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原驻联合国记者，本文转自12月17日“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

荷兰作家布鲁马曾对两德合并前的东、西德的教科书做过比较。他说，东德的教科书上印有许多抵抗运动英雄的照片，而在西德的教科书上则印着相当数量的大屠杀照片。有一张照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有一群穿着锃亮的皮靴的党卫军军官，他们正在从刚刚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中挑出一些人，送往刑场立即枪决。

在西德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有不少有关纳粹文件的详细介绍，比如1935年通过的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些集中营中的规定、格林或戈培尔的讲话等。这些原始文件无疑会引导学生把自己放进历史中去反思。

老师的提问着重于帮助学生认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为什么会错，错了怎么办，为什么要有人性之爱、和平之爱。这样的教育既培养了学生认识错误的能力，也让他们具有了反对错误的良心和勇气。

西德的道德、人性教育在上世纪60年代中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它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W.Adorno)的一次演说为标志。

1966年4月18日，阿多诺发表了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的演说。阿多诺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闻名于世。他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

“奥斯威辛”这个词，已超越了地名和历史事件的含义。这个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成为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名词，更意味着人类对历史苦难、战争和人性的重新认识。

奥斯维辛集中营（网络图片）

阿多诺在演说中提出了两个领域的教育：一是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儿童教育；二是普遍的启蒙。他认为，要〝创建出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以阻止奥斯维辛的灾难重演，因而在这种氛围中将会对导向恐怖的那些契机多少有点意识。”

他认为，对抗奥斯维辛定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自律”。他说，“如果允许我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达的话；也就是反思、自决、不参与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原则指导下，西德的一些教师在教学时着重让学生们认识到，在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亲自参与，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实际上也是一种犯罪。

布鲁马结识的一位女教师对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的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看上去很难相处，总是一付很威严的样子。有一天，有些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他说，“我们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

1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反新纳粹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德国全国有3百多万人参加了游行，是全国人口的27%。而在当年纳粹影响深重的慕尼黑，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游行，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

这次大游行是全民反思的结果。布鲁马说，它向世界展示了，对纳粹有着深刻认识的不只是德国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更是德国的普通民众。

布鲁马后来到了日本工作，他自然而然地拿德国与日本做比较。他说他曾看过一本许多中学都使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日本军人杀戮的照片，而只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和美国战舰在珍珠港沉没的照片。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说：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于珍珠港或中途岛之战，而是广岛的原子弹。

我从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那里获得了几段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英译文。其中第一段引自1998年版的《新社会研究：历史（新版）》，据说大约41%的日本学校使用了这个课本。

在题为“中日战争的开始”的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第254页）：“在控制了满洲之后，日本进入了中国北方。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未经宣战而发生冲突。战争从中国北方扩大到中国中部。这年年底，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队杀死了大约20万人，包括妇女与儿童（南京大屠杀）。”

读完这段话，我不能不为教科书的撰写者如此用心良苦地选择用词而感到震惊。一场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血腥战争被写成了“中日战争”。侵略被写成了“进入”（原文是Advance，意为前进）。“不宣而战”者究竟是谁，难道还要让中小学生去猜这个谜吗？

文中尽管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可稍稍关注一下有关日本教科书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就是为了这轻描淡写的一笔。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日本教育家、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为了将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写入教科书，打了32年的官司，他获得的赔偿却只有3400美元。

家永教授对教科书检定的起诉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史上历时最长的民事诉讼”。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特约记者在对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做了一番考察后说，教科书有关这段历史的页数与内容虽有所改善，但这种努力不完全是出自政府。日本文部省对整个侵略战争记述的检定立场基本上变化不大，甚至在背后利用保守舆论或议员做应声筒，推销另一套历史观。有关的历史教育因此只能靠部分教师做出个人努力。

《新日本历史》简单提到日军占领南京，但在注解中写道：“这个时候，由于日军导致中国军民出现了很多的死伤者（南京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牺牲者人数的实际情况，有着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持续争论。”（新华社）

从日本的教科书我想到了这几年从网上看到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评论。

最让我气愤的并不是那些极右翼分子，因为他们的言词原本就是混蛋和疯子的狂言。可怕的是那些以一副专家学者面目出现的讨论者，他们似乎并没有否认这场大屠杀，只是说没有杀这么多人，是20万，或者是10多万；对于日军屠杀平民，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军人装成了老百姓，继续向日本军队袭击，日军不得不还击。他们就像是在认认认真、冷冷静静地与你探讨一个学术问题！我每每读到这样的言论，心中便会掠过一阵阵冷颤。

这绝不是什么数据之争，它事关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事关战争中的人性和民族性！

在读了布鲁马先生的比较和分析之后，我多多少少明白了日本的教育、日本的教科书忽视的是什么。它忽视的不只是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更是人性的教育，没有人性与道德的反思，也不会有历史的真实与完整。

从那些冷静平淡的描述中，日本的学生怎么可能把自我放进去思考战争呢？又怎么会对日本民族性中非人道的野蛮性产生深刻反思呢？

近年来，日本也建立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展览和教育中心，其中有一个就建在广岛。我不知道，讲述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的惨景时，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地提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大屠杀。从网上的介绍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我还是查到了这样一段颇具意味的对话。

有一次，大屠杀的幸存者艾利希博士去那里访问，与几位日本孩子交谈。有位14岁的日本小姑娘说她读过许多介绍安妮日记的书籍，有本书上说，人会变成野兽。他们甚至会像野兽一样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另一位日本孩子则问她：“在那种环境下，你会不会也成为纳粹的追随者呢？”

艾利希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受过良好的热爱人类的教育。”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