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G20以及在其他国际论坛发挥的积极作用被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可，原因在于中国着力推进共同建立和加强多边治理体系，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特别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主要经济体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协作，同时认同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替代性政策来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当前一个趋势是扩大G20的经济议题。而且，区域贸易集团的谈判将给主要经济体竞争带来弱化多边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未来G20论坛，中国将会关注诸如基础设施投资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巩固等议题。

      最近，中国当局宣布中国政府将致力于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赖国内家庭消费和企业创新能力，而不再基于出口和投资基础设施。当然，这些转变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巩固并扩大中国现有的中产阶级，他们日益增长的购买力需要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同时提供多样化与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

      推行更严格的信贷政策，既要中期实现中国经济通胀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还要有助于提升人民购买力水平和缩小社会不平等。然而，在不断修整过程中显然会有风险的存在。由于影子银行发放的贷款占总贷款的绝大多数，考虑到民间融资有可能崩溃，政府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将受制于降低产出增长率的同时保证私有部门不出现大规模损失的能力。

      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国内市场，而不是继续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已预料到这一转型，逐渐向生产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以及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产品发展，虽然这同时意味着劳动者工资的增加。生产率的提升可弥补转型过程中部分成本的增加，因为政府已经采取多项举措来提升国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如今，中国一些企业开始生产世界最高端的产品，这些企业拥有专利和专项权，以保证提升高附加值产业链的份额。政府激励机制则确保企业大部分收入用于技术创新和建设现代化工业园区。尽管对中国不透明的监管框架和在保护西方企业产权上不力存在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改善企业环境，增强企业活力，这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的发展。

      近来，中国政府表示将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未来国家实现国际一体化的战略。当下的焦点是可再生能源，国家出台了专项促进出口和创新的政策。中国寻求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领头羊”，并大量投资主宰未来城市日常生活的“绿色”技术，比如，混合动力车、家庭智能能源管理以及低碳交通工具。在国家经济模式转型中，技术进步仍起着关键作用。

      虽然预测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向更均衡、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着绝对优势。最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改善财产分配和改变社会中政治格局，还在于这一旨在提高国家生产力和应对全球新形势的政策有些激进冒险。因而，这些政策绝不仅仅是必要的调整，更多的是一种新发展模式，要经得起其他国家，尤其是G20其他成员国实践的检验。（作者为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爱迪生•B•达席尔•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