“失落的20年”是多重因素所致，因此“广场协议”是否日本经济迟滞的原因，日本和美国都有不同观点。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然为美国政府所诟病--只要对美存在顺差，美国都会紧盯汇率--日元如此、欧元和人民币也是如此。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指责人民币汇率，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华贸易博弈的核心内容，一直威胁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然而，即使中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去年10月份，美国财政部也未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过程看，中国并没有刻意操纵人民币汇率。相反，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且人民币已经纳入“SDR货币篮子”。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更加优化，即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的收盘价，综合考虑外汇供求关系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现在，人民币最终形成“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中间价报价新机制，有效对冲了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汇率调控的自主性增强。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越来越高，人民币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在此情势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战略实力强于中国，但美国对华贸易发力，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因此，中美两强博弈从贸易战延伸到科技战再扩大至印太地缘政治层面。这和当年美国逼迫日元升值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组织一场五国会议，就让日本等国签署了货币升值的“广场协议”。但是中美经过了10个月的贸易苦战，经过七轮的贸易磋商，才达成了涉及多个领域的实质性进展。这是两强博弈后达成的妥协共赢，而非强弱对比下的城下之盟。

 “汇率”处于“实质进展”的最后一个，凸显“汇率”不是中美两国贸易的核心内容，这是顺带将此列入其中而已。就实际而言，中国也不希望扩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更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获得出口优势。相反，去年中美贸易战让人民币贬值动摇着内外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中国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主动贬值，不符合市场期待，更不符合中国利益。

中美贸易摩擦休战若能达成最终协定，是中美两国实力博弈的结果。如此强强对决，所谓“中美新广场协议”属于无稽之谈，是个伪命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